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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英格力士-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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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显得有些无奈,也拿出了自己正在设计的防空洞图纸,开始看起来,她边看边说:湖南坟园这块过去一直是湿地,地下水太多,要把防水作好。
  爸爸不理她。
  妈妈对他说:你说这种土质在结构上怎么处理才更节约一些?
  爸爸不屑于去谈什么防空洞,说:好了,不要拿防空洞来折磨我了。
  妈妈说:怎么是折磨?防空洞是为了打仗时保护人的生命,也是有价值的。
  爸爸冷笑起来,那声音像是喜鹊在叫一样,他说:打仗?天天都说打仗?跟谁打?跟苏联?挖什么防空洞,劳民伤财。节约什么?天天都在像犯罪一样地浪费,还说要节约。
  妈妈不理他了,她放下图纸,去打开收音机,他开始听京戏,并学着唱了起来,妈妈有很好的音乐感觉,她学得很像:我年龄十七不算小呀呵,为什么,不能帮助爹爹操点心,好比说,爹爹的担子有千斤重……
  爸爸突然再次笑起来:你十七?你还十八呢。他说完,冲上去把收音机再次关掉了。
  我以为妈妈会再开开,可是她没有。余下的是沉默,有很久谁都不再说一句话了。
  我在拼着英语单词,当拼到母亲这个词时,我轻声念了一下:MATHER,然后突然想到了什么,对妈妈说:妈,校长今天让我问你好。
  妈妈的脸在瞬间就变得不自在了,她看看我,说:嗯,好,你继续学英语吧。
  爸爸却突然站了起来,他看着我,忍了好半天,可还是走到了我的身边,对我说:你在哪儿看见的校长?我说:在校长办公室。他说:你到校长办公室干什么去了?我猛地紧张起来,犹豫着,不想说真实的原因。爸爸走得离我近了。妈妈也紧张得朝我这边靠着。爸爸再次说:你到校长办公室干什么?我说:我,我打架了,我今天念英语……
  我的“英语”两个字还没有落地,父亲仇恨的手就朝我打来,他狠狠地打在我的脖子上。他打完了第一下,又打第二下。
  我没有躲闪,心中只有委曲与仇视,我盯着父亲,狠狠地看着他,尽管他打我打得很疼,我也仍然看着他,我想起了烈士们面对敌人的样子,内心充满了对抗到底的决心。
  父亲真的被激怒了,他跳起来,在屋内寻找可以打人的东西。父亲不善打人,他在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打过我,他本身是一个温文而雅的知识分子,但是今天他简直是想杀人了。
  他在屋子里转着,像是在跳舞,他的脖子上抽着筋,完全跟一只公鸡一样,浑身上下的羽毛都在发着抖。他终于在床底下找着了一个鸡毛掸子,那掸子上的金红色的美丽的毛在像风中的晴蜓一样地在飞翔。父亲拿着它就像是拿着凶器,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突然也冲过去,抓住他手中的鸡毛掸子,说:你如果再敢打我,那我就去告你!
  父亲楞住了,他看着我,说:你说,我我说什么,你说?你告我什么。
  我说:我就说你说,你每天画的都是愚蠢的东西,像上刑一样。
  母亲突然冲过来,朝我脸上猛地打了一巴掌,她打得非常狠,就像打苍蝇一样,只听啪的一声,屋内回音荡漾。
  父亲惊讶,不解,委屈,恐惧地看着我,就好像他是第一次见到我这个人。
  妈妈费劲地挪过来,挡在我和他之间,乞求的目光看着父亲,说:要打就打我吧,别打他了。
  父亲的手高举在头上,他看着母亲,自己的嘴唇却在颤抖,眼泪一直在眼眶里闪,像一个高明的演员一样地没有流出来。
  我抚摸着自己的脖子,感到很疼。但是我没有再看父亲一眼。也就是在那时,突然有人敲我家的门。
  黄旭升正在外边高兴地喊我。我没有动。黄旭升叫着我的名字:快开门,有事告诉你。
  我虽然害怕父亲再次咆哮,但仍去开了门。
  黄旭升与我一起站在过道里,她走近我一看,说你的脖子怎么被打破了?我不吭气。她说:王亚军老师说让你去他那儿拿留声机,他同意让你当课代表了。
  我看着她,却高兴不起来,父亲的神经质与母亲像小偷一样软弱的表情老是在我的面前晃动。这时,父亲突然出来,要拉我进家门。
  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喊起来:刘承宗,刘总。
  爸爸楞了,现在的人能叫他刘承宗就已经不错了,还叫他刘总,那是总工程师的时代,这个人是不是发疯了,他来自天外。妈妈也显得糊涂,她看看爸爸,看看我,然后去开门。
  第5章
  进来的是范主任和一个解放军。范主任介绍说这是马兰基地的领导。
  他们在家里坐下。范主任看见了扔在地上的鸡毛掸子,又看看妈妈脸上的泪痕,再看看我的表情,说:夫妻吵架打孩子了?就是嘛,别人都说咱们这些知识分子文明,家里不吵架,跟工人农民不一样。其实有什么不一样?吃的都是五谷杂粮,穿的也都是棉布,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和工人农民早就打成一片了。哈哈哈哈。
  解放军也跟他一起笑起来,说:不过老范,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吵架和我们这些当兵的是不一样,你是北大毕业的吧?
