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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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天同志修改过的那份稿子，用16开的纸抄清以后有46页，大约有一万三千字。这个“抄清件”有第四、第五个问题，并有题目。前面几个同志的起草稿和修改稿反复磨了半年多。到这份“抄清件”为止，关于历史决议的大思路和格局基本上理出来了。从1945年春开始，毛主席在这个“抄清件”上亲自动手进行修改。从目前查到的材料看，他至少参加改了7次。
第一次修改，毛主席把“抄清件”上的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从闻天同志修改的那份稿子涉及的内容来看，这是符合实际的。历史决议的题目从此也就定下来了，再没改过。毛主席对“抄清件”的第一个问题改得较多，加写了许多话。后来历史决议上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这句话，就是这次加上的。只是“彻底”二字，毛主席写了又圈掉了，“完全”二字是后来添的。“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段话的意思，也是毛主席这次加上的。这第一个问题，经过毛主席修改后，基本上是后来历史决议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对其他部分，毛主席这次改动的不是很多。
第三部分第70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3）
在第一次改稿的抄清件上，毛主席进行了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对第二个问题涉及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增加了一些有份量的话。如对党的六大进一步强调了它的正确方面，指出：后来的“左”倾思想主要地不是由六大来的，相反，是违背了六大的基本方针。对于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既进一步肯定了它的积极方面，也指出了它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及相当时间以来就有了的若干“左”倾错误政策并未加以清算的缺点和错误。对于六届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严重错误加以进一步的强调，指出：四中全会除了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及错误地打击了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以外，还很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的全体同志。毛主席还写道：其实，当时的反党的右派，是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几个人。至于所谓右派大多数同志，如何梦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十余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与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虽然他们对于三中全会的中央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接着不久，这十余个同志就被敌人逮捕。但是这些同志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他们的这种可歌可泣的事迹，长留在全党同志的心中。这段话在以后的决议改稿中基本保留下来了，并不断地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这段话反映了毛主席对这些受迫害的同志的深厚的怀念之情。这个改稿还强调了在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此时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的作用，以及遵义会议实现的转变对于克服张国焘路线，挽救一部分主力红军，团结全党同志共同奋斗的重要意义。
此外，在结尾部分加写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一段话，为后来的改稿一直采用。作为历史决议结束的那一段文字也在这次改稿中基本定型。在这个稿子上，毛主席第一次明确地将过去写的由党的七大讨论历史决议的提法改为由“中国共产党第七次扩大的中央全体会议”来讨论，并且在稿子的第一页上写了两段批语，第一段批语是：“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此时如在）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议，再交七中通过。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第二段批语说：“此次决议如通过，只发七大代表，将来再考虑是否发学路线的人，其他都不发。”第二个批语虽然是规定发决议的范围的，但也补充了第一个批语的意思。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将历史决议交七中全会做结论，毛主席在这次全会上讲了产生这个想法的缘由。他说：要使大会代表们有这种自觉，就是历史问题应由七中全会做结论，以便大会只集中注意力于当前全国的政治问题。精神是弄清历史，团结全党抗日建国。不采用大会的武器来算旧账，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为了使与会代表们都同意这个想法，毛主席还建议让各代表团对这个建议进行讨论，然后写信上来请七中全会通过，“这样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政策问题，才真正是团结党内党外抗日建国”。毛主席的这个建议为与会同志所赞同。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解释了起草决议的一些指导原则。他说：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用这个方针，因为那时许多干部不了解，不成熟嘛！那时采用此态度是正确的，这次还采用此态度。
经过第二次手抄稿修改后，决议草案于1945年3月26日第一次排成铅印稿。对这个铅印稿，毛主席很快又改了一遍。这次修改虽然主要是文字上的增删，但也有不少重大改动。比较重要的修改有这样几处：（1）强调《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全部纲领。从此就在党内产生了一条错误的新的左倾路线”。与此相联系，改稿指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特点是不但不批评立三路线的“左”，却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以强调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来掩护它自身的“左”倾路线。改稿还增加了不少文字来叙述从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期间“左”倾路线的发展过程及各方面的“左”倾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关于这段历史叙述的大体格局。