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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

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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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想,写出这首诗的元稹,在他心灵深处,至少还有一小块尚未沦丧的净土。冲这一点,比之当下那些蝇营狗苟,争名夺利,让人泄气,渐行渐远的同行,还真是想对一千多年前的这位大师致敬。
  无论如何,在他心里,还保留着一点最后的可贵良知。
  总为从前作诗苦(1)
  总为从前作诗苦中国人谈诗,离不开唐诗,因为那是中国诗歌史不可逾越的巅峰。
  同样,谈到唐诗,泛泛地谈也好,具体深入地谈也好,是离不开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的。
  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期间,一时兴起,写了一本题为《李白与杜甫》的小册子,无论其抑杜扬李是如何的牵强附会,也无论其政治取向是如何的不敢恭维,但有一条,他选择这两位诗人来大做文章,恰好说明李白和杜甫代表着盛唐诗歌的顶极状态,代表着中国这个诗歌王国的最高成就。
  要想读中国诗,必李白杜甫不可,而要想写好中国诗,尤非李白杜甫不可。清人吴伟业说过:“诗之尊李杜……此犹山之有泰、华,水之有江、河,无不仰止而取益焉。”作为文人,被盛评为泰山、华山那样巍峨,被美誉为长江、黄河那样浩瀚,被推崇到这等高度,可谓至尊至极了。而且,千年以来的历史也证实,不论朝代之更迭,不论时光之变迁,其生命活力的永存,其美学价值的常在,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大概称得上真正的不朽了。
  时下,不朽这个词,已被用滥用臭,也许因为物质社会的缘故,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花上几两银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一个不朽的桂冠头上顶着,招摇过市。所以,当前文坛上,那些声称不朽者,已经不朽者,早就不朽者,不朽得一塌糊涂者,已经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真是让我们既惊讶,又痛苦。
  余生也晚,民国和清以前的中国文人,怎样厚颜无耻地营造不朽,已不得而知。但当代的作家、诗人,为了活着能够瞻仰到自己的不朽,忙不迭地给自己立纪念馆,开纪念会,出纪念文集,接受纪念者顶礼膜拜。这也是文学界近些年来,够闹人,也够闹心的屡见不鲜的新闻。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黄花菜一凉以后,不朽也随之泡汤。虽然,那些纪念他们的庙宇,形同孤坟寡鬼,还在他们家乡土地上矗立着,可也终于难逃蛛网结门,香火寂寥,门可罗雀,草蒿满庭的命运。
  求不朽,是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孔孟之道的立德、立功、立言的影响所致,活着追求声名,死后想要不朽,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有点名气的文人,魂牵梦萦着不朽,没什么名气的文人,也情不自禁着不朽,这不朽,遂成为文坛上很多同志坐卧不宁,寝食不安的心病。
  其实,所有的表面文章,所有的轰轰烈烈,结果无不是镜花水月,过眼烟云。因为,视眼下中国文学尚未成器的进展状况,套用一句“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俗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可能出现不朽,连沾点边也没门。
  《国语鲁语》中有这样一句话:“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是很有道理的。在物质欲望膨胀,精神世界萎缩的社会风气之下,吃得肥头大耳,喝得脸红眼直,左拥右抱,上下其手的当代英雄们,指望他们写出不朽之作,岂不是作白日梦乎?
  什么叫作不朽,重温一下唐人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对于诗人李白的评价,便略知一二了:“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侯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这“千载独步,唯公一人”的褒誉,历数新时期文学开始以来,或者,再往前推一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可有一位作家,一位诗人,当得起这八个字?
