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作者: 吴虹飞-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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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美吃惊的离奇故事。严歌苓能有什么新意吗？还有人很好笑地问，第九个寡妇？其他的八个呢？再说了，一个寡妇——我们恣肆汪洋的现代文学史上缺过寡妇吗？你想想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喋喋不休的怨尤，她太中国；你想想林语堂《红牡丹》里那个完全不守妇道，自由奔放的年轻寡妇，她太西方；你再想想当代的男性作家们，苏童、格非、余华、莫言，每个著名作家都写过寡妇（不知为什么，男人们都太容易夭折了），还不止一次，你还会对一个寡妇有着好奇心吗？但是，严歌苓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理所应当，统统不是。她给了她笔下的寡妇那么多的血肉、音容举止，那么多的生命力，那么多的无知无觉。苦难、委屈是一个方面，她更要给她的是那么多的体恤和爱惜。庞大的政治运动成了过场的边锣，欢乐和羞耻奏响生命的和声。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拥有太多幽默感、让人忍俊不禁的寡妇，像蒙昧少女一样天真无知，像地母一样隐忍、迟钝和浑然。当她咀嚼消化了磨难，慢慢老去，你的忧伤也涌上心头。在热闹的故事里，严歌苓悄然完成了对悲剧的塑造。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学史上的寡妇，完全由严歌苓发明创造，独此一家，把一个貌似骇人的故事讲得合情合理，肌理细腻。她才华横溢，幽默感随处可见，但她并不跳出来宣扬大仁大义，或者爱与忧伤。她机警地删除了所有疑似煽情的句子——激情如此充沛，想像力在飞翔，却又如此克制、胸有成竹，卓有成效。你想想，她能不沾沾自喜吗？“其实我很有幽默感”，“我先生也觉得我有幽默感”，当她干巴巴地“自诩”时，你并不容易感受到，但是——这是真的，至少在作品里她是这样的。　　　　　　　　　　　
　　　　　　　　她这样爱惜着她笔下的女性，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到王葡萄，她们都是性感的，熠熠生辉。卑微又高尚，沉重又轻灵。肉体如此丰满，灵魂又为何物？与其说是苦难，不如说是欢喜，虽然被践踏，但面对丑恶和暴力，依然有着尊严、宽恕和悲天悯人。她这么关照、爱惜着她们。你以为她是女性主义，其实不然。她没有那么咄咄逼人，她没有向男人要求过什么。“他们那种女权主义者很傻的”，“‘我就要和男人一样’是没有意思的，女人还是要去找老公，还是要去建立家庭。”女人在性这个问题上，是接纳体，是客体，是阴柔的，但不是软弱的。她自然而然，几乎是本能地把生活哲学用到了作品里。　
　　　　　　　　
　　　　　　　　她写过一切不合理的、非常态的、边缘的人物：　
　　　　　　抢劫犯、同性恋、失眠症患者、移民假婚者、身处异邦的东方名妓。几乎是危言耸听的故事，最后她都令它们合理化了，变得可信。她举例子，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荒谬绝伦的故事，作家却把感受变得真切起来。　
　　　　　　　　
　　　　　　　　在美国　　　
　　　　　　　　12岁到西藏当兵，见过大川大河，高原冰峰；经历“文革”，目睹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扭曲；20岁的时候当过战地记者，观望了对越南的自卫还击战，死亡在身边频繁发生；25岁退伍时已经是军旅作家。对于写作她优越感十足，“因为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专业作家还是很少的”，“不用上班，就在家里写作”。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一切开始顺利起来。直到美国新闻总署邀请她去访问美国，参观当时的美国青年作家创作中心，看到艺术基金会对艺术家进行支持，她动了心。　
　　　　　　　　
　　　　　　　　“前几年我还在说，我的理想是能够做一个基金会的‘瘪三’。”在美国，那些专门吃基金会的人叫“瘪三”，每年有个4—5万美金，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还有100％的自由。“这样看起来，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是很理想吗？”　
　　　　　　　　
　　　　　　　　“从美国回来以后就拿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反复权衡，找到几个学校，我想我可以去考：　
