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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节

山匪-第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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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的,就是《山匪》了。目下,病人已委托一家亲戚全面护理。儿子已经上了初中,年已八旬的老母亲给我做饭。 
  ▲问4:你的散文和小说中有很多描写或关涉佛学的内容,而且能看出你已有很多慧悟,能谈谈你对这方面的钻研和经历吗? 
  孙见喜4:都源于“文化大革命”。我住进学院图书馆那段时间,读了几册佛学基本知识的小册子,因为小时候老弄不清和尚与道士的区别,当时读这些书主要想搞清这个问题。后来工作到河南,在离我们厂九公里的山里有一座唐代的普提寺,秋天我们常去那里扫桂花。有一年我出差到陕西虢镇,在铁道边碰见一个醉汉,有一个漂亮女人跟着他。醉汉一列列地数着货车的车厢,又到路上一根一根数枕木,晚上回到618厂招待所,才知道他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大导演刘宝德,他因导演的反特片《古刹钟声》而名重一时。后来聊熟了,他说《古刹钟声》就是在你们那儿的普提寺拍的,还介绍了几通古碑要我去读读。回厂后,我就想把那些碑文拓回来细读。我曾在南阳卧龙岗的武侯祠看人家拓《出师表》,约略记得那些操作过程。我没有宣纸,就把油光纸折叠了焖湿,又拆了口罩包上草木灰做成“拓槌”。我把湿纸贴到碑上,用软刷扫平,又用硬毛刷在字迹上敲打,湿纸凹进了笔画,稍干又用“拓槌”蘸上墨汁轻拍碑文,由淡而浓、由轻而重。因为我用的绘图墨水质量尚好,所以我的拓片字迹颇清晰。拓纸风干后,我揭下来拿回去装订成册。我用这种办法将普提寺的几通碑文收入囊中。我有一间单人宿舍,是别人废弃了的灶房,有四平方米,这里成了我的佛学研究室。我将这些碑文拓册垫了牛皮纸置于床上,顿觉屋里光明普照。我先给生僻字注上音,然后断句,再译成白话。这些碑文,用优美的文辞记载了一座寺院的历史兴衰,还记录了当时佛教的教理及其规义。二十多年后,贾平凹创办散文类月刊,我把其中的《普提寺志》推荐给他,他将这篇“志”发表在他主编的《美文》月刊上。 
  在河南工作时,我利用一次到重庆出差的机会,独自上了一趟峨眉山。在纯阳殿,听两个尼姑讲其出家的经历,使我知道了什么叫荡涤灵魂。在“大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佛祖以亿万年作夜亿万年作昼”的洪椿坪,我向寂一法师请教佛学对心性的作用与反作用,又讨论了人生处世与个人奋斗的关系。老法师给我讲了好长时间,最后他给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系心一处,守口如瓶;受得委屈吃得亏,诸事可成。”因为在洪椿坪耽搁的时间太长,我向华严顶方向进发时天色已黑,寂一法师见我执意要走,送了一杆竹杖给我,说了一句“路上记着我的话”,转眼就没了人影。没有旅伴,路上又积满冰雪,我几乎是手脚并用爬行在陡峭的山路上。崖高,路滑,没有月亮,大风吹起,松涛如海潮轰鸣,大山中孤身夜行在冰雪路上的恐怖,几乎绷断我的神经。我又连续爬山六个多钟头,浑身骨头像散了架,在我攀住石头喘气的时候,心中默念着寂一的话。终于来到一处庙宇前,眼见着灯火辉煌,可我遇到了麻烦———庙前台阶上蹲着两只大猴!再环顾四周,群猴密密麻麻包围了我。惊恐间,我把随身携带的饼干扔出去,又把几个水果扔出去,群猴一抢而空,但台阶上的两个霸道者无动于衷。僵持了片刻,我就朝庙里喊话求救,但声喊哑了也无人出来。情急之下,我挥动竹杖呼啦啦在空中抡着圈子跑向台阶,见我强行冲关,那两个家伙朝旁边挪了挪身子,我趁机一口气跑到庙里。原来,人们在后堂听五台山来的游僧讲经。见我带着一身冰雪进来,大家十分吃惊,立即端来火盆,斋堂的师傅也很快弄来热汤。这一夜,聚在“洗象池”后堂烤火听经的男女游客共十三人,五台游僧也即兴回答了我们的提问。大家讨论着各种僧俗问题,其乐融融,亲如一家,又互相留下通信地址,其中两人直到九十年代末还和我保持着联系。   
  孙见喜答邰科祥教授问(4)   
