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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袁世凯评传-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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獯舐B,告知他袁有一份报告,“分条详禀此事始末万余言,极为详尽,抵马山后可索取一阅58。”李鸿章的关照实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而袁世凯也“详尽叙述政变起因、事实为一册,附列证据,派人等候在马山浦。11月13日,两位特使到达后,立即送览。”16日(公历1885年1月1日),吴大翨等到达汉城,袁世凯参见时,对自己带兵入宫之事颇为理直气壮:
  袁公入见说:“袁某带兵驻韩,责任即在于保护,如果失掉了韩国,并且丧失了其君主,朝廷会不会予以谴责?”吴公说:“必会严厉谴责。”袁公说:“既然拼以死力救护,韩之君主国家俱存,但也有擅自挑起争端之罪,愿朝廷按律法惩治。然而袁某自问,还是觉得无所愧怍啊。”吴公急忙说:“君劳苦功高,相见恨晚,当以实情上达。”续公也说:“我们自当竭力保全,希望不要灰心。”59
  吴、续二人显然已受到李鸿章的态度和袁氏报告的影响,对袁已有很好的印象,而且吴是著名的主战派,故会有上述勉慰有加的话。但袁之出色,反衬了吴(兆有)、张(光前)的庸懦,因而吴大翨等对二人态度颇为轻视怠慢,对袁世凯则和颜悦色,引起了吴兆有等人的嫉恨60。加上袁平时锋芒毕露、跋扈专断的作风,吴、张等遂借查办的机会,将责任全部推到袁世凯身上;但发觉钦差对此不以为意,并不认真追查出兵责任(事实上他们认为袁能当机立断,挽回大局,不仅无过,而且有功)时,遂揭发袁挪用军饷一事。据王伯恭《蜷庐随笔》记载此事如下:
  朝鲜甲申之乱,一时间重要大臣,全都被乱党杀死,慰亭(即袁世凯)对死者家属全都给以优厚的抚恤,仓促间没有钱,就挪用了军饷。事后,禀请合肥(即李鸿章)作为正项开支核销,合肥批评驳斥他说:“该管带纯粹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实属荒谬,所请示之事不予批准。”而且发函命令吴兆有,责令该管带将借用的军饷,照数赔补。慰亭之叔子久观察61,也寄函痛训他,令速为补赔。……于是慰亭交卸营务回籍,所借兵饷,则售卖家产进行补偿。62

初露峥嵘四(1)

