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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

袁世凯评传-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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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
  35同上。
  36《北洋公牍类纂》卷二十四。
  37同上。
  38《青木宣纯与坂西利八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83—184页。
  39《袁世凯奏议》(中)第510页。
  40同上,第750页。
  41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官僚》第28页。
  42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5页。
  43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462页。
  44《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上)第44页。
  45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近代稗海》(第1辑)第435页。
  46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30—131页。
  47参见周岩:《袁世凯家族》第36页。
  48《大公报》1906年2月17日,3月10日。
  49北京有电车早于天津(1899年建成营运),但只用于接送往返于永定门到马家堡火车站的列车旅客,而非市内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天津的电车,仍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城市交通电车。
  50《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695页。
  51张一鮕:《古红梅阁笔记》
  52《袁世凯奏议》(中)第559、561—562页。
  53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23—24页。
  54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一),山西古籍版,第24—25页。
  55《容庵弟子记》卷三。
  56《袁世凯奏议》(中)第631—633页。
  57同上,第633页。
  58《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序》。
  59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8页。
  60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6页。
  61《袁世凯奏议》(中)第818页。
  62同上,第1374页。
  63陈浣一:《睇向斋密录》,《近代稗海》(第13辑)第562页。
  64陈璧,字玉苍,福建闽县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三年(1878)进士,任内阁中书,以后历任各省考官、顺天府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顺天府尹、商部侍郎、户部侍郎、邮传部尚书。袁被罢黜后不久亦被劾去职。民国后曾任参政院参政。后中风,病逝于北京。
  65参见李吉奎:《梁士诒生平》,《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2页。
  66张一澧:《张一鮕生平》,《近代史资料》(总第60号)第102页。
  67枚皋,字少孺,西汉时人,著名文学家枚乘之子。武帝时上书自陈,拜为郎。性好诙谐,善辞赋,才思敏捷,时人将其比之于东方朔。

外交“双簧”八(9)

  68张一澧:《张一鮕生平》,《近代史资料》(总第60号)第102—103页。
  69同上,第105页。
  70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56页。
  71包培之:《寿州孙家与中孚银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41页。
  72同上,第142页。
  73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6—77页。
  74《容庵弟子记》卷三。
  75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洋军阀》(一)第1012页。
  76胡思敬:《国闻备乘》,《近代稗海》(第1辑)第289页。
  77同上,第269页。
  78《容庵弟子记》卷一。
  79《袁世凯奏议》(上)第361页。
  80参见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第224页。
  81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96页。
  82陶树德:《我眼中的几任直隶总督》,《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19页。
  83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79页。
  84《土肥原密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74—175页。
  85参见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2页。
  86颜惠庆:《周止庵先生事略》。
*《袁世凯评传》第三部分
  1904年末,日、俄为争夺东北而剑拔弩张,严重的局势迫使亟须休养生息的清廷重整军备。直隶紧邻东北战场,作为总督的袁世凯,守土有责但兵力单薄。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向朝廷汇报布防情况、分析形势并要求筹饷扩军的奏折。袁根据俄、日备战的规模,提出至少要有六万军队方能勉强满足直隶一线和京畿布防的需要。

送“高帽”的学问一(1)