  我在西安某研究所工作时,单位附近就是著名的密宗祖庭大兴善寺。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好,就到寺里跟人学习三圆式站桩功,功余在小径上捡核桃,也偶尔帮寺里僧人拔草。“佛经流通处”的王女士有些面冷,我常到她那里买《法音》杂志,她很少有和颜悦色的时候。有次在吉祥村碰见她,我问候了她一句,她就说她要去烈士陵园,半路上摔了一跤,自行车摔坏了,脚也崴了。她这会儿是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子要回大兴善寺去。我说你改日再去,脚疼得不行了我送你去医院。她说今天是她父的祭日,又是和一个姐姐约好的。见她十分伤感,我就用我的自行车带着她去了一趟烈士陵园。她父亲以前是“民委”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她几经努力才被安排在这里工作。后来我去寺里,王女士就热情多了,我常在她那里借经买经读经。后来在省政协楼上碰见她,她已经是另一副精神面貌。她已调回“民委”机关工作,她说她本来就不愿意到寺庙里卖佛经,所以心情一直不好,还说如果有宗教与民族事务方面的问题可以找她。后来经她介绍,我认识了当时的陕西省佛教协会主席许力功,他当时住在大兴善寺东边游泳池边上的一座楼上,有一个小比丘给他当通讯员。人都说见许力功很不容易。但我第一次去见他很顺利,走时他还送了我。后来我一去小比丘就连忙进去通报,我没有遇到过吃“闭门羹”的事,我觉得许主席很随和,也乐于和学人讨论学术。许是陕北榆林人,七岁出家,1956年毕业于北京佛学院,他经常应邀去日本和东南亚讲密宗。许极博学,讲佛时,常和历史、文学、黄老、孔孟诸学相比较,这使我认识到佛学其所以博大精深,因为它完全是在哲学层面上观照世界的。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这座寺院产生了敬畏。 
  我在这里结识了四个小和尚,他们在园子里劳动,很疲惫,颇有怨言。我想了解他们,就跟随着到了他们住的寝室。他们用电炉煮面条吃,很慌张,还轮流在外边警戒。经过交谈,才知道他们每天劳动近十个钟头,伙食上还是限量的。我就给他们送了些小米,交往加深了,知道那位会吹箫毛笔字又写得好的叫释演信,他是南京栖霞山佛学院毕业的,他的理想是修复汉中某山一座废寺,好像他还懂一点日语。我就很敬重这四个小和尚,和他们讨论佛学问题也极有趣。对我提出的有关尘世上的粗鄙问题,他们都能结合自己坦率回答。然而,有一次我去找他们,却是人去屋空,我被告知,其中一人被父母强行拖回了老家,另外三个因为偷灶上的馒头,被赶走了…… 
  之后,我还到玉祥门里西五台的后台去听过经,到康有为偷经的卧龙寺讨过斋饭,到福州鼓山写过法雨,听过台湾某大师讲佛的十盘录音带等等,这些知识和素材就无意中渗入了我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我对佛的理解顶多如沧海之一粟,但你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我对佛的敬重。 
  ▲问5:你最早是什么时候研究贾平凹的?他对你的文学活动有什么影响? 
  孙见喜5:我谈不上是研究贾平凹,但我从1975年开始读贾平凹,1981年开始追踪他的创作足迹。目前全国各出版社出的研究贾平凹的各类专著有二十多部,这些专家几乎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匠,我没有学力和他们对话。但他们几乎都参考过我写的《贾平凹之谜》和《鬼才贾平凹》,我的书是他们的素材源之一。 
  要说平凹对我的文学活动有影响,恐怕主要在精神方面。他不到五十岁就写了二十多卷文学作品(已出版的文集有十八卷),这在当代文坛是不多的。况且他在国内国外获得过那么多而重要的奖项,拥有巨大的读者群,他像一片翻卷着扩散着的狼烟弥漫在一处地域,外边的想进去闻闻是什么味儿,受不住的咒骂着逃离,沉浸其中的又迷恋之如吸烟上瘾。但我关注的,是他的制造过程及这种现象的成因。有两点判断在我脑子里是明晰的,一是他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二是他的民间视角,这两点是他艺术大厦的重要支柱。之外,他的悟性和天赋,他的勤奋,他的敏于思慎于行,他的禁得住绊磕耐得住挫折,也保证着他艺术大厦的不断高长。或者说,正是他这种奋斗精神,感染着影响着他周围的文友和一批作者,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问6:你和其他商洛籍作家的关系如何?你们之间在文学上相互有熏染吗?表现在哪些方面? 