  看起来,假不朽者才斤斤于不朽,而真不朽者,倒并不介意不朽。
  即使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两位诗人,正如日中天似地创造文学史之不朽之际,蜚声宇内,扬名海外,甚至连唐玄宗也买诗人的账,偶尔“爱卿长”,“爱卿短”地很是给足面子的。但无论李白,无论杜甫,都不曾向李隆基开口,要求在家乡盖个李青莲文学馆,或者杜子美文学馆。虽然,如今成都市区里,有间清幽雅洁的杜甫草堂,我估计,十有八九,是后人傅会的。
  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想到了这一点,不过,可能觉得很没劲,很无聊,便随它去了。朽,或者不朽,那是后人的事,而且是很远很远以后的后人的事,用得着咸吃萝卜淡操心吗?再说了,不朽者,自会不朽,非不朽者,即使给自己作品每个字都镀上一层金箔,待到时光销磨掉最后的色彩,还不是成为一堆文学垃圾。
  所以,目前形形色色的不朽,不过是跳梁丑剧的表演罢了。这其中,小闹闹者,闹在文坛,属于气血两虚,心浮气躁;大闹闹者,闹在社会,则是歇斯底里,近乎癫狂;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闹闹者,闹到大学里去,已经朽木不可雕也;还求孔夫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不朽,则绝对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行为了。
  真正的不朽,对真正的天才而言,大概是用不着去闹,天上自会掉馅儿饼的。
  回到郭老那部大作的本题上来,我们通常并称李杜,其实这两位诗人,除了不朽这个共同点外,李是李,杜是杜,浑不是一回事。
  李白(701~762),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人,祖籍陇西成纪,一说其祖先为西域碎叶人。“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天才早熟。二十四岁出蜀,仗剑行吟,遍游天下。四十二岁,由道士吴筠荐,至长安,玄宗用为供奉翰林。后受宦官排挤,遣金放还。安史之乱时,入永王李璘幕。因争夺帝位,永王叛,为肃宗所败,李白被定罪流放夜郎,后遇赦。六十一岁,代宗朝平反,往依当涂县令李阳冰,六十二岁卒。也有一说,因精神失常,泛舟江中,跃水而亡。
  杜甫(712~770),字子美。巩县人,祖籍襄阳。“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少壮成名。三十五岁以前,游历江淮齐鲁,后入长安,应科举考试,不得举,潦倒十年,徜徉江湖。四十四岁,安史之乱中被乱军裹胁,后脱身至灵武,肃宗授以左拾遗。后被贬,弃官入蜀,入四川节度使严武幕,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无所傍依,遂东下夔州。五十九岁,再经湖北入湖南,因贫病交加,死于耒阳湘江舟中。另有一说,由于饥饿,过量食牛肉暴毙。
  总而言之,李白杜甫的差别在于,前者的公关面多为宫廷权贵、名流高士,看他的诗,一派富贵气象,盛唐雄风。后者的接触面基本上都是社会低层、草根人物,他写的诗,多为民间疾苦,沉痛呻吟。从贵族世家走出来的李白,是一个抱有鸿图大志,力求飞黄腾达,永远不安于位,永远力争上游的强者。而出身寒微的杜甫,仕途蹭蹬,发达无望,长期处于不得意的状态下,是一个欲振作无力气,常发奋屡挫折的弱者。
  因此,这两位诗人沿着自己的轨迹,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李是理想主义者,杜是悲观主义者。李是永远的乐天派,杜是艰难的谋生人。李敢于说大话,敢于冒风险,是某种程度上的自大狂,投机政治,不计后果,终于因为站错了队,而付出一生的代价。杜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其实是一个入仕无门,落拓穷困的潦倒者,尽管忠忱唐室,尾追玄宗肃宗,疲于奔命,队倒是站对了,可得到的一个八品微末之官,也当不成,到底贬谪迁徙,在蹉跎中走完了人生旅程。
  因此,这两位诗人,虽并名为“李杜”,却有着鲜明的不同。
  总为从前作诗苦(2)
  看他们的创作状态:一个天马行空;一个脚踏实地。
  看他们的精神面貌:一个神采飞扬;一个愁眉苦脸。
  看他们的写诗主旨:一个提倡浪漫主义;一个主张现实精神。
  看他们的情感寄托:一个陶醉醇酒妇人;一个在意妻儿老小。
  看他们的人生抱负:一个梦想“为君谈笑静胡沙”,期望异常之高;一个只能“日暮聊为《梁父吟》”,欲念相当之低。