  1904年末,日、俄为争夺东北而剑拔弩张,严重的局势迫使亟须休养生息的清廷重整军备。直隶紧邻东北战场,作为总督的袁世凯,守土有责但兵力单薄。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向朝廷汇报布防情况、分析形势并要求筹饷扩军的奏折。袁根据俄、日备战的规模,提出至少要有六万军队方能勉强满足直隶一线和京畿布防的需要。而扩军,先要筹饷,否则,巧妇亦难为无米之炊。危机往往同时又是机会,北洋的大规模扩军,正是借着危机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此前,为了解决国防空虚的危机,国势阽危的清廷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设立督办练兵处,统一管理全国军制改革与扩练新军事宜。袁世凯多年来通过军事教育积蓄的人材资源使得他能够承此重任,并利用练兵处的名义动用全国的财力扩充北洋的军事实力,北洋六镇很快编练成军。同时袁世凯还成功进行了以常备军制替代传统的募兵制的改革,并全面引进了日式的军事教育。日俄战争期间,清廷及袁世凯表面上奉行“局外中立”政策,暗中支持日本,并进行了情报上的合作,而日俄战争的后果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影响到中国的历史走向。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如其所愿地实现北洋的扩军,日俄战争所造成的形势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他一贯的雄心和对军事人才持续的培养和储备则更为重要,使他在机会来临时,有足够的资源可供使用,从而把握住了机会。北洋扩军的成功和全国编练新军热潮的兴起,使阽危的国势得以缓和,也使中国真正有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由此而言,袁世凯的扩军可以说是功在国家、民族。袁之新政、扩军,都应放到具体的历史年代和环境中去观察和评判,见解、看法尽可以不同,但中肯客观、真实可信才是史学的基石。
  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1
  (1904年1月19日)
  奏:为钦遵传谕,统筹布置,谨将时势情形,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处王大臣电寄各省督抚内开:俄日相持益急,如竟决裂,中国势处两难,自当妥筹办法,除奉直边要各地方,应由北洋统筹布置,派兵严防外,所有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务须加意扼防,慎固封守。各省匪党游勇,伏莽孔多,诚恐妄造谣言,乘机作乱,致别国借口,复生他变,尤宜预为防范,并饬属认真保护洋人财产、教堂,倘有奸徒煽惑,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虞。报纸消息,往往误传,人心易滋惶惑,仍希示以镇静,不动声色,妥密筹备为要。奉谕密布,希即遵照。等因。承准此。臣忝膺疆寄,自应钦遵,严密筹防,惟现在时势情形,有不得不披沥上陈者。
  查日本以协约龃龉,早修战备,俄人初意不愿用武。近因相持日急,乃在东三省日夜运兵,探闻已增至八万,合旧驻兵数,共计十八万七千余人,其已备待发者尚有七万余人。俄之宗旨已变,自不肯轻易撤退。而日本举国鼎沸,又不能听俄所为,两不相下,战端难免。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不仅守局外,然公法局外之例,以遣兵防边,不许客兵借境为要义。防之不力,守局立隳,不但人之溃卒,我之土匪,必须认真防堵;而两大(国)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直境北连蒙古,俄与蒙疆接壤,处处空虚,由张家口达恰克图仅两千数百里,为俄人往来孔道;直之热河,东毗奉境,俄方占据奉省,将来资为战场。计东北边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数百里,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数万人不克周密,盖人皆以数十万众角逐辽海,我之防兵非万人不足支一隅,又须声势联络,互相策应,方免疏虞。惟我方饷绌械乏,断难集此重兵。然详查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
  现查直境兵力,淮练各营,迭经裁汰,仅可巡缉地面;京旗三千人甫经成军,只可调防京师;自强军两千余人,现亦分布巡防;臣所部大支战兵,只武卫右军七千人,常备军九千余人。此外有提督马玉昆所部武卫左军一万人,姜桂题所部毅军五千人,遇有征调,除去看守营房,护运粮械外,应战之兵,不过三万,仍须分兵留驻京城,巡防近畿,计不过两万余人可以出防。且自公约禁运军火,各军子弹大半缺少,军械又多参差。臣前曾与庆亲王奕密商,拟增兵三万并筹备军火以资分布。嗣因饷项难筹,先增募一万,酌购军械,备助防守,计一万人正饷通年约需百万两,而购备枪炮及子弹并各项战具、杂支,约需一百数十万两,可指之项,只有练兵处奏请由直隶挪借一百万两,其所请部拨之二百万两,尚未准部文知照。如拟增足三万人,势难筹办,然非此又不足以布置。

送“高帽”的学问一(2)

  臣九月间奉召入对,曾以预筹饷项为请,当蒙面谕,由部筹拨,迄今已逾两月,尚无的款在计。臣筹措为难,自系实情。然及今募兵购械,已觉为时甚迫,如再延宕时日,待至俄、日兵连祸结,虽有巨款,而乌合之众不足防御,远购之械难应急需,势将束手坐困,即使臣粉身碎骨,亦不足塞责于万一。臣一身不足惜,但事关大局安危,不敢不悉心筹划,力求周备,倘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无米为炊,惟有尽现有之饷以备兵,亦惟有尽现有之兵以布防。设或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不能稍辞其责,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甲午之役,集天下之兵力、财力,已故大学士臣李鸿章、故督刘坤一之久历戎行,老谋深算,而关内外各军不下二十万,仍每以兵单为忧。况现在俄、日交哄,人之兵力倍蓰畴昔,而驽下如臣,处此财才极窘之秋,提此两万余众之卒布置防守,实有不能不为鳃鳃过虑者也。臣通盘筹划,夙夜焦思,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惟有仰乞皇太后、皇上饬下户部迅筹切实的饷,以应急需而扶危局,天下幸甚。臣不胜战栗恐惧,迫切待命之至。
  所有遵谕统筹布置情形,理合恭折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庚子事变后,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赔偿债务,国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而京畿直隶,民变兵燹过后,城镇残破,百业凋敝,正是亟需整顿善后,修养生息的时候。清廷为了挽回颓败的国势,重提变法,袁世凯也正在一马当先地在直隶推行新政,经费本已不足,为何又要朝廷挤出大量经费来整军经武呢?原来中国此时已落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国土大部分被划为各列强的势力范围,因而列强间的矛盾和利益争夺,一举一动无不牵动国内的政策走向,改变着行政的轻重缓急次序,想关起门来搞发展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此时,中国的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日、俄之战看来已势不可免,所以扩练新军,这个在乱后恢复时期原可缓一步进行的事情,现在又成为头等急务了。日俄为什么,凭什么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这就要我们回过头来,从因老李病逝而中断了的中俄关于收回东北的交涉谈起了。
  因为头绪纷繁,本章拟从三个方面叙述、捋清国际政治对中国内政的影响,而它又是如何在危机中给袁世凯提供了扩充北洋实力的机会。从列强争夺的大背景下,我们才可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北洋扩军的原因。袁世凯主观意愿的因素有,但大得多的成分是国防的需要,形势的逼迫,而练兵的资源掌握在袁世凯这里,所以因逢时会,成就了他的事业。不是有句话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吗?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建立随营学堂,持续不断地培训、吸纳人才,反映了他的远见,也积累下了北洋雄厚的军事资源,当机会到来的时候,练兵扩军自然非他莫属,岂是“野心”二字所能概括的?
  先从中、俄收回东北的交涉说起。李鸿章去世后,双方交涉一度中止。1902年2月10日,中俄重开满洲问题的谈判,中方为另一全权大臣庆亲王,俄方为驻华公使。庆王比起老李,在外交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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