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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辉煌历史:重解长征之谜-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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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与失败两个方面的斗争实践而树立起来,最后得到党内军内共同拥戴。
  当年陈毅曾说,我们都是游击队长,谁听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比我们强,所以我就放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心服口服,心悦诚服支持毛泽东。历史事实说明,是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挽救了中国革命,他被拥戴为全党的领袖才扭转了危局,不仅胜利结束了长征,还从此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章 事无巨细(1)

  ——周恩来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万里长征一开始,周恩来就成为全军的“总管家”。每到宿营地后,油灯大都彻夜不熄,各种重要事务大都要亲自处理。他自己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所带的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床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
  自己认为不适合当一把手
  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法国并在那里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周恩来,从参加革命起便显示了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回国时年仅26岁,很快就因才华过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被众多年纪相仿的学员尊为永久的师表。
  在共产党内,周恩来一向以品德高尚、才智过人、不求名利而享誉全党,并在国际共运中有很高威信。1930年周恩来前往周恩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他倍加赞赏,并希望他能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当一把手,而应辅助他人,主要负责大政方针确定后的具体落实工作。
  1931年秋,周恩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他很尊重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毛泽东。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周恩来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却没有最后决策权,而只是负责处理具体事务。长征出发前,准备工作由以博古、李德、周恩来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他对远征和留下的干部的安排都考虑得细致入微。得知陈毅负伤后躺在医院中无法动手术,他马上下令打开已装箱准备抬着出征的X光机,为他拍片并开刀取出碎骨。对于编入休养连的体弱同志,周恩来也做了周到布置。
  关键时刻,力推毛泽东指挥
  周恩来在湘江之战后,便坚决反对李德再来指挥红军。一向为人谦和的周恩来,曾在宿营地同这个洋顾问吵得拍桌子震翻了马灯。这时博古也不再出面袒护,而要周恩来“不要理他”(指李德)。据当时为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湘江战役后“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就此,军委的集体领导得以恢复,结束了由洋顾问瞎指挥的不正常状态,毛泽东的意见也得到了采纳。
  周恩来以其军委核心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主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尽管会上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然而他遇事总是征求和听从毛泽东的意见。长征到达陕北甘泉时,遵义会议旧址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担任军委主席,却被坚决推辞,从此在党内多年间有了一个亲切的称呼“周副主席”。
  长征时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在回忆当年战斗经历时,曾有一个总结:“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
  在茅台镇连喝25杯
  周恩来在党内军内一向有“管家”之称,他的勤奋精神无人能及。周恩来的记忆力惊人,各师、团领导来汇报时,对于有多少人员、多少弹药他差不多都能记得,经常还能具体讲出某次给了多少弹药,并把时间和数字都说得丝毫不差。下级干部对周恩来的这种能力都极为敬佩,汇报前都要详细准备,丝毫不敢懈怠。
  长征期间每天到达宿营地,其他人能够休息,周恩来却要马上接电线、挂地图,收看电报和侦察材料,然后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汇报,详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周恩来每每拖着疲惫的身体,以惊人的毅力处理各种事务,工作大都通宵达旦。由于总参谋长刘伯承眼睛不好,在油灯下看字困难,周恩来将起草电令的事也担当起来。即便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也是一边听汇报,一边口授处理意见。
  如此繁重的工作,使他眼睛里总是布满血丝。长征中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回忆夜间汇报的情形说:“恩来同志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实在支持不住了,在批阅文件或听汇报时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着了。这时我们不约而同屏着呼吸,默默地坐在一边,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希望他尽可能多休息一会儿。几秒钟或分把钟后,恩来同志便猛然醒来,继续同我们谈话,交代任务或写行动命令。”有一次参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已经同意。第二天周恩来询问后说完全不知此事,马上规定以后必须把他叫得坐起来,才算叫醒。
  通宵工作后过于劳累,周恩来有时被迫在行军出发时躺在担架上睡一段,不过还经常被各种报告叫醒。他行军时很少骑马,因为担心打磕睡摔下来,因而多是步行,一边走还一边同身边的人谈话,了解部队的情况。
  周恩来一向生活简朴,不过有时饮酒且量很大。他在路过茅台酒的产地时,看到这一名酒大家都想品尝,便喝了一次。1972年周恩来曾告诉尼克松,长征途中他在贵州的茅台镇一口气喝了25杯茅台,居然没有喝醉。不过在紧张的长征途中,这样的情况很罕见,即使在庆祝会上周恩来也节制自己饮酒,以防止酒后误了公事。
  红军强渡赤水河渡口之一——茅台
  过草地患肝病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因张国焘不同意北上,中央多次开会仍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为了照顾党内团结,周恩来同毛泽东商量后,主动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张国焘后来当了叛徒,在所写的回忆录中骂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却唯独对周恩来还表示敬重。
  红军在长征过草地之前进入藏区,当地粮食缺乏,周恩来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他因工作过度劳累已身体虚弱,这时终于支撑不住病倒,连续几天发高烧。经医生诊断,确认这是肝炎转脓疡,当地又没有条件动手术。患肺结核且已吐血的妻子邓颖超赶来看望时,从周恩来身上脱下羊毛背心,一下子就找到170个虱子。
  病势危急,干部团团长陈赓等人从雪山上取来冰块,采取局部冷冻的办法,使周恩来从便中排出半盆绿脓,才转危为安。由于连发几天高烧且未吃东西,彭德怀安排人抬着周恩来向草地行军。此时战士们因饥寒交迫,身体都很虚弱,在泥泞中一脚深一脚浅地艰难行走。因人手不够,兵站部部长杨立三也亲自来抬担架,双肩都被磨破。周恩来见此情景不忍心,几次挣扎着要爬起来自己走,都被陈赓拦住。
  1954年,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患癌症去苏联医治病逝,遗体运回北京时,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亲自前去抬棺,以示永远不忘草地之情。1961年陈赓去世时,周恩来正在广州,马上向北京打电话提出追悼会等自己回京后再开。他赶回北京下飞机后,未回家便直奔设在中山公园的灵堂吊唁。
  【点评】勤奋忘我坚定不移
  周恩来在长征中的动人事迹,只是他一生奋斗精神的一个缩影。一提起周恩来的名字,人们就会油然而生敬意。
  在长征中,周恩来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看到了毛泽东领导的正确,从此坚定地拥护并以全力去辅助。周恩来以忘我的精神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回顾当年红军长征的胜利,毛泽东起到了最重要的领导作用,周恩来则起到了最重要的辅助作用,他的英名将永远同毛泽东的名字一起铭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史册上。

