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备忘录-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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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曹锟予以全权，诸将唯听所命。点将一直进行到夜里12点，吴佩孚这一夜真是过足了一把“全国兵马大元帅”的瘾。
第二天，他满有把握地向各国记者说：“我出兵20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
但吴佩孚不知道，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刚发动之时，冯玉祥、王承斌、朗景翼、孙岳等早已筹划了两个计划：一个是吴佩孚胜了，他们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榆关，不叫吴进京，而压迫曹锟任命吴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是排吴而不倒曹的计划；另一个是吴佩孚败了，他们就回师北京举行政变，这是曹、吴并倒的计划。
冯玉祥素与吴佩孚不和是众所周知之事。1922年他在河南开封诱杀宝德全，引起吴佩孚不满，撤了他的河南督军之职，还要查办他。为此，冯玉祥非常憎恨吴佩孚。
冯玉祥反曹锟，并非个人恩怨，而是以革命的名义反曹。
正是由于冯玉祥有反戈的准备计划，所以吴佩孚中南海四照堂点将之后，迟迟不行动。最后不得已行动时，部队则是以每天10里的速度缓慢而行。10月1日到达古北口时，便又驻军不走了，任凭热河战场的直奉两军打得天翻地覆，他只冷眼作壁上观。
10月19日，冯玉祥获悉直军牺牲惨重的战情报道，同时接到总部参谋长张方的急电，电中“大局转危为安在斯一举”的一句话，使冯玉祥感到，回师北京的时机已经到来。
于是，冯玉祥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回师北京的命令。
22日晚9时，冯玉祥的第8旅旅长李呜钟、第22旅旅长鹿钟麟两部首先开回北京，迅速占领了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交通电信机关，并派兵把守各城门。
随后，冯玉祥便命令22旅旅长鹿钟麟率兵逼宫，赶曹锟下台。
冯玉祥可以称得是逼宫专家。一年前，他逼走了黎元洪，为布贩子曹锟当总统扫清了障碍。今日，他又以革命的名义，让曹锟滚蛋。
10月23日，鹿钟麟带一个营和孙岳的部队一起接管了曹锟的总统府。
但总统府有一个卫队营，要抓住曹馄，必须先解决卫队营。
上午10点多钟，曹锟的干儿子孙海清从中南海出来了，态度非常强硬蛮横。但当听到卫队营不投降时，曹锟的性命就难保后，犹豫了，遂转身跑回中南海延庆楼，向曹馄报告。
中南海延庆楼，在层仁堂北面民国初年新建的一座小楼。曹锟在这座小楼里正在美梦时，北京城已翻了天。他不知一夜间北京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醒来时，找不到幕僚，打不通电话，只好派干儿子孙海清出去打听情况。
孙海清满头大汗地跑进延庆楼，见到曹馄，话还没出口，竟大哭起来。
早已六神无主的曹锟急忙说：“别哭，别哭，有事慢慢讲。”
好半天，孙海清才收住眼泪，将冯玉祥政变及中南海外的情形说了一遍。
曹锟听后，顿时呆了。
“冯玉祥……政变”他机械地重复了一遍，又摇了摇头，他有些不相信。
但这毕竟是事实！这时，他便有些后悔了。因为吴佩孚离开北京赴山海关时，曾千叮万嘱，要他提防冯玉祥，但他……
“事已至此，你们还是投降吧！”“一个小小的卫队营，怎能抵挡住冯玉祥的大军！”此时的曹锟倒冷静下来了，并劝孙海清缴械。
一个钟头以后，孙海清的卫队离开了总统府，鹿钟麟的一个营驻进中南海，团团围住曹锟的延庆楼。没有冯玉祥的命令，曹锟半步都不得离开延庆楼。
下午，内阁总理颜惠庆到延庆楼，向曹锟呈上冯玉祥的三条条件：－、曹锟引咎解职；二、颜惠庆内阁全体解职；三、免去吴佩孚本职，任命为青海垦务督办。
曹锟看完，长叹一声，无奈地对颜惠庆说：“责任内阁的事，你自己去办吧，不必再请示我。”
颜惠庆从延庆楼出来，回到他的私宅召集全体阁员开会。会上规定自即日起直奉两方军队退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有违令不遵者，仍当强行制止。同时下令：免去吴佩孚现职，去青海任垦务督办。山海关军队由王承斌、彭寿莘“妥为维持”。
下午6时，颜惠庆拿着会稿到延庆楼请曹锟盖章。曹锟又是长叹一声：“对不起子玉呀！”便盖上了总统大印。
冯玉祥大有一不做，二不休之气概。他急令缉捕他所痛恨之人。李彦青，总统府收支处长，把握财务大权，他和财政部长王克敏一道，克扣冯玉祥的军晌。对这样的人，定杀不饶。只是王克敏得知了消息，逃了，而李彦青还在睡梦中，便被荷枪实弹的冯军捉去，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杀！
