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5期-第6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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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渤海之滨，“火热”的生活仍然是纷至沓来。我收到了《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人作家费礼文的约稿信，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王笠云的约稿信。信上并说为了落实什么什么政策特向我约稿，周边一道写作的同志读后还有点反感，说是谁落实谁的政策？一个出版社又不是党，怎么这样说话？总而言之，我们这些人的尾巴开始翘起来了。
时值《上海文学》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批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而大受关注。我给上海寄去了稿子，短篇小说《光明》，仍然有按政策——当然这个政策符合我的思想与情感——编情节的痕迹。
然而这篇小说仍然有它的可注意之处。第一，我写了再不要发生“文革”这类的悲剧了的决心，这是我的泣血之论。第二，我同情地写了弱者在“文革”中的悲惨处境，直到被逼得发了疯。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弥补了《最宝贵的》里的过分严峻。关于“乱咬”者的故事，我运用了一些新疆文联那边发生的事情作素材。第三，我现趸现卖地写了海与海滨。第四，我虽然二十年前已经落马，我写起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来仍然比较像那么回事，它不是官场黑幕小说的路子，不是青天大老爷在上的路子，也不是对立面的写法，一句话，我把他们当做与我一样的人，基本是好人，也是有各种弱点的人来写。小说结尾我酝酿得比较久。我写道：
……瘦小的邵副书记默默地走到了礁石上面，他挺立着，本身就像一具峻岩。半个月亮刚刚从海面上升起，橙红，巨大，斜仰着，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海水在涨，波涛呼啸着，愤怒着和欢笑着，手拉手地一次又一次向岸边涌来，溅起一团团银雾。
“竹梅，你安息吧。我们绝不让这一切重演！”……
竹梅是小说主人公邵容朴的妻子的名字，她是在社会主义阶段被“极左”害死的。
时隔近三十年，王蒙在写到这一段旧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了小说的情节，却记得他对于海与月的描写，记得那月亮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记得波浪是手拉手地向岸边涌来的，记得那海浪激起一片片银雾。
中间改过一次，是我寄去稿子后根据费礼文文友的意见修改的。此后见到老费我就对人说，他是领导过我的，他就哈哈一笑，说：你又来了，你又来了。再后，短篇小说评奖时是《最宝贵的》而不是《光明》获奖，老费颇为不平。他是喜欢这篇东西的。
北戴河期间我也读了不少书，印象最深的是青季思（王按，即成吉思）·艾特玛托夫的中短篇小说集。他是苏联吉尔吉斯斯坦的著名作家，我很佩服他的描写的细腻与情感的正面性质。我甚至此后有意对之仿效。
（此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收到过他的来信，邀请我担任苏联一个文学机构的顾问之类，因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我未予作覆。又后来，我在韩少功的一篇文字中看到韩写到他，似乎印象不佳，说是他颇富VIP的官气。他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做过驻卢森堡的公使。）
此间正逢我的二儿子参加高考，他考入了位于陕西三原县的空军二炮学院。能人军校，似乎也非常光荣，说明了我家命运正在发生变化。他的哥哥早在春季，作为七七届毕业生，考入了新疆大学。
从六月十六日游到七月，从七月游到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北戴河整整呆了四十六天。到八月底，一逢阴天，颇有凉意，我知道，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北戴河观海戏水，算是足足的了，该走啦。
四 八面来风
海边方数十日，世上已二十年。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我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本计划探望一下亲属，立即回疆，早已想家了，谁知来到北京，已是八面来风，五方逢源，走不了啦。