（2）加写了关于抗战时期党史路线问题不作结论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话，明确提出，“扩大的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战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战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这个意思，毛主席在3月31日的会上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做结论。这样，以后稿上涉及抗战时期历史问题的内容统统删去了。（3）对于“左”倾路线的8条基本错误内容增改得更为充实，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英勇斗争，指出：“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与人民群众，将永远被我党与人民所崇拜。”（4）在分析“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指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左右摇摆、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等特点，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5）在结尾部分加写了关于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路线和方向是正确的，党在一个时期犯错误是局部现象，以及党通过克服错误而更加坚强的一大段话，从而形成了后来历史决议第七部分的主要内容。
经过第三次修改后，在同年4月5日又排印一次清样。此后，第4次，第5次，第6次修改的底稿，都是这一次铅印稿。在这些修改稿上，除了主要是毛主席的修改笔迹外，也还有其他领导同志少量修改的笔迹。这说明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稿凝聚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智慧。
对第四次修改稿，毛主席在题目的“草案”二字后加了“修正稿”三字，此后三稿都称“草案修正稿”。第四次改稿基本上是文字润色，是几次改稿中变动最少的一次。
第五次修改稿与第四次修改稿是在4月7日同一天改出的。因为四稿改得少，故紧接着改五稿。第五次修改稿主要在开头加写了一大段话，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从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1921年以来的廿四年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和广大中国人民在一起，向着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伟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并通过与党内机会主义作斗争，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到了今天，我党发展到已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近一百万人民、九十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领导者。这段话是后来历史决议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
第三部分第71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4）
第六次修改稿，是委托胡乔木汇总毛主席的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而作一次局部性修改。胡乔木将毛主席修改稿上所加写的开头那一大段话，加以展开，强调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党在廿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党内一切错误路线及错误思想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及正确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思想。并将这段开头语写上（一），使其成为单独一部分。这样，决议草案至此改成了六部分。对其他部分只作了些文字改动，毛主席在审看这次改稿时也作了个别文字修改。稿子经过一天改好后，胡乔木在4月9日将改稿交弼时同志，附有一个便笺：“弼时同志，历史稿送上，因考虑得仍不成熟，改得仍不多，你上次所指出的许多地方因记得不甚清楚，亦尚未改正。将来的改正稿望你给我一份，以便继续研究。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我是先讲小集团，待宗派主义事迹说清后才安上教条主义宗派的头衔，以见实事求是之意，经验主义的问题也是先说事实后说责任，这样说不知是否有当？敬礼 乔木 九日。”对这次改稿，大家还是不甚满意，于是又着手进行第七次修改。”
胡乔木参加修改过的第六次修改稿于同年4月9日再次排印。第七次修改主要是对第四部分讲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重新改写了。将前几稿讲的八点又恢复为从政治（包括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篇幅大大地扩充了。政治方面基本上是由别人改写的。在组织上和在思想上两个问题是胡乔木改写的。这次修改基本上都是采取把错误路线放在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比较的过程中来展开叙述的。毛主席在这些改稿的基础上又作了修改。主要是在政治方面，加写了两段话，第一段话是：“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及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联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团结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我党愿与各界人民建立武装志愿委员会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的错误。”这段分析是实事求是的，避免了简单化和片面性。后来的改稿保留了这个内容，并把它进一步充实了。第二段话是在政治部分的结尾处写道：“在上述三个政治问题上，就是说，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的问题上，在对于整个民主革命阶段策略总方针的问题上，在对于各项具体斗争的策略部署的问题上，左倾路线都是犯了错误的。而这三种错误是互相联系的，第一种错误（混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第二种错误（混淆农村与城市）与第三种错误（混淆先锋队与群众）的总根源。”这段话后来虽被删去了，但是毛主席对这几个问题间的关系的思考还是富有启发性的。对第五部分分析“左”倾路线社会根源，毛主席在修改这一部分时加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较易发生‘左’倾错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较易发生右的错误。”这个思想后来经过修饰和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