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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形形色色的案件 作者:[苏联] 阿·阿达莫夫-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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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列洛夫,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知道,和您一起坐车的那位姑娘是谁。”左托夫轻声地,但却十分坚决地说。

  “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和案子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格列洛夫头也不抬地回答。

  “这是她吗?”左托夫一面把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照片指给他看,一面问道。

  谢尔盖屏住呼吸,两眼死盯着格列洛夫的脸。他觉得现在好像就要决定他自己的命运了。

  格列洛夫抬起头,冷笑了一下说:“你们这里没有她的照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我那个学院的瓦利雅·别洛娃。我邀她来坐汽车是为了转移查依契柯夫的视线。”

  审讯继续进行着。格列洛夫回答着所有的问题。而且可以感觉到,他说的是实话。他那恶毒的意志已经被摧毁了。

  可是每当左托夫提到“老爷子”的时候,格列洛夫的脸上就泛起了红晕,同时他还粗暴地、几乎是疯狂地拒绝回答。

  最后,格列洛夫终于被带走了。这时,左托夫疲倦地靠到椅背上,开始抽起一天中的最后一支烟来(这是他早就保存着以便此刻享用的)。他说:“朋友们,案件算是结束了。罪行的真相已经大白了。”

  “可是这个‘老爷子’也太狡猾了,”谢尔盖勉强笑着说,“瞧他把小伙计们吓成了什么样子呀,自己却招财进宝、坐享其成。”

  谢尔盖由于自己的失败沮丧极了,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将这一点掩盖住,不让周围的人知道。

  左托夫皱着眉头看了谢尔盖一眼,随即严厉地强调说:“谢尔盖,在和同志们谈工作时,特别是在其它场合,不要使用罪犯们的黑话。我希望以后再也听不见您说这样的字眼!明白吗?”

  “明白了,少校同志。”谢尔盖红着脸回答。

  “至于这个‘老爷子’,事情可不那么简单。”左托夫沉思着指出来,“格朗宁,您怎么看?”

  “我也是这么想。”响起了科斯加的男低音,“这是个有趣的怪人。”

  “有趣的——这个字眼用得不恰当。”左托夫意味深长地纠正他说。

  晚上相当晚的时候,谢尔盖传瓦伦丁娜·阿莫索娃来作最后一次审讯。正当他准备进行时,桑德列尔跨进了房间,谢尔盖站起身来。

  “您问吧,科尔舒诺夫,我来听一听。”桑德列尔一边说,一边坐到格朗宁的位子上。

  谢尔盖坐下来,把审问记录向面前挪了挪,严厉地看了一下瓦伦丁娜微微发白的、哭过的脸。

  “阿莫索娃,真正的凶手已经被查明、破获了。”他说,“您解释一下吧,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地撒谎,妨碍审讯工作?”

  瓦伦丁娜呜咽着,低下了头,不作回答。

  “为什么您要撒谎,捏造出一些到莫斯科来的旅伴?”

  “好让你们容易相信些。”阿莫索娃轻声回答。

  “关于手绢的事为什么要欺骗果利科娃?”

  “我当时就把这条手绢搞丢了,又怕承认这件事。”

  “好,那么关于冬大衣的事为什么又撒谎呢?”

  “我本来是想把这件大衣卖掉,在出了凶杀案以后,我以为叔父会可怜我,替我买件新的。”

  “阿莫索娃,您处处都在撒谎。”桑德列尔参加到谈话里来,“讲讲看,大概您过去也是经常骗人的吧?”

  瓦伦丁娜转过头来,碰上了他的眼光,突然十分疲倦而悲伤地说:“我一向都觉得,人在说谎的时候就活得轻松些。这次得了一个很好的教训,一辈子的教训。”

  “我们以后再看这次教训对您是否有益吧。”桑德列尔沉思着说,接着又转身对谢尔盖加了一句:“给她开一张出门通行证,让她回家吧。”

  等到阿莫索娃走出房间后,桑德列尔看了看谢尔盖怏怏不乐的脸,不由得大笑起来。

  “不要灰心丧气,科尔舒诺夫,您只不过是缺乏经验罢了。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所必须有的主要品质您都具备。这一点我很喜欢。”