《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青社。老朋友黄秋耘（正在编辑《辞源》）。老同事与老同学，老文友与老关系，都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了。
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去了一趟，碰到老编辑徐以、涂光群、崔道怡、周明等人，与《队长……》一稿的责编向前。抬头见喜，一是他们邀我参加众作者的华北油田之行，一个是要我做他们的特约记者出席采访第十次团代会。
当然都是好事。去油田的还包括了筹备文联作协的恢复的一些工作人员，看了任丘油田，听了鼓舞社会主义建设的志气的油田介绍，游了白洋淀，联想到孙犁的小说，欣赏着遍地的芦苇与一望无际的清亮的水面。当然也吃肉喝酒一番，在一个物质生活长期匮乏的地方，吃喝俗务也不可略而不计。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从不可接触不可提及的另册被封杀被冻结者变成了正常的文艺人，我的生活面一下子扩大了。
去团代会就更是百感交集了。一进人民大会堂，就感动起来。后来我看张贤亮的《绿化树》里提到了大会堂里的红地毯，笔有得色，受到某些高雅文人的批评，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慨，不是无动于衷，不是置身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从来不是身外之物。而且，你喝的水，吃的粮，全部来自“国家”——国营体系的供应，你拉的巴巴全部需要政府的环境卫生部门去处理，你自吹疏离，是真的吗？
红地毯带来的主要不是得意，而是沧桑与警觉，隔世之感与无法掌握自己命运之感。我仍然且信且疑，我仍然把握不定，我仍然感觉变化未免太快。
会议期间我参加了胡耀邦同志与大会部分领导人员的见面。我只记得耀邦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团）干见新（团）干，大家拚命干！”不论何时，胡耀邦同志总是热情燃烧，宣传鼓动，干劲冲天。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团区委干部喽。
我的记者任务带来的是报告文学《火之歌》，写南京的“四五”英雄李西宁。我写得很努力，也很拘谨。我还写了一篇散文《敬礼，合金钢》，称这些经历锻炼，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为合金钢，此文发在一个青年杂志上，颇有反响。而报告文学，我只记得在市文联一次座谈会上，初次见到张洁，她提到了此作并给予称赞。
在会上我见到了王照华同志，与他谈了我五八年的事情，这是根据韦君宜同志的意见办的。
九月，我也见到了君宜，她要言不繁，第一，决定立即出我的《青春万岁》，只要稍稍改动一点易被认为感情不够健康段落，如写到的杨蔷云的春季的迷惑即可，但要写一篇后记，说明是当时写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当前规格。第二，她认为时机已是适合，我当提出甄别五十年代的右派问题与调回北京来了。她还让我去找了在市委工作的项子明同志。项也是地下党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解放初期他的身份是学校支部工作科科长。曾任北大党委书记等职，后来结合在市“革委会”里。项子明也算老相识，对我很热情。进一步找到了市委组织部的黎光与沈谦等有关领导。黎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而沈与我的姐姐姐夫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北京的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他们对我关心备至，几乎是有求必应的。
我参加了刘仁同志的追悼会，来的人比上级规定的人数多出了许多，提起刘仁，提起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来自地下党的同志无不心潮澎湃，而刘仁被“四人帮”迫害至死之惨状更是骇人听闻。
毛主席晚年常讲到党心民心党员之心，那时听着还有点模糊，一参加这种类型的追悼会，我算明白什么叫党员之心啦。
团市委的各色追悼会我也参加了不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恻恻。
当然，从来没有人追悼徐宝伦或者L，即李鲁同志。愿他们的亡灵也能够得到安息。