  第三章 身先士卒(1)

  ——“红司令”朱德长征之谜
  从井冈山斗争起,朱德与毛泽东便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旗帜,中央红军也常被称为“朱毛红军”。长征期间,朱德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在征途上他以身作则激励全军,面对党内复杂的斗争,在逆境中仍忍辱负重努力做工作,最终促成了三大主力实现胜利会师。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
  “伙夫头”来历并不简单
  在长征的红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年已五旬、面容坚毅而又慈祥的指挥员,在队伍中激励广大指战员。这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由于他年纪已大,衣着与战士一样破旧,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伙夫头”,而他本人也以这个绰号为荣,因为这体现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精神。
  出身四川贫苦农家的朱德早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在旧军阀部队中官至旅长。1922年秋,朱德到德国学习战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朱德见到了周恩来,并经其介绍于翌年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朱德又进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
  1926年他回国后,曾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在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经过转战,最后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时,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名字传遍全国,“朱毛”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一个代称。
  有职无权“使我伤心”
  朱德虽然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长征前夕的实际军事指挥权却操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准备突围西进的决定,直至需要用总司令名义下达命令时才告诉他。朱德事后感叹,这“使我伤心”。
  不过,朱德还是以大局为重,尽全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工作。1934年9月,当中央苏区在敌军围攻下情况危急时,朱德同周恩来等人一起筹划对粤军开展统战工作,并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以抗日和反蒋的大义劝说,使其同意在赣粤边界放开一个缺口,中央红军得以由此突围西进,开始了长征。
  中央红军出发后,朱德虽无实际指挥权,却经常到部队中做鼓动工作。在很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也根据实际提出自己的意见。红军渡湘江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军夹击,朱德对于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提出不同的意见,可德国人不但不接受,还大发雷霆。朱德对那些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人极为不满,赞成更换领导。
  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参加了会议,并以尖锐语气批评了“左”的错误,他说:“这样的错误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着临时中央走了。”他还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支持从这位井冈山时就在一起的老战友指挥红军。红军总司令的这种态度,对遵义会议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能打中朱德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
  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今后的军事指挥仍由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负责。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差不多都是在到达宿营地后彻夜工作,白天行军经常要躺在担架上睡觉。朱德便在日间行军中处理各种事务,晚间睡觉,形成了时间上的分工。在行军中,朱德也很少骑马,总是同指战员一同步行,边走边谈,自己的那匹马则用来驮运伤病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向北进军,一渡赤水时在土城遇到川军拦截,敌军进行反扑还威胁到中央机关。形势紧急,朱德向其他负责人提出要亲自到火线上指挥,毛泽东马上组织身边的同志开了一个“欢送总司令上火线”的临时欢送会。当有人叮嘱保重安全时,朱德豪迈地回答说:“能打中朱德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朱德在枪林弹雨中闯了数十年,竟然一直没有中过弹、负过伤。
  朱德亲自赶到红一军团前沿阵地时,川军已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射击了,他身边弹雨纷飞。当时又遇下雨,朱德衣裳湿透,仍挥动驳壳枪指挥部队。总司令的勇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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