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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

历史的云雾-高华文选-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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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泽东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泽东为“主公”。

杨尚昆青年时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是前后同学。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的尖锐批评。1949年3月,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对自己的错误多有掩饰。杨在《日记》中批评王明的发言“口若悬河,离题万里”,“简直是胡闹”,“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伺机反攻之企图”。而对于毛泽东,杨尚昆则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记里,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象的”。建国初,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对美国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杨尚昆,他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出兵朝鲜参战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泽东尊崇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敬,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格。

有关“四清”

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实现了以他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他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的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则。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面只要指导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上面的指导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问题。

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身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响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中央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自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时间。杨深入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西北局共派出17393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当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4年末围绕“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196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

有关中苏关系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与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泽东与苏联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

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他定夺。此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泽东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尚昆代表中央与彭德怀联系

《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

《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4月1日至12月3日、1950全年、1952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12月24日记到31日,其他全为空缺。

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份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份。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情况不同。例如,从1956年5月16日至1957年1月17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记日记,而其他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1957年1月27日至11月1日;1958年1月1日至11月6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和大跃进高潮时期。

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

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月12日晚,杨向毛泽东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他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16时30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

日记通常都较简略,鲁迅日记即为一典型,但政治人物日记简略,就不仅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了。如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涉及人事敏感,涉及对重要人物的看法,在日记中通常会回避或较少着墨。杨尚昆位居中枢机要,所见所闻大多不宜对外透露,在其日记中,对许多重大事情加以回避或省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例如,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与中方同志发生严重争执,杨尚昆亦参加部份会见和接待工作,例如,他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和常委同志与苏联代表团会谈,由下午5时至12时才完。”这次中苏会谈,双方矛盾全面爆发,以当时杨的地位和所负责工作的性质,他不可能不与闻,但在他的日记中对此却无任何涉及。像这一类情况,在《杨尚昆日记》中并不是个别的。因此,对于学者而言,仅凭日记一类的记载来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须参照其他相关资料加以佐证和补充。

例如,有关彭德怀1965年10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杨的日记中记载得就极为简略。1965年10月19日,杨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3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与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杨尚昆离开中南海前夕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单。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抬头上,写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究竟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谈话呢?谈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在杨的日记中无一字反映。谈话的当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记中,杨都写了对这次谈话的感受。

谈话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10月30日和10月31日的日记中的第一段,分别写有这样的话:“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原来这次谈话是由于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对杨尚昆同志产生了不信任,宣布调离杨的工作,另行安排杨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邓、彭只是奉命传达而已。杨尚昆是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下放广东担任一名普通书记(当时省委一级的书记处的书记多达5-6名),这只能被认为是贬黜,否则何来“不安”,何来“整天没有精神”?

10月29日谈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这在日记中均有记载。

杨仍出席一些例常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11月6日),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11月29日)。

 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抬头写道:“中午主席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在杨的日记中对谈话内容无一字记载。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谈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然而,熟悉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尚昆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而绝无可能的。

杨尚昆与周恩来

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9月16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19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现在,杨自己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是否受毛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1998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拜访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杨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11月19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日记中付之阙如。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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