  袁世凯挪用军饷,为的是在大乱之后收拢人心,增强韩人对华的向心力,并非私用。但不经请示批准而擅自做主,确实违纪,被人抓到了短处。人们指责其“专擅”,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此也可见其办事作风之一斑。其实,李鸿章是极为欣赏袁世凯的,但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也不能不敷衍那些跟随了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平息一下他们的不满。而袁世凯也看出风头不对,遂借口嗣母牛氏身体不适,请假归省。这是袁世凯走上仕途后的第一次蹉跌。
  甲申政变的平息,袁世凯功劳最大,不惟未获嘉奖,反而颇遭物议,竟致被迫回乡避风,原因究竟何在?当时对其最为不满的就是吴长庆庆军的将领们。产生龃龉的最初原因,是袁在壬午兵变时雷厉风行地整饬军纪,得罪了庆军将领。如“分统提督黄仕林泣诉于吴公,谓公枉杀63。”至于“专擅跋扈”,则需具体分析。壬午整军,乃吴长庆特许便宜行事。甲申不待清廷指示出兵平乱,虽系袁氏力主促成,陈、吴、张等虽出于勉强,也是会议通过,不能称之为专擅。暂挪军饷抚恤死难韩人家属,虽然在袁世凯总理营务的职权之内,但没有时任清军总领的吴兆有的首肯,袁世凯恐怕是不能也不敢这样做的,否则他也不会敢于向李鸿章要求报销此笔款项。不料吴兆有事后来了个不认账,使袁不仅受到严厉申斥,而且要个人掏腰包赔补军饷。此事在他堂叔袁保龄给他的信中可以略见端倪:“你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如此大亏者,就是犯了阔字之病。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怨天尤人,有什么益处呢64?”所谓“阔”者,在这里指的是手面大,好铺张排场,不吝惜钱财之义。这确是袁为人行事的一贯特点,所以袁保龄有“你的举动总不免于阔,是一个大毛病”的责备之言。胡思敬所撰《大盗窃国记》为批判袁世凯所作,但也不得不承认袁有善以名利驱策天下的本事:
  世凯生平,滥交污取,俯视一切,不问家人生产。从他少年的时候,即好为游荡。偶尔有点钱,总是招呼朋友们饮酒,倾刻而尽。……其横绝古今,为诸多奸雄所不及者,敢于用财,视黄金如同土块;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名利能令普天下的人争相向前,所以小人皆乐于为他效力。65
  至于“跋扈”之说,可见于张謇给袁世凯的书信之中。张謇自1876年入幕府,直至1884年吴长庆病故于金州,一直在吴幕中参与机要。不仅资格老,而且极受吴长庆及庆军上下的尊重。在袁世凯初入吴幕时,他还辅导过袁读书,彼此间有师生之谊。张显然是从吴兆有等留驻朝鲜的庆军将领处得知袁的所作所为的。他在信中列举袁之种种跋扈情形是:
  袁司马66所谓的营务处,是分统三营的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是孝亭的会办,(任命的)公牍俱在,文理昭然。而司马的信函封面自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是不屑于上述职务吗?那么就不应接受差事。是以此愚弄朝鲜人吗?则朝鲜人不全是无知。是偷借北洋的名义骗人吗?则人是不可以欺骗的。弹劾左宝贵的言官,列举了他妄称“钦差”、“钦命”字样,不知司马此种举动,与左宝贵有何差别?这是一件事。
  营务处只是件差事,而(你的)官阶则是同知,才五品么。对于镇将用扎,对于州县官用扎,算是身份上的需要。以道员兼营务处的身份,对于实缺的提督总兵,也应当用扎吗?事情荒谬反常,这也是一件事。
  既然身为孝亭的会办,同见国王时,便应当由孝亭在前,一应公事,便应当把孝亭的职衔放在前面。而(你)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愤涕。司马是说凭势力可以镇摄人,靠权诈可以处世吗?不学无术,这又是一件事。
  内地的职官,只有实缺官员出行排列仪仗,像营务处、营官,从未见过有用仪仗的。乾隆嘉庆年间册封使臣到朝鲜时,国王以肩舆相迎,(使臣)曾被诏旨申饬。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做五色马旗,出入都有部下呵斥清道,平时在兵船上建树黄龙大旗。不知置自己于何种地位?置孝亭于何种地位?置国家体制于何种地位?这是一件事。
  ……此次国王来函,没有一处不提到“袁会办”,而孝亭在书信中反而好象是被顺带提及一样,这难道不是由袁司马的心思、力量、手眼所造成的吗?……67
  张謇信中罗列袁氏诸般跋扈的事实,实来自于吴兆有等驻韩将领。孝亭是吴兆有的字,而吴是留驻朝鲜的庆军分统,朝鲜防务的总办。张謇以老师的身份,写信责备袁世凯,全信含讥带讽,口气十分不客气。信中不称慰庭而称“司马”,意在提醒袁世凯,你不过是个五品的同知而已。张謇的指责,实际上也代表了吴兆有等庆军将领,归纳起来,无非两点:

初露峥嵘四(2)

