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1-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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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立场提倡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他们强调物质环境和生产形式的决定性意义，将社会矛盾归结为穷人与富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矛盾，主张为弱者伸张正义。他们一般持性善论，认为一个人主要是由他的经济状况即阶级地位所决定，只有彻底改变剥削制度，人类才有望得救。他们的言行具有抗议性和革命性，目标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他们深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在189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随着移民的大批涌入在美国迅速传播，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还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好几个社会主义者当选为市长，在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地颇有政治影响。
民众的大部分处于中间状态，他们并不想一举推翻美国体制，实行社会主义，但急盼改变现状。事实上，美国中产阶级普遍感到自己处于垄断资本和劳工运动的压挤之中，缺乏安全，情绪怨愤。他们极不信任工业兼并和金融寡头这些“大的诅咒”（the curse of bigness），但也十分畏惧贫民的暴力倾向，他们想回到内战前美国相对平等的社会，重新享受那种熟悉的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因而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都采取居中的立场。他们想阻止工业集中，但又不想政府因此而集权。他们的人性论比保守派要乐观些，但也不赞同环境决定论，认为个人还是要对自己负一部分责任的，因为人和动物不同，具有改变环境使之适应自己的能力。他们既想修补这个制度，也要求个人的自律。他们的核心观念是“进步”，但不是进化论者的进步，而是相信人的主观要求和能力可以改善社会，推动进步。这条美国中产阶级所持的中间路线最后获得“进步主义”的名称，而在美国，只有得到中产阶级的呼应，任何改革才可能见效。
进步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20世纪初兴起的实用主义具有反对保守的现实意义，因为实用主义认为世界是开放的，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演进不是自然结果，而是由人的智慧能力所推动。人也需要不断地进行实验来检验自己的思想行为，完善旧的体制，发现新的真理。
民间的进步主义者首先从两个方面作出反应：第一是治标的，直接援助那些底层的贫困者，开设济贫院，帮助他们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如简·亚当斯在芝加哥创办的赫尔会馆。这些努力大多属于私人慈善性质，所以他们也知道是治标不治本的。第二就是要从根本上来治。美国人以前警惕的一直是政府权力被滥用，对民主制度造成威胁。现在他们发现威胁更多地来自垄断资本，而能遏制这一巨怪的却只有政府了，所以不能不转向政府寻求解决危机的手段。自由放任到了必须遏制的地步了，必须实现权力的重新平衡。在这一背景下，改革者不分党派，逐渐聚集到进步主义的大旗下，要求改革政治，整顿经济，遏制垄断。他们从地方和州的政治做起，一直扩展到全国。在这场20世纪初历时十几年的进步运动中，最能体现其精神的就是全国领袖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
麦金莱总统的遇刺使罗斯福意外地继承总统职位，从而正式开启了美国的进步时代，民间的改革呼声在罗斯福领导的政府中得到呼应。
罗斯福出身殷实之家，毕业于哈佛大学，本人决非经济发展的受害者，原本也不激进。他既鄙视实利主义的富人，又害怕过激的下层民众，但最使他忍无可忍的是垄断资本对他心爱的国家所具有的潜在威胁。罗斯福上台后在民意舆论的支持下向托拉斯发起攻势，上任的第二年，他就以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依据，连连起诉大公司，其中包括摩根等人掌控的北方证券控股公司、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等。这位第一义务骑兵团的斗士于是又赢得了反托拉斯斗士的美称，成为进步运动的核心人物。他还发起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目的也是为了防止私人牟利开发造成对大自然无可挽回的破坏。
罗斯福在两届任满后帮助塔夫脱竞选到总统职位，随后便去非洲旅游打猎，声称要退出政界。但是1910年他回到美国后还是积极投入了政治，并且出于对塔夫脱保守倾向的强烈不满，在1912年另建进步党参与总统竞选。他的行为最终分裂了共和党，导致民主党威尔逊的当选。但这时的罗斯福在思想上似乎比在职时更清晰明确了，在堪萨斯州举行的废奴主义英雄约翰·布朗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他发表了题为“新国家主义”的演讲，集中阐明了他的政治哲学。
新国家主义的核心是“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任何党派、阶级和个人的利益，联邦政府有权干预经济，规范经济，使之服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罗斯福在阐述中着重分析了以下几对矛盾：
首先是人权和产权的关系，他借用林肯的话来说明自己是在维护美国的传统价值。林肯在论及劳动和资本时有这么一段著名的话，其中第一点是说给资方听的：“劳动先于资本，并独立于资本。资本只是劳动的成果，如果劳动不存在，资本就永远不可能存在。所以劳动高于资本，理应受到优先考虑。”第二点是说给劳方听的：“资本有自己的权利，和其他的权利一样值得保护……不能向有产者开战，财产是劳动成果……财产是大家都想要的，是世上的好东西。”第三点是劳资的统一：“让无房者不要去拆掉别人的房子，而是辛勤劳动，给自己造一幢房子，这样就以身作则，保证他自己建的房子也不至于遭受暴力。”罗斯福引用林肯的话，不仅因为林肯的说法通俗而透彻，每个庄稼汉听了都能明白无误，而且可以说明自己是这位共和党先哲的传人。罗斯福声明，对人权和产权他都要竭力维护，但是如果必须面对选择的话，他一定会把人权置于产权之上。