　　　　　　一个就是芝加哥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没有写托福分数，没有打算收外国学生），希望把你的作品寄过去看看，然后写一个self　
　　　　　　statement；还有一个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中文系，可以拿到奖学金，而前者因为是私人的学院，所以比较难拿奖学金；还有一个是康奈尔大学中文系，也给奖学金的。而我去美国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学校的录取，还因为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开了一个20世纪战争文学研讨会，正好我的作品《雌性的草地》刚刚出来，我就寄过去了。结果会议并没有开成，但他们对我的书印象很好，后来就邀请我到美国去了。”　
　　　　　　　　
　　　　　　　　她是30岁才开始学英语，从零开始，天天抱着《新概念英语》，在国内，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背后也在背单词。在美国的英语强化班学习，GRE成绩才530分，还没有进去的时候分数高。带去的钱已经快花光了，怎么办？她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有考试，“就豁出去了，把剩下的一点钱都买了机票，飞来飞去，一个月之内把成绩考出来了。几乎是奇迹”。也许是幸运，也许是因为破釜沉舟，她没有退路了，反而勇往直前。　
　　　　　　　　
　　　　　　　　“芝加哥艺术学院给了奖学金，当时最大的挑战，是和美国的同班同学一起写作。”这几乎不可能，但她异常勤奋，居然做到了。“当时我们上拉丁文学课，老师是阿根廷人，我们都要被他弄死了，每个课有75　
　　　　　　page要完成，量非常大。”反正她从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就开始失眠，又精力旺盛，老师要求写三页，她会写到六页。军阀主义式的老师让同学们都受不了，纷纷退课，她没有，硬撑着。她还要付房租，她利用假期，到餐馆去打工，还做过临时保姆、老人看护等。俏丽的中国女侍者，脸庞尖尖，“打一整天的工，然后晚上回来还跑咖啡馆喝咖啡，和人聊天，再回到家，再吃安眠药睡觉，几个小时后起来，亢奋地进行一天的活动”。因为超人的勤奋，她是教授的“宠物”。“我连着两年都是outstanding　
　　　　　　student。”她一定要这么强势，却说自己是“蔫儿强”。她终于又开始勃发写长篇的激情。苛刻的学院生活，让她脱胎换骨，受益终身。这样强悍的生存哲学也注入了《第九个寡妇》中。　
　　　　　　　　　　　　　　　　
　　　　　　　　谈谈爱情。她的前夫是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后者也写小说。严歌苓有过长期的失眠，最长的时候竟然失眠30多天。“脑子昏昏沉沉的，看到人也是，‘嗖’一声忽然冲过来的样子。不能见光，在黑暗里一直要憋着想事情。白天也要拉上窗帘，肌肉一直是抽紧的，很痛。现在一失眠还是浑身痛。更不能和别人讲话，别人说，你又没有睡？我就会马上哭出来，特委屈，好像天下人都抛弃了我一样。”有时李克威醒来，发现她还没有睡着，就给她念二十四史，或好言安慰。她却不忍心，与他分了房间。“我不活，他总要活吧？”　
　　　　　　　　
　　　　　　　　失眠是因为抑郁的痼疾。她的祖父是留美的博士、教授和作家，人有些孤高。后来祖父自杀。“文革”期间，祖母决定烧掉家中的藏书。她趁着烧掉之前飞快地读书，竟是读得生离死别。　
　　　　　　　　
　　　　　　　　还有呢？年少时期一场爱情的高烧。15岁爱上军中30岁的军官。他却出卖了她，不肯担当这个责任。于是她成了不道德的诱惑者，众矢之的，被批斗，被唾骂。她是美丽孤高的少女，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背叛。年纪轻轻就知道了绝望，知道了人性的大恶。她想过死，却终于活下来。　
　　　　　　　　
　　　　　　　　1989年，夫妻都出了国，严歌苓去了美国，而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我感到了孤独，一种很决然的孤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后来两人离异。　　　
　　　　　　　　接着是美国外交官劳伦斯的出现，两人热恋。严歌苓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当过13年兵，美国联邦调查局屡次对她进行盘查，甚至让她接受测谎。美国国务院的劳伦斯原本前途无量，即将被派往他最喜爱的国家罗马，但热恋中的人是不顾一切的，他不能容忍别人对恋人的冒犯，愤然辞职。她便嫁了他。1992年，她像候鸟一样，春天飞到芝加哥上课，夏天飞回旧金山写作。就在那个时候，她创作力旺盛，要写“傲视天下”的小说，“要让所有的委屈都得到安抚”。《少女小渔》的剧本令人耳目一新。爱情成全了创作，并非她一个人的先例。　
