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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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种泄那康亮恕！雹荨 �
第四次“围剿”在僵持中结束，毛作了一首词，谈论它的结局：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１１月，共产党取得了一次侥幸的胜利。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行兵变，试图建立一个与蒋介石对立的民治政府。起义之前，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在上海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可是，过于谨慎的共产党人未作出明确反应。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即毛和朱——签署了一件与这个非共产党起义者联合的文件，但是，政治局却认为福建的起义者主张的是虚伪的民主，不值得支持。毛和朱则希望福建事变的发动者能真正给予该省人民以自由权利，并与共产党结成真诚的联盟。
正当毛争取实现联合时，兵变已被忠于国民党的军队镇压了。在结成有成效的联盟机会丧失后，毛也加入了对政治局的公开抨击。假如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福建的兵变军队就可以得到红军的支援，这样兵变就有可能成功，就可能控制相当大的领土和资源——尽管瑞金的军事战略家必须斟酌，从苏区派出援军，会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后来毛抱怨他的党内对手，错误地处理了福建事变。
毛４０岁生日后不久，１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中央全会，毛的所有政策都被攻击为右倾路线。毛已预料到会上将发生些什么，所以就通知一个同伴，以健康原因，未参加会议。可是，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却说：“博古讽刺地说，毛又犯了‘外交病’。使毛感到愤忿不平的原因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将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来作；另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要求，没有被批准。”⑥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之时，在瑞金所有的主要中国领导同志中，奥托·布劳恩发现：“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字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放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１９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⑦
但是，博古和他的朋友，以及共产国际都不想抛弃毛，他们意识到他在根据地已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尽管三年以来毛派不断遭到斥责和排挤，毛还是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但是，这一次他只是一个傀儡。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中超过半数，并选举了自己团体的人担任主席。这样，他们就敢于选举毛，如果他不与他们合作，就可以随时撤换他。毛的职务是名誉性的，没有实权，而洛甫实际上差不多成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首脑。
毛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的两段话，表明了他仍代表着的力量。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命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最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⑧
第2部 奋斗第９章 遭贬（3）
可是，毛在政治上所受的屈辱仍然存在。２月间，他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样，又失掉了一个更有实权的职位。（同一个月，他的勤务员找到了一个搪瓷饭盒，因此，他不再使用他的喝水缸子吃“三层饭”了。）３月，洛甫以同一个委员会的名义发布训令，批评了由毛主持的查田运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发动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敌人动员了近百万军队，采用了新的战略战术。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开始使用他的德国顾问推荐的堡垒体系。在第五次“围剿”中，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堡垒政策上了。
共产党试图以阵地战来抵抗强大的敌人，这显然是灾难性的。１９３４年４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共产党内对于军事战略的主张出现了分歧。毛称广昌战役是一次“大灾难”。
他指责采取分散兵力的堡垒战术是消极防御，并在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就轻率发动进攻。布劳恩回忆说：“他利用一切机会，不断重复数落着这些罪名，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他在公开会议上很少这样说，但在背后同他的亲信交谈时，就竭尽诽谤之能事。”