第二是平等和特权的关系，也就是应得还是不应得。罗斯福说的平等是指机会平等，特权是指新生的巨富阶级。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所拥有的是他挣来的，如内战将领获得功勋荣誉，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不是特权。但社会进步的基本矛盾就是一批人所拥有的多于他们付出的，而另一批人付出的多于他们拥有的，这就是大家不能接受的。为争取机会平等而斗争正是一个民族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机会平等一是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既不需要特权的帮助，也不受特权的阻碍。二是意味着社会能从个人那里得到他所能提供的最好服务，所以机会平等不仅涉及到公平，也涉及到公益和社会发展。为维护机会平等必须摧毁特权，摧毁特权者不该拥有的那些特权。内战是摧毁棉花和奴隶主特权，现在是摧毁托拉斯和财阀们的特权。当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用金钱开路，渗入政治，钱权交易，施加邪恶影响时，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危害就更为严重。罗斯福坚决主张将这种威胁美国民主的特殊利益逐出政治，就像内战摧毁奴隶制一样。
为了维护机会平等，罗斯福提出对全体国民的“公平施政”，不仅要在现行规则下维护机会平等，而且不惜改变游戏规则，以保证更实质性的机会平等和同工同酬。罗斯福在论及机会平等时始终强调一个人自身的价值，无论法律和政府如何公平，归根结底还要靠个人的性格和努力。
第三是特殊利益和特权的关系。罗斯福很清楚，事情并没有简单到摧毁托拉斯便可使美国经济一劳永逸。企业的“大”乃是经济规律所致，改革掉这个“大”很可能会产生一个不想要的副产品，那就是经济丧失活力。他对民众解释道，工业联合乃经济规律所致，非政治立法所能取消的。每种特殊利益都有权得到公正的对待，但是不能享受特权。财产是公共利益的仆人，而非主人。他反对的不是财富而是不正当行为，是要对其控制而不是禁止。他代表的是道德，要使财富服从全社会的福利。为此，政府对资本加以监督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还将走得更远，更积极地干预社会和经济，他赞成实施对高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征收遗产税等措施。
第四是改革和革命的关系。罗斯福明确表示，他不同情那些不关心财产的改革，指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公有制思想。他说政府对经济的监督、整顿、干预不仅是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公正，也是为了避免更激进的革命，他规范铁路系统的目的就是因为不想看到铁路的国有化。他一再强调他同时反对奸商的贪婪和刁民的暴力。他说他代表的是国家，而不是弱势。他既不支持穷人也不支持富人，他支持的是正直的人，不管是贫是富。他一方面要严惩为富不仁者，抵制大公司的不正当影响，同时又要压制蛊惑民心的宣传和聚众闹事。
霍夫施塔特认为罗斯福一开始并不主张改革，本质上具有共和党大实业家的传统保守。有人批评他的反托拉斯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样说未免有点要求过高，不切实际，因为罗斯福作为总统面对一个本党占优势的保守国会，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罗斯福反托拉斯不能说是在作秀，不过他也说过，改革并不是彻底的净化，改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医治国家最明显的伤痛，即通过改革来避免革命。在罗斯福的心目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谁都不能来损害他的国家，富人不行，穷人也不行。他是一个明智的保守党人，成功地将中产阶级组织起来，将其愿望化为政治行动，因为他谙熟中产阶级的心理，明白民众对改革的需求，知道变通的道理，也真心厌恶庸俗的有产者的专制，尤其是绝对不能允许托拉斯比国家还要强大。国家主义既然是将国家利益置于州、地方和个人的利益之上，这样的改革必然使权力集中到联邦政府。在这点上，他可以说与汉密尔顿很相似，都想用国家权力来影响经济，只是时代变了，具体目的也就不同，汉密尔顿是要鼓励经济，罗斯福则是要控制经济。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威尔逊的新自由
在样样都标榜“新”的20世纪初，针对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他的对手威尔逊提出“新自由”。威尔逊也不反对财富，而是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打破垄断，那就是保护自由竞争的格局。在解决特权扼杀自由的问题上，遏制特权与维护自由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威尔逊是个学者型的总统，在他之后美国再也没有出过一位如此博学的总统。他是北方人，却在南方长大，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他本人也是天性敏感，善于反思，本能地倾向于将问题道德化。他对英国的政治制度情有独钟，是个多愁善感的传统主义者。他喜欢英国思想家那种有意识的保守传统，感觉上认同于曼彻斯特经济学派和柏克，反对法国哲学，因为他相信社会的渐变，讨厌革命。但他和罗斯福一样，也真诚地反对托拉斯，因为托拉斯使少数人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威尔逊认为；“真正的危险在于联合企业的联合……在于同是这一群人控制了银行系统、铁路系统、整个制造业、大型采矿企业，以及开放本国水利资源的大型企业，把一系列的董事会的成员串联在一起的是比美国任何可以想象的企业联合更可怕的共同利害关系。”所以他也要用国家的权力来对它们加以控制，他还将这一冲突视为贪婪与正义的较量。威尔逊在担任新泽西州长时便获得了改革者的名声，在总统任内也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立法，包括四个宪法修正案、建立联邦储备系统和实行高收入累进所得税等。
要确切区分“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两者非常相近，又都是模棱两可，这是由于罗斯福和威尔逊都想既不阻碍经济发展，又要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安定。但顾名思义，罗斯福更强调国家的首要地位，尤其是总统的行政部门，威尔逊更强调恢复自由竞争。如果说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与汉密尔顿主义一致，那么威尔逊就是继承了杰斐逊主义，可以说是代表小资本在与大资本进行较量。他既不要大企业，畏惧大资本积累所造成的权力，也不要大政府，畏惧大政府对自由的威胁。他指责罗斯福的国家干预会引起政府膨胀，而他认为政府不仅要规范企业，还有责任维持自由竞争。
威尔逊清醒地看到，美国生活已不是二十年前，甚至和十年前也不一样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