  范主任说:不,说起来不好意思,是清华。最早是美国鬼子办的学校。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当时就想考高分,结果就考了高分。当时还自命清高,现在想想,真幼稚。我们真是要好好改造思想。
  解放军说:都是为人民服务,范主任,你也不要总是自责。好了,跟刘总说说吧。
  范主任认真起来,他的表情让我再次想起了那天打爸爸耳光的时候,他说:组织上有个决定,昨天就想告诉你,可是没有时间。简单说吧,基地要盖试验大楼,需要总工程师,你刘承宗即懂建筑,又懂结构,所以我们选定的是你,你有经验,又是技术……现在不能再说什么技术权威了……
  解放军这时突然严肃地说:但是,我们也需要技术。
  我在一边听着,从那时起,我对解放军的印像就永远是很好,他们天生不是为了打仗的,他们天生是来作好事的。他们在今天抗洪,明天地震救灾,当年他们进了我们家,我们家就得到了解放。
  爸爸开始变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双手时而互相搓着,时而又站在那儿来回摇晃,他想为他们倒茶,家里却又没有茶叶了,他显得着急。范主任笑了,说:刘承宗是个书呆子,他就是这样。解放军也笑了,他说: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
  妈妈只能为他们倒了杯白开水。
  茫主任说:你去了基地,一切待遇都按照部队的,工资,服装,还有补助的白沙子糖,每月一斤清油。
  父亲的眼神里涌出了无限的希望,他问他们:试验大楼的建筑和结构都由我负责?解放军和范主任都点头。我这时看着爸爸,突然又觉得他很伟大。爸爸眼睛里渐渐地显现出感激的光辉。他说: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有一个要求。解放军说:什么要求?家里有困难尽管提,我们部队尽量帮你解决。爸爸脸上产生了像革命烈士就义前的微笑,他说:我要求不给我任何待遇。只让我工作。
  许多年都过去了,父亲的话此时此刻还是像寒冷的北风一样地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它们盘旋在我的书桌上,把我的纸和笔都吹得来回动着,使我抑制不住它们的抖动。
  爸爸的嗓音在颤动:让我负责整个大楼。
  整个大楼。
  整个大楼……
  深夜里,我被一种声音从睡梦里吵醒。再次听见了父亲母亲的大床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音,先是妈妈叫,然后是爸爸叫。
  然后,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我这辈子不求别的,就想一直工作到死。我就是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妈妈笑了,那笑声在我听来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淫荡,她说:那我一定要想法为你买一张新办公桌。
  爸爸咳嗽起来。那是幸福的咳嗽。
  父亲走了,去负责他的整个大楼。
  有一天晚上,我竟然悄悄地跟踪我自己的母亲,我对她的怀疑天天在加重,特别是父亲离家去基地的这三个月里。我总是觉得母亲有些怪异,她甚至在某一个晚上穿了她多年不穿一直放在箱子里的高跟鞋。父亲不在,她穿给谁看呢?