苏联在后斯大林时期有过所谓解冻文学，语出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我则宁愿挑选《返青》二字。经过了多么长时间的荒凉，把多少苗芽压到了地表之下，突然，一株绿了，又一株顶开了瓦块和片石，伸展出了腰身，然后是可以预期的大地苍翠。
在我出发赴北戴河之前我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邵燕祥写了一信，差不多同时，他从北京给新疆文联写了一信找我，我从北戴河回来后到西便门广播局宿舍去看望了他。从他那里得知了林斤澜的地址，就在芳娘家的近处，幸福楼。我很快看到了老林，不久出席了林的请客，不但看到了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邵燕祥、刘真，还看到了浩然。当时广东的《作品》杂志发起了对于浩然的批评，人称《作品》发射了中程导弹。而在林斤澜这里，一片团结起来搞创作的皆大欢喜气氛。林斤澜比我大十好几岁，人称林大哥，很有团结四面安定文场的气概。我们在老林那里聚谈甚欢，笑声不断，说的都是“文革”中极左分子的笑话，这些笑话与社会上流传的例如曾任“文革”时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鲁瑛的笑话异曲同工，如说鲁曾将班达拉耐克夫人称为班禅夫人，把赤裸裸读成吃果果。还说到一位曾居高位的坐火箭上来的人，在接待外宾时听到外国人对于中国古代医书作者李时珍的称道便问“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
有什么办法呢？知识分子就是多认几个字，多知道一点古往今来，排斥知识的人必定出丑。而有点小小知识的人又着实可怜：我们知道的不过是裸不读果，班达拉耐克夫人出自斯里兰卡罢了，又有多大出息？
而最妙的是江苏的陆文夫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剧本，他辗转打听到我在北京，便与他的妻子管毓柔一起到我的岳母家找到了我。陆文夫比我大六岁，江苏泰兴人，他在苏州上的中学，毕业后一九四六年到苏北老区上了华东军政大学，四九年随着解放军的渡江船只过了江，又到了苏州。他与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长于斯，写于斯，逝于斯，甚至获得了“陆苏州”的美誉。一九五六年由作协编辑的年度短篇小说选中，我的《组织部……》与他的《小巷深处》同列，我们之间有一种同科“进士”之感。
又同科落难。一九五七年，江苏几个青年作家要办“同仁刊物”《探求者》，出了一期，表示要好好探求，定为反党集团事件。陆由于不是党员，没戴帽子，但一下子降了三级，这一闷棍着实不轻。我是戴帽子没降级，他是狠降级不戴帽子，表现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多样性。
“大跃进”以后，陆文夫似乎稍稍活跃了那么几下子，茅盾还评论过他的作品，到了六三年以后，文艺界叫做搞了一下“假整风”，已经假得文夫狼狈不堪，干脆送到工厂做工去了。
一九七八年夏，被封者纷纷露头，文夫也不例外，我在《人民文学》上读了他的小说《献身》，他写得非常动情，我读得也非常感动。我们见面，有一种大难幸存，相濡以沫的感慨，也有一种天涯比邻，（即使从不见面）相知相惜的温热。其实我们过去并无私交，现今一见如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文革”灾难，造成了那几年的前所未有的作家间的团结和友谊，文人相轻已经变成了同生死，共患难。却原来，文学如此脆弱，并非一旦可以绝灭，作家如此无能，也非雷霆——哪怕是反复大轰大嗡——可以摧毁。
他的好友，江苏著名作家方之同来或是以后也来了，并建议我们一起去看望一次周扬，方之负责去联系，从方之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周扬的秘书谭小邢的名字，她的笔名则被更多的人知道：绿菲。
时周扬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乔木是院长，陈荒煤是文学研究所所长。当时的一些文艺机构或者已经被解散（如文联作协），尚未恢复，或者太敏感，暂时不宜由原来的老领导“还乡”杀回，便先贮藏到社会科学院，也是过渡一景。
周扬精神很好，风度依然，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度过了“文革”一难，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是真经得住折腾。我们与周扬同志谈得很高兴，周扬并关心我的工作，说是社科院要成立民族文学研究所，可以把我调来。
通过文夫我知道了张弦的情况，他“文革”中在马鞍山电影院收门票，怪道他一复出便写了一个由于胶片翻倒造成了政治案的故事《记忆》。他正在争取把工作转到南京来，马鞍山行政区划上虽属安徽，实际离江苏更近。
我住在岳母家时期，常常围绕着龙潭湖漫步。我非常想写一部能更充分地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