  孙见喜6:商洛籍作家有一群人。常在国家及外省市报刊发表作品的如小说家贾平凹、京夫、方英文、鱼在洋、芦芙红、谭易、王盛华、陈毓、刘剑峰、刘小平等;散文家如刘少鸿、候占良、李育善、周俊安、董发亮、严文龙、田冲等;诗人慧玮、远洲、程玉宇、郑学良、丹舟、唐庆华、翰乙、王坚波、郭建贤等;还有鲁迅研究专家高信;杂文家屈超耘、张中山、周知;评论家炜评、邰科祥、王永生、郭三科、陈汉生等;剧作家陈彦、陈正庆、田井制、冀福记、何丹萌、徐小强、冯国喜、呈全喜、王宏民、陈道久、阎金柱等。大家天然的联系当然在地域文化上。熏染是相互的。诸位之间,文学选择的差异性很大,但山里人的某种精神共同引领着各位的文学之舟,大家的公共能源和财富是童年的贫寒,大家的通病是饮食简单化服饰朴素化立场平民化。就性格而言,有的机敏有的木讷但都还诚实。虽说创作上各自取独立姿态,但审美趣味上也有共同偏好,如书法、民族民间艺术等,在题材素材的使用和取舍上,也互有借鉴,最主要的是互相激励。八九十年代,平凹的家、我的家都曾先后是大家的俱乐部。聚在了一起,相互交流文坛信息、各自的创作和读书情况,当然也玩麻将,玩书法,玩乐器和秦腔,没有策划过炒作谁或攻击谁,山里人不具备这方面的智力。   
  孙见喜答邰科祥教授问(5)   
  ▲问7:关于你的长篇小说《山匪》,你能谈谈相关情况吗? 
  孙见喜7:自己说自己是尴尬的,但我可以说说创作情况。这部作品酝酿的时间有上十年了,但上辈人在的时候,有些故事是不能写的。我祖父这一辈最后去世的是我祖母,她2003年以98岁高龄仙逝。我是2002年初夏开始写这部小说的。你读了小说看了这个《后记》,就知道这部长篇的某些端倪。情节的密集性是素材决定的,而不是纯粹为了可读或好看。我忘不了,是商洛人的任崇廉和省群艺馆的何丹萌领我到金陵寺作调查,是村民王建良、孙健君、黎小卫骑摩托车带我去北山的尖嘴岩和上山子实地勘验地貌和风情,是孙炳文、刘娥、邵剑锋陪我去聂沟寻访旧人考索逸闻。更要感谢商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以及文史老人李叔昌先生,他们给我提供了二三十年代商洛山区时政和文化的背景资料,这保障了我叙述的故事,在大框架上不会走样。 
  还应该记一笔我这台杂牌子的电脑,它跟随我已经十二年了,帮我生产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随着软件的更新,我先后换了三块硬盘,配制从286换成386、486,显示器换了三次,键盘也敲坏了三个,日制打印机坏了没配件新式的它又带不动。我1992年花六千元买来,后又连续升级,它的造价早超过万元。可如今它确实老了,老得连上网的劲儿也没有。在我写作这部长篇时,它不时出现死机和蓝屏,不时给你重新启动和扫描,文本丢了你得重写,有几次我真想拿斧头砸了这狗日的。但一看它那憨厚本分的样儿,扔了实在舍不得,不扔吧,它又不争气,我就像赶一头懒牛一样哄哄索索着叫它给我干活。尽管如此,我仍然要感谢这头“老牛”,为了这部长篇,它用最后的力气陪伴了我近三年时光。我想好了这部电脑的最后归宿,我要把它运回老家去,和祖父母的老农具放在一起,这样可能双方都比较舒适。 
  2005年3月于西安双仁府本书来自免费txt小说下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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