曹锟在延庆楼得知此讯，号啕大哭。李彦青是他心腹中的心腹，长年累月为他洗澡搓背，还不时给他提供各方面“消息”。
但更令曹锟惊得发怔的是，他的四弟曹锐也活不了几日了。
军需总监曹锐，一生风流成性，与“无数女人同过床，可谓缠绵高手。但他得知李彦青被杀后，自己心中害怕，便跑到他哥哥曹锟的延庆楼躲避。
但冯玉祥岂肯放过他，便令士兵寻找。
曹锐怕影响曹锟，便要出去，曹锟不准。曹锟说：“冯玉祥现在杀人杀红了眼，你要出去，性命难保，还是我出去，我倒是看看这帮人能把我怎样。”
曹锟在延庆楼的大门口，面对来寻找曹锐的士兵厉声道：“你们是什么东西，敢在这胡闹！有事去找你们的冯检阅使来。”
士兵们见曹锟发了火，不知所措。领头的排长只好向曹锟打了个敬礼，便带众士兵走了。
但时间不长，这群士兵又来了。这次士兵们好像腰杆硬了，对曹锟说：“总司令请四先生到总部去。”
此时，冯玉祥已组成中华革命军，自任为总司令。
躲在延庆楼里的曹锐见曹锟挡不住这群士兵，便决定走一趟，看看冯玉祥到底把他怎么样。
但曹锐临离开延庆楼时，将身上的所有钱财统统地掏了出去，他不想叫别人从他身上得到一分钱。并在换衣服时，偷偷吞吃了许多鸦片烟膏。尔后出门，跟冯军士兵上了汽车。
汽车径直开往冯玉祥的总部门口，卫兵将门打开，曹锐的身子却从车里滚了出来。原来曹锐服下的鸦片毒发身亡。
曹锟闻知四弟死之后，又是大哭一场。他大骂冯玉祥，要亲自去北苑冯军总部找冯玉祥算账。但门外的士兵死守大门，无论如何他也走不出延庆楼。
而冯玉祥自有他的心计，不与曹锟见面，只是派兵围困，骚扰，杀掉他身边的人，而又不杀曹锟本人。他认为，推翻了曹锟的贿选政府，革命就达到目的了。
曹锟被囚延庆楼后，他的亲信们便开始四处奔波，想方设法使曹锟恢复自由。
曹锟手下的陆军次长王坦到延庆楼见曹锟时，曹对王无可奈何地说：“当时你们大家把我拥戴出来，这时又由大家把我看管起来，怎么办都可以，我没有什么说的。”
11月1日，冯玉祥派人传令给曹锟，限其24小时内辞职，迁出新华宫，保证其生命安全，如不走，即行断最后处置。
2日，冯玉祥的警备司令鹿钟麟等人入延庆楼见曹锟，请曹锟移交总统印玺，曹锟拿着大小15颗印玺不禁放声大哭。尔后，他表示愿住东交民巷医院养病。
ll月3日，曹锟被迫辞职，宣告引退。这真是夺印人印被夺，驱人者被人驱，可叹短命总统。
曹锟于1923年10月10 日上任，至下台，共做了一年零二十几天的总统，但其下场比前几届总统更惨！
曹锟辞职后，暂居公府原处，所有府内旧有职员及卫兵均可随便出入，搬运私有物件出府。曹锟的几个太太也能入府，陪他打麻将解闷。
1924年ll月24日，段祺瑞就职，执行临时政府职权后，下令道：“曹锟贿选窃位，祸国殃民，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这道表面看来措词十分严厉的命令，其实是掩人耳目的把戏，对曹锟，段政府不仅没有进行公判，反而使曹锟避居六国饭店养尊的处优。
1926年，曹锟被释放，同年9月，曹锟离开北京到河南。1927年，曹锟见直系已分崩离析，回天无力，便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1938年5月15日，曹锟这位大军阀，中国近代史上显赫一时的人物，病死天津，终年76岁。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9节 “东北王”昙花－现居仁堂
“东北王”张作霖，中国旧军阀中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投机钻营，步步高升，进京后，攫取北京政权，入主居仁堂，当上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无帅。但他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而又被弃之炸死，落得个可鄙的下场。
张作霖，在中国旧军阀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曾由一个土匪头目，受抚为清廷营官；经过投机钻营，扶摇直上，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后又称兵关内，攫取北京政权，一直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在民国初年，他不仅是个“东北王”，并曾“问鼎中原”，统治华北的广大地区。当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窃据神器”，成为横行一时的“枭雄”，统治奉天、东北、华北达13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