  母亲出门时,让我早早睡觉,她态度温和,刚梳过的头有些湿。我似乎感到了她身上也有某种香水的味道。我说:你干啥去。她说:有事。我故意装着没有看她穿着的高跟鞋,但是,那鞋像是月亮一样地闪着光。她说:妈妈一会儿就回来。我点头。
  当她一出去,我就立即伏在了窗前,看着她出了单元门,然后朝学校的方向走去。我也下了楼,并远远地跟在了她的身后。
  进了学校的大门时,我有些犹豫了,我这样作好吗?但是,高跟鞋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说明妈妈已经上了楼,朝二楼的某个角落走去。
  我跟在后边,在昏暗的过道灯光下,看见妈妈修长的身影正在摇晃,她的个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她本身就是一个高个子女人,现在穿上了这双鞋,就显得更高。在夜色里,别人是不会注意她穿着高跟鞋的,在那样的年代里,她竟然穿上了这种鞋,她真是疯了。
  母亲走得渐渐快了,当她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前时,脚步竟然停了下来。母亲还没有敲门时,那门就开了。我听见了校长的声音:怎么才来,我刚才已经在楼下等你半天了。
  门关上了。我悄悄地到了门前,仔细地听着里边的动静。母亲说:这鞋好看吗?校长不说话。母亲说:你那么着急干什么?我就是因为要找这双鞋,才这么长时间。然后,没有人再说话了,似乎听到里边的地板上咚咚地响着,然后,就听到了母亲的呻吟声。尽管声音很小,我却听得清清楚楚。我肯定能想像出里边发生的事。
  我应该喊叫起来,可是我呆若木鸡。
  许多年后,母亲对父亲忏悔,说她当时是被迫的,她是为了保护我和父亲。因为反标是要枪毙人的。她说她虽然不干净了,但是却是由于爱才这样作的。
  父亲相信了她的忏悔,原谅了她,并更加尊重她,对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因为在父亲的理解中,母亲虽然这样作了,可是她的内心却在滴血,一个女人在这种时候所受到的折磨,远远超过了她们在受刑时的程度。比如说江姐在监狱里,别人拿针朝她的指甲缝里扎,那不过是肉体上的疼痛,而母亲却受到的是精神上的催残,母亲承受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
  为了安慰父亲,心疼他脸上一再增加的皱纹,我始终没有告诉他,母亲那天是穿着高跟鞋去的,母亲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被摧残,她只是在享受。
  母亲在那个秋天里,享受着春天里的东西,她在三十多岁时,却体验着二十多岁的激情。这其实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秘密,今天我把它说出来了,不管你们这些内地人听了这段故事之后,灵魂里是什么感觉,反正我这个新疆人乌鲁木齐人是从灵魂里开始轻松了。
  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母亲这样说三道四,真是不好,很不好。
  可是,故事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个时候父亲不在家,他已经走了三个月了。他经常给母亲写信,母亲也经常给他写信。这些信我以后也都看了,里边充满思念,当然不能说那都是假话。但是,我只是想问,如果你妈跟我妈一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会像我这样说出来吗?或者这样说,通过对于一个像母亲这样一个被扭曲形像的描写,道出了一个时代的非正常状态,如果我没有把它们定性为那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你们会骂我吗?那我能怎么办,我最好还是不说,让它成为一个永远躲在坟墓里的东西,就像是湖南坟园里躺着的那些冤鬼。他们或者她们有多少有趣的,委屈的事?当时没有什么人说,以后只有少部份让纪晓岚给说了。
  那是不是母亲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候?
  我不能随便下这样的结论,因为她也是学建筑的,她不如爸爸那样出名,她清华大学毕业后没有留苏,她年纪太小,她只能作为爸爸的学生辈,在爸爸大谈自己的体会时,瞪着大眼看着爸爸,并且眼里全是柔情和好奇,当然也有敬仰。她肯定当时就已经彻底地垮了,她知道自己爱上了这个有激情的老男人,尽管这个老男人也才三十岁多一点。其实母亲那个时候正在与另一个女人暗中争夺谁是校花,她善于在舞台上诗朗颂,而还有一个女人,母亲有她的照片,她善于在蓝球上表现。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太说校花这样的词了,可是她自己却偶尔津津有味地说着,就好像别人真的很关心她的风度与美丽一样。其实,她长得比阿吉泰差得远了。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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