  看他们的心路历程:一个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旦得意,自我感觉立刻良好得不得了;一个是“同学少年都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颠沛流离,心情始终是相当郁闷和自卑。
  看他们的终结追求:一个仰面朝天,努力攀登,心比天高,“揄扬九重万乘主”,是要入阁拜相、问鼎当朝的;一个眼睛向下,扎根泥土,辛勤耕耘,“语不惊人死不休”,除了诗之外,他几乎再无其他了。
  李白与杜甫,严格说,是不甚搭界的。
  宋人李纲《杜工部集序》称:“自开元天宝全盛之时,迄至德大历,干戈丧乱之际,凡千四百四十馀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发于诗。”杜甫是一位心系社稷,悲悯苍生,于颠沛流离中,始终忧国忧民的诗人;而李白,以杜甫那首《饮中八仙歌》,其中四句极写李白的恣纵狂放,肆无忌惮的浪漫精神来看,“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则是一位充满自信,解放个性,于率真生活中追求淋漓痛快的诗人。
  因此,无论为文,为诗,为歌,更重要是为人,李白和杜甫,可以算作两条道上的火车,很难走到一起。
  然而,公元744年至745年,这两位诗人的运行轨道,有过短暂的交接。
  天宝三载(744),李白与杜甫初次相遇,相识,相交往,时在东都洛阳。前两年,李白应朝廷征召入京,初到长安,即与贺知章相见,颇受推重,以贺的名望,复荐之于帝,身价倍增。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授为待诏翰林,拟以擢用。这位文学明星,顿成政治明星,一时间,“王公大人恤颜色,金印紫绶来相趋”,我们这位大诗人,“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还揖二千石”,忙碌得不亦乐乎,开心得也不亦乐乎。我替来到京城闯荡的杜甫想,少不了类似今天那些文学青年、新秀作家来到北京,不能不向那些文学名流、评论大腕、出版巨头、编辑高手致以崇高敬意一样,自然要想办法拜李白这个码头。
  一心要匡扶王室、立志疆域的李白,不想仅仅当一个哄皇帝开心的御用文人,正跟唐玄宗李隆基闹情绪,皇帝只要他作诗,不要他干政,诗人激动之馀,打了辞职报告,要求返回山林。那时的杜甫,说来也颇狼狈,科举未成,为宦不得,像在北京厮混的北漂一族,在长安、洛阳,以他的诗名,以他的才情,以他河南人那种质朴,或干谒权贵,或谋事衙门,或打杂蹭饭,或贩药求生。因此,类似科学院院士或社科院学部委员的李白,放下身段,能和杜甫来往,某种程度上说,是抬举他。杜甫很当回事,自然可以理解,李白不那么当回事,似乎也可以理解。
  尽管李白不怎么把这个小他十岁的年轻诗人太放在心上,但是,《新唐书杜甫传》称,“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这种状况,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位待诏翰林的情绪。一般来说,文学强者对相对弱于他的对手,比较能够胸怀宽阔,而对势均力敌,存在着绝对年龄优势的对手,通常保持着一种警惧心态,也许在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但在心灵深处,这种戒备态势,是会存在的。对于李白与杜甫的关系,古人也好,今人也好,持两人“相知甚深”看法的论者颇多。这些皮相之言,似有未可尽信之处。
  因为,文人与文人相处,不会比狼与狼相处更融洽,我指的是心灵深处的,那些最隐藏的特别较劲的方面。
  天宝四载(745),李白的报告,李隆基批了,应该说,唐玄宗还是很欣赏李白,也未必不想予以重用,可他左右不了身边的宠幸、枕边的美人,只好“遣金放还”,让诗人体面地离开长安,一路向东走去。正好,杜甫探亲,也来到齐鲁,事有凑巧,两位诗人再次相遇于山东兖州。
  也许一个遭遇挫折的人,容易现实一点,也许一个饱受不幸的人,也就在意他人的同情。天性张扬的李白,被一脚踢出长安,再多的遣散费,也安抚不了那极其自尊而受到极其屈辱的心。失落之馀,杜甫的殷勤,“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便是他在这座古城里难得的温馨了,遂与杜甫有了更多的交流。
  时年三十四岁的杜甫,对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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