  桑德列尔沉默了片刻,后来再说话时,已经完全换了一种语调,他忧心忡忡地指出:“请注意:这个案子并没有因为逮捕了格列洛夫而告结束。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更加危险的人物——这就是‘老爷子’。能够把格列洛夫这样的坏蛋吓唬住,并迫使他去杀人,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您明白吗?然而,眼下有关他的线索却一点儿也没有。‘老爷子’……”他思索着又重复了一遍,“不,我不知道这个绰号。真奇怪,按说他该是个惯匪了!真的,很奇怪。” 

第三章 初遇沙伏龙·罗什金
  莫斯科城内热得喘不过气来。火辣辣的太阳晒化了地面上的柏油。从早到晚在市中心区的街道上,都可以看见天蓝色的洒水汽车,在它那扇形的清凉的水流中不时映出片断彩虹,但丝毫也没有减轻这酷暑的威力。水落到灼热的柏油上,几乎立刻就变成了一股股温暖的水汽。在卖汽水的小摊和车厢旁总是排着长长的一队人。

  夜晚也没有一点儿凉意。沉闷而干燥的空气似乎更加浓厚了,使人简直无法呼吸。

  谢尔盖、格朗宁和罗巴诺夫三个人,在涅斯库花园深处最僻静的一个地方休息。他们躺在草地上,懒洋洋地交谈着。

  “哎哟,”谢尔盖侧转身子,不由得呻吟了一声,“浑身的肌肉都在发痛!”

  “自卫角力——是很有用的东西。”罗巴诺夫嚼着一根草杆,教训式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人绝对少不了它。我记得,沃龙错夫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

  一提到沃龙错夫,谢尔盖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近来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谢尔盖极其痛楚地忍受了自己的头一次失败。正因为当时沃龙错夫比别人更厉害地嘲笑了他的论点,而结果又显得完全正确,所以谢尔盖也就更加不喜欢他了。但在这互相之间的不愉快的气氛中,最主要的还是沃龙错夫对新同事的轻视态度。

  因此,沃龙错夫在谢尔盖眼里就成了刻薄、吹毛求疵而又自负的人,这就必然要激起谢尔盖的愤怒。

  “我在你们的沃龙错夫身上就看不出一点儿长处来。”他忿忿地说。

  “嘿,你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罗巴诺夫心平气和地反驳说,“其实维克多是个不坏的小伙子,真的!”

  “他是个爱找茬儿的小人,狗肚鸡肠的家伙!”谢尔盖发火了,“你们只不过是怕他那张嘴罢了。”

  “哈,哈,哈!”罗巴诺夫大笑起来,“你听见没有,科斯加?爱找茬儿的小人……这说的是维克多!”

  一直闷声不响的格朗宁听了谢尔盖最后的几句话,侧过身来,望着罗巴诺夫,生气地问:

  “你高兴些什么?”他压了压火,很有分寸地又说:“科尔舒诺夫,您这是诽谤!由于个人恩怨,您的成见实在太深了。”

  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呆了一会儿。格朗宁重重地翻过身去,再也不看谢尔盖一眼。罗巴诺夫收敛了笑容,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

  谢尔盖由于他们的一致反对感到很不自在,“个人恩怨”——这几个字深深地刺痛了他。之所以刺痛。也正因为这批评是正确的。谢尔盖心里立刻就承认了这一点。他习惯于深厚而坦率的友谊,也喜欢以诚恳、爽直的态度待人,因此不由得为自己的激愤和显然不公正的论断而深感惭愧。同时他也觉得有些对不起人,这些人一贯被他当成自己的朋友,而他们也的确是他的朋友。

  谢尔盖站起身来,踱过草地,走到格朗宁面前站住了。

  “对,我承认,是我过激了。”他低声说,“我收回自己说的话。”

  “这才像话。”科斯加扭过头来,半躺着把手伸给他,“在这种情况下,老弟,自尊心应当收到口袋里去。”

  “好极了,太好了。”萨沙半戏谑,半郑重其事地说,“现在我可以再给我们年轻的同事讲一件事,作为教训。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你怎么这么爱吹牛!”格朗宁闷闷地说。

  “没有的事,我只不过爱谈往事罢了。”罗巴诺夫抱屈地回答。

  又是一阵沉默。

  后来格朗宁站起来,抖了抖土,看了看闪光的表盘,说道:“走吧,伙计,要不然我的两肋都得躺出疮来了。”

  他们穿过公园,科斯加在出口处和朋友们告了别。

  谢尔盖忽然变得闷闷不乐起来。

  多么想知道,莲娜现在在干什么呀!她正好在度暑假,大概已经离开莫斯科了。不过,也可能没有走吧?