  一、妄称钦差,仪仗逾制。根据是袁在自己行文发函的封面上题有“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的落款,但不确实,是道听途说或有意诬蔑之辞。从今天所能见到的袁世凯当时的信函看,其信封上的署名格式为:“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68”,在“钦差北洋大臣”后空一格,在袁的职务前则有“奏派”二字,说明袁之任命系由李鸿章上奏委派,故用此格式,除表现袁有高自标置的心理而外,并无任何逾格僭制之处。诚如张謇所说,吴长庆回国后,吴兆有为朝鲜防务总办,作为会办,袁只是吴的助手。但诸多对韩对日对各国使节的交涉,多由袁出面,他用“钦差北洋大臣奏派”的名义,出入仪仗逾制,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清廷自认是“天朝上国”,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天朝”的体制。所以,只派陈树棠以“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的名义常驻汉城,朝鲜之商务、外交由其监管。但此种做法不合国际公法,列强驻汉城使节也决不会接受,否则就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比其高一等的所谓“上国”。不仅如此,列强使节们还借口所谓“商务委员”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的妄自尊大。譬如1885年,李鸿章在向译署69推荐袁世凯的函件中即指出,“陈树棠充通商委员,各使均鄙为不得与领事同品,平日宴会应接,卑亢俱难70”。又如,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赴朝交涉,清廷则派吴大翨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吴曾主动拜访井上,但井上故意以吴“无全权字据”加以拒绝。其后,吴曾硬闯入日韩交涉的会场,而“井上竟飘然而返,不一枉顾71。”由此可见,由于清廷坚持自己宗主国的特殊地位,使得中方官员在外交场合常因身份名义问题而难堪。袁世凯当时官职不高,但所代表的是国家,为防窘辱,在名义、仪仗上作了点文章,还是情有可原的。而李鸿章等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不愿深究,这可能也是袁世凯没有像左宝贵一样受到弹劾的原因。
  二、妄自尊大,凌蔑一切。指作为五品同知的袁世凯,对官阶职级都比他高的将领们,特别是作为清军统帅,官居一品的吴兆有,行文一律用扎,给人以以下凌上的感觉。清代官场文书往来,分上行(即下级对上级)、平行(即同级对同级)、下行(即上级对下级)三种格式,而“扎”通常为下行格式。在对朝交涉事务中,袁则事事当先,以至于韩王把他当成了主角,而吴兆有等反而好像是次要人物了。清廷在朝官员,外交、商务由陈树棠负责,驻军、防务由吴兆有总办。袁世凯官职虽低,但总理营务处和会办防务的差事使他位居第三,他能力既强,交际又广,加之年轻气盛,勇于任事,不免给人以“一切更革,露才扬己”的印象。但袁世凯自幼混迹于官场,老于事故人情,为何一反常态,如此作为呢?张謇信中指责的诸事,都发生于吴长庆回防金州之后。此前,袁世凯虽因整饬军纪而与庆军将领产生龃龉,因少年新进而遭人忌恨,但因有吴长庆在,双方尚能相安无事。吴长庆撤离汉城,旋即病故于金州之后,双方都没有了顾忌72,矛盾遂至于表面化。但矛盾之最终激化还是在甲申政变之后。据沈祖宪等撰的《容庵弟子记》73记载,袁率中路清兵及朝鲜左右营(自敦化门)强行入宫后,即与守军展开激战,直至攻到王宫后院山坡下,方见率左路(自宣仁门)入宫的吴兆有正由两名士兵搀扶着仓皇走避:
  兆有跌足号哭。袁公问其缘故,回答说:“士兵入宫受到攻击,逃跑溃散不知道哪里去了。”袁公笑道:“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不要乱我军心,赶快回营收集残兵吧。”袁公仍指挥众人前进,遇到埋伏的地雷,(敌人)格林炮齐发,有两名士兵被炮弹炸飞到空中,几天后才找到他们的尸体。地雷距袁公不过数十步,爆炸声浪把袁公震得仆坠到坡下,受了点轻伤,仍然率兵追击。听说日兵已归使馆,天快黑时遂收队回营。而袁公所训练的韩军与日本人所训练者仍在相互射击,枪声达旦,也未看见张光前部的士兵。派人查看,原来都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袁公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啊!”
  将吴、张二人作战中的表现说得如此不堪,不排除袁世凯为泄当年被中伤的旧恨而有意夸张,但淮军“暮气已深”并非虚言。军纪松弛,训练疲沓,临战畏懦74,日后甲午大败即种因于此。庆军创始人刘秉璋之子刘体仁在其所撰笔记《异辞录》中也曾述及淮军之暮气及其将领的庸劣,是其一证:
  武壮(吴长庆谥号)出征高丽病故,张光前、黄仕林分别率部驻扎在旅顺,日寇到来时全都溃败逃走,……己亥年,文忠(李鸿章谥号)复出总督两广,光前前往道贺,说到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会文庄(刘秉璋谥号,刘为庆军创始人,庆军将领都是其老部下)而被拒于门外时,文忠说:“你是败军之将,(他)不见你是合适的。”既而,仍用张为两广驻军中的防营统领。文忠对于淮军旧部,终究还是顾念旧情的。75

初露峥嵘四(3)

  袁世凯既眼见了吴、张等的“怯懦庸劣”,就难免不对这些人心存轻蔑,在举止行为上也会有所表露,而双方之矛盾也必然愈来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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