　　　　　　　　
　　　　　　　　关于女人的爱，张爱玲有过叹息：“在尘埃里要开出花来。”诗人翟永明有过歌咏的诗：“我是最好的女人。”而严歌苓则说：“是的，我很会爱，我天性浪漫。”　
　　　　　　　　
　　　　　　　　好几年前，作家麦琪因为读着《白蛇》，惊为天人，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她的作品不是大路货……需假以时日，等候知音。”　　　
　　　　　　　　如何评述、衡量才华？余秋雨进入福布斯，郭敬明进入福布斯，韩寒在博客上因为骂架大出风头。今年春天，安妮宝贝的《莲花》号称起印50万，余华的《兄弟》据说已经发行46万册，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只起印了1万册，对比悬殊。　
　　　　　　　　
　　　　　　　　“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　　　
　　　　　　　　吴虹飞：　您在《第九个寡妇》中塑造了王葡萄这个形象，有的评论家从您的文字中读出了“地母”的形象，您自己在创作时是否有这个意识？　　　
　　　　　　　　严歌苓：　
　　　　　　我没有这个意识，我不知道我在塑造一个什么形象，我只是在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有肤色、有温度、立体的形象，越浑圆越好。我不在意别人看到了什么，张三看到了地母就是地母，李四看到了破鞋就是破鞋，但她是一个独有的人物形象，她一定要和其他的女人不一样。吴虹飞：　
　　　　　　您的小说让人觉得您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是天生浪漫、精致的人，但是这样的人通常却相当的脆弱。　　　
　　　　　　　　严歌苓：　是的。所以我会羡慕像王葡萄这样的人，她有类似的冲动，但是她不分析，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吧。吴虹飞：　
　　　　　　面对中国这么多的政治事件，您提起来是有意为之吗？　　　
　　　　　　　　严歌苓：　
　　　　　　我是有意识，但并非刻意，只是想写出历史中颠覆又颠覆的一种状态。我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以后，讲的动乱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动乱，是思想的动乱，是概念的动乱。我描述的王葡萄是这样的一种人，她面对任何历史事件都无动于衷，因为任何人或者任何运动对她来说都是一回事，她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女人“野蛮”的天性发挥了作用，看到受伤的或者濒死的人都会去救护。都是生命啊，她的敌我观念没有那么强。关于天地人伦，她有自己的哲学观和道德观，但她自己是不能意识到的。吴虹飞：　
　　　　　　您是怎么准备这部小说的素材的？　　　
　　　　　　　　严歌苓：　
　　　　　　我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虽然住的时间不长。我在李准家呆了八年，他们不断在讲这些农村的事情。后来我还采访了李准的夫人，去了玉溪农村，第一次住了一个星期，第二次住了两个星期，听当地的村民介绍情况。他们带着我到各家去串门。我当时扎着个马尾巴，在田间跑步锻炼身体。吴虹飞：　
　　　　　　您在1990年代的创作灵感，是否得益于中西方之间语境的强行切换？　　　
　　　　　　　　严歌苓：　
　　　　　　我觉得是这个道理，语言环境文化的变化会使得一个敏感的人变得非常敏感。潜台词会在心中一直思考，一直涌动，嘴巴表达的有限反而造就了内心活动的极其丰富。既然口上说不完，那么心里就会停不下来。那个时候，想像力真的在飞翔。　
　　　　　　　　
　　　　　　　　创造是一个极大的苦、极大的乐的事情，只有创作才会唤起这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又会对抑郁病影响很大，会很焦虑，没完没了地去想事情。　　　
　　　　　　　　后来创作都变成了生理需求，一天不创作我一天就不舒服。吴虹飞：　我觉得您写小说的基本功很扎实，语言感也很好，很会讲故事。　　　
　　　　　　　　严歌苓：　
　　　　　　我对基本功还是看得很重的，有了基本功才能不失控。很多作家写着写着就失控了，在中国好像还比较鼓励这种特失控的写法。但小说是理性的，不能滥情或者失控。吴虹飞：　
　　　　　　您写的人物会不会都融合了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