  “听我说,萨沙,”他突如其来地转身对罗巴诺夫说,“你愿意我给你介绍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吗?”

  “为了什么?”罗巴诺夫小心起来,“你自己想看见她了吧?”

  “不,不为什么,随便说说。”谢尔盖没料到自己的朋友会这样明察秋毫,以致一下子茫然失措了。

  “那有什么,行。”罗巴诺夫同意说。

  他们找到了公用电话,一起进了四面镶着玻璃的电话亭。谢尔盖拨了号码,听见一阵长长的铃声,可是他突然又坚决地把电话挂上了。

  “我不给她打电话了。”他忧郁地说道。

  罗巴诺夫惊讶地看了谢尔盖一眼,显然已经明白,是什么在他心中翻腾不安了。于是肯定地说:“那就别打电话吧。要知道,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第二天晚上七点钟左右,莫斯科刑侦局的值班员向左托夫报告说:“在您这一区发生了重大的住宅失窃事件,请记下地址。汽车停在大门口。”

  ……

  一个区民警分局的工作人员,在别象街的一幢新建的大楼内,在宽敞的、陈设华丽的住宅前厅里,迎接了刑侦局的值勤工作组。他把左托夫请到一边,简短地报告说:“现场的一切都保持着原状,住宅的主人是建筑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总工程师舒宾斯基。他现在身体状况很不好,躺在饭厅的沙发上,我已经请过医生了。此外,”他压低声音又说:“根据他的要求,我已经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打过电话,看样子,他这儿保存有机密文件。”

  “委员会的人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呢,这就来。”

  “舒宾斯基怎么样?”

  “我看,不太好。”

  左托夫吩咐他的随员开始视察住宅,但暂时不要到饭厅去,以免惊动病人。

  这时,前厅的电铃响了。两个穿着便服的陌生人走进屋来,打听谁是工作组的负责人。有人把左托夫指给了他们。

  “国家安全委员会佛洛诺夫大尉。”其中一个人一面向左托夫自我介绍说,一面把证件递过来,“请问您怎么称呼?”

  “民警少校左托夫。请到饭厅来吧,大尉同志。我们先问问失主丢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再决定我们之间应该由谁来处理这个案件。”

  左托夫一跨进饭厅就看见了躺在沙发上的舒宾斯基。他是一个胖胖的、头发斑白、胡子理得很整齐的人。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妇女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她一面捏着他无力的手,一面看着表,显然正在试脉搏。女人看见有人进来,便小心地放下舒宾斯基的手,很爽快地说:

  “好了,一切已经正常,安东·查哈洛维奇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要躺两三天,严格遵守卧床制度,也不能经受任何刺激。”

  “可这是绝对不行的!我得去向部长汇报。”舒宾斯基连忙反对。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您的健康最重要!”

  “唉!好吧,好吧。”舒宾斯基痛得皱着眉头,顺从地叹了一口气。

  女人带着担忧的神情转身对进屋的人说:“同志们,请不要使病人过于疲劳。现在对他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安静。”

  “好,我们尽力做到,尽力做到,医生同志。”左托夫一面回答,一面走近沙发,对舒宾斯基说,“我是左托夫,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这位是佛洛诺夫大尉,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舒宾斯基同志,首先请您告诉我们,匪徒们抢走了些什么东西。”

  “请坐,我的朋友们。”舒宾斯基回答。

  他有气无力地用手势指了一下椅子,然后看了医生一眼。医生已懂得了这眼光的含意。

  “只是不要过于激动,也不要说太多的话。”她恳切地、好像是在请求似地说完后便走出了房间。

  舒宾斯基侧过身来,这一动作使他痛得脸都变了样。

  “瞧,心脏开始出毛病了。”他喃喃地抱怨说,“一着急,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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