张作霖极端仇视中国革命，镇压革命运动：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镇压、屠杀革命民主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他以“反赤”为座右铭，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他绞杀著名的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命令奉军及“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在帝国主义协助下，不顾一切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捕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也遭逮捕。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奉系军阀的刽子手们，用种种酷刑折磨他，剥去他双手的指甲。但是，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没有透露一句有损于党、有损于革命利益的言词。
张作霖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激起了北方以至全国舆论的公愤。工人、学生、教育界、学者、名流以至他的同乡，均起而营救。
但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在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及其帮凶们的合谋下，终于以最残酷的绞刑，处死了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党人。
绞杀李大钊等革命党人，是张作霖犯下的又一桩滔天罪行。张作霖自以为：过去屠杀辛亥革命党人张榕等曾使他“飞黄腾达”；现在绞杀共产党人李大钊，定能取得中外反动派的宠爱，保住他的反革命政权。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和反动派的意愿相反：尽管张作霖还有其末日的“高升”，但也只不过是一时的回光返照罢了！
“四一二”大屠杀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反革命矛头，直指武汉政府。张作霖也遥相呼应，命奉军向武汉进攻。但奉军的进攻，在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队的反攻下迅速溃败。4月27日，武汉北伐军进占驻马店，5月7日冯军进占了潼关，而见风使舵的阎锡山也开始与奉军对峙。奉军在各方面的夹击、包围之下，不得不狼狈退出河南。此时此刻，张作霖感到在北方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了。
正当张作霖濒于危亡之际，在蒋介石和武汉政府之间，在武汉地区内部，展开了激烈、复杂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无疑给张作霖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于是张作霖便利用南军停止北进的机会进行最后挣扎。
1927年6月8日，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条件，要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任“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维持东北治安，以实现“南北议和”。
张作霖为了稳定北方，继续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对等的“资格”与南方谈判；为了实现其多年来的“总统梦’’，决心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登上北京政府的最高宝座。为此，从6月11日开始，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召集孙传芳、张宗昌等奉系将须举行会议，讨论了“和、战问题”和组织“安国军政府”，推选政府的最高统帅问题。
16日，孙传芳按照张作霖的意图，首先提议：“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组织巩固的“安国军政府’，以完成对南方的用兵问题。”
孙传芳的提议，得到了张宗昌等参加会议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