毛之所以选择布劳恩作为他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可以理解的，布劳恩对此解释说，他毫不含糊地在他的同胞中煽动民族自尊心和仇外情绪，进而推论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⑨
广昌失败后，５月初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提出了一个张慌失措中拼凑的计划。毛建议进行四面反攻，虽然这会把红军分成四部分，但每一支在不同方面的进攻都可以吸引国民党军队，从而创造打破“围剿”的机会。他的建议也未得到支持。最后，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折衷方案，在石城以北建立强大的防线，并派遣一支红军先遣队越过敌人防线袭扰闽浙，以及秘密组织从中央苏区撤退。
如果说毛在军事政策的纷争中，对未来有所预示的话，那么他于１９３４年夏所写的一首词却并未表现出他对未来的这种预见性：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因此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北上抗日来为撤出江西根据地辩解，因为日本在华北的扩张正在加剧。当时，日本人已经越过了长城，击败了在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并扶植从前的小皇帝溥仪为新的“满洲”国的傀儡统治者。
然而，当第五次“围剿”残酷地推进到苏区时，毛突然再度屈辱地遭到中央委员会的斥责，说他在土地问题和军事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被排挤出所有党的会议。他可能是和他的湖南同乡刘少奇一起，隐居在瑞金城外几英里远的名叫沙洲坝的村子里，刘也是被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排挤的。
８月，毛在距瑞金以西６０英里的县城于都的住所中遭到监禁，第三次被从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由于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在瑞金的博古的共同努力，此时，毛面临被永久排除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层的前景。由于身患疟疾，发着高烧，只得请一个名叫傅连的教会医生治疗，所以毛没有作出反应。
当听到他被监禁的消息后，一个后来脱党的老伙伴龚楚，带了一些酒和鸡看他，他们一边吃一边回忆上井冈山之前第一次会面的情形。日落后，他们又喝了很长时间，当他的朋友要回去时，毛打着手势说：“唉，井冈山同志的天下一去不复返了。”⑩
但是，城镇乡村仍然不断落入敌人手中，１０月初，毛由于他的谨慎和作为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的有限职权，参加了有周恩来、博古、布劳恩，以及其他领导人的高级负责会议，决定撤出江西根据地。两个星期后，长征就开始了。
第2部 奋斗第10章 长征（1）
1934—1935
毛的勤务员回忆道，毛和二十几个人走出于都北门往西一拐，“一条宽大的河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顺着河水往上走去。滚滚的河水带着黄色的泡沫翻腾着，大声地发出呼啸，像吹起了进军的号角。太阳落了，冷风一阵一阵地扑来，寒意很浓。主席没有穿大衣，只穿了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八角红军帽。他迈着大步，带领我们前进”①。１０月的一天下午５点钟，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
疟疾高烧之后的毛，被描述得瘦弱而憔悴，他的勤务员解释说：“由于他患病”，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所骑的还是６年前缴获的那匹毛喜爱的暗褐色战马。陈勤务员补充说，毛的队列中包括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虽然她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了；一个男卫生员钟福昌，是在毛患疟疾时派给他的；还有秘书黄有风。
但是，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孩子太小，不能随队行军，只好寄养在江西农民的家里。１５年后，人民解放军又回到这一地区，尽管毛派部队四处寻找，但未能得到他们的消息。他的小弟弟毛泽覃和其新婚妻子贺子珍的妹妹留下掩护。他的大弟弟毛泽民作为银行行长，随队长征，负责根据地政府的货币、金银和印钞机器。
后来毛泽东声称，长征是在我们犯错误的时期进行的，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他拿丧失江西根据地与失败的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相比较。还有一次他断言长征是完全不必要的，假若有更高明的指挥才干，是可以击破第五次“围剿”的。
长征开始时，红军并不真正清楚他们的目的地在哪里。后来毛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假如你以为我们有过确定的计划的话，答案是我们不曾有过这类的计划。我们只是打算突围，与其他根据地会合。此外，惟一有意识的打算就是转移我们的阵地，以便可以与日本人作战。”②
毛能否参加长征也是有争议的。假如他的疟疾没有痊愈，就有可能和其他生病的领导人，例如像瞿秋白也可能像他们一样被国民党抓获，一样留下来作掩护。即使他康复了，考虑到领导层中有强大的反对毛及其派别的力量，决计把他留在江西也不是不可能的。如同他的许多亲密同志和支持者，其中包括陈毅、谭震林、萧华＊和邓子恢等被留下来一样。显然，控制党的那些人这样做是希望避免路途中的各种争吵，因为在突围之前，他们的士气已经大大低落了。但毛曾任第四军政委的这一资历，又使他不得不去。据一种解释说，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