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细说三国-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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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黄盖派人在暗中向曹军递信，接洽投降，投降的动机，他在信里说成是在主张上与孙权、周瑜不合；他认为以江东区区六个郡的兵力，不能够抵挡中原的一百多万兵力；但是孙权、周瑜执迷不悟，妄想抵抗，所以，他为了避免与孙权、周瑜一起被消灭，情愿向曹操投降。
曹操告诉黄盖的代表，接受他的投降，叫他于指定的日期带自己的部队与兵器粮草，乘船由南岸到北岸来。
《三国演义》说，周瑜为了使得曹操深信黄盖不是诈降，而是真降，特地行了一番“苦肉计”，先叫黄盖在举行军事会议的时候，公然冒犯周瑜。周瑜叫众将领“各领三个月的粮草，准备御敌”。黄盖却突然大声反对，说：“莫说三个月，便支三十个月的粮草，也不济事。”黄盖又说：“若是这个月破的便破”（倘若这个月破得了曹操，我们便可以去破他）；倘若这个月破他不了，那就只有依照张昭的主张，索性向曹操投降。于是周瑜大怒，叫左右把黄盖拖下去斩首，众将领纷纷求情，黄盖才幸免一死，改打了五十下“脊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
事实是，黄盖不曾吃这个苦，也不需要吃这个苦。曹操很容易相信黄盖的投降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一，他的兵力比孙刘联军的兵力，大得太多。黄盖这样的人之不愿与周瑜同归于尽，是很合于常理的。第二，曹操所能知道的关于黄盖的情形是：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未甘。第三，十几年来各方的将领背弃原主而投降曹操的太多（张郃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曹操受降成习惯，因此对于黄盖之降，丝毫不感到奇怪。因此也就不曾稍存怀疑之心。
到了所指定的那一天，黄盖点齐了十艘大船，装满干柴枯草，浇了油，盖了麻布，插上旗子，浩浩荡荡，驶向北岸的乌林镇，曹操的水陆大军集合之处。
在十艘大船的后面，有几只小船跟着，以备黄盖本人与放火的兵士于放火之后逃命。
黄盖自己站在第一艘大船的船头，其余九艘和小船，继续跟进，驶到江的中心，黄盖吩咐“扬帆”。大小船只，都扬起了帆，速度加快。
这些船转眼就接近了曹操水陆部队的屯聚所在，只差两里左右的距离，黄盖一声令下，点火！十艘大船上的兵士，一齐点火，燃烧枯柴干草；然后，摆好大船的舵，解开大小船只之间的缆绳，放走这十艘火球一般的大船。黄盖与这些兵土，立刻都跳上小船，掉转船头，急驶南岸。
火球一般的十艘大船，冲向乌林镇河岸的曹军兵船，兵船着了火，从一只烧到另一只，转瞬之间，成百成千的兵船都着了火。岸上的树林与帐篷，也大部分着了火，烧成一片。
曹军想救火也来不及，纷纷四散奔逃，曹操下令，全军向江陵撤退。
扎在乌林镇、长江边的陆地上的曹军的帐篷与相距不远的树林，被烧成了火海，曹军未死于疾病与瘟疫的，这一次又被烧死、杀死、挤死、踏死了搬多。
这一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赤壁之战，应该改称为“乌林之战”。在赤壁的两军相遇，只是一个序战；在乌林的大烧大杀，才是决战。
烧的是长江北岸的乌林，不是长江南岸的赤壁。后世的说书家未加深考，把赤壁的“赤”字与“火烧”两字联想在一起，以为赤壁之所以赤，由于火烧，其实，赤壁由于土质的关系，本来就是赤的，无待于火烧，倘若是因火烧而变了色、那也至多只是接近地面的一小截被烧成或熏成黑色而已，烧不赤。
而且，赤壁是在南岸，曹军的船与帐篷是在北岸。南岸赤壁即使被黄盖烧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孙刘联军在火烧乌林的那一天，并没有“隔江观火”，鼓掌大笑，或齐声喝采，他们早就在黄盖出发以前，全部准备完成；吃完了饭，穿了军服，披挂了箭囊等武器，手执长枪或大刀短剑，而且都登上了战船与大小快艇。
当曹军在船中与帐篷中被烧得慌作一团之时，孙刘两军已经于杀声震天之中来到，孙刘两军的将士，以必死的决心来与十倍左右的敌人死拼，以少抗多，以弱抗强，在大火浓烟的战场里面，获得了全胜。
曹操下令给他的尚未被烧死或杀死的若干部队，向南郡的方向撤退。所谓南郡，是指南郡的郡治（太守的所在地，首县）。当时南郡的郡治是江陵县，在长江的左岸。
曹操自己，带了亲信部队，走在大军的前面，算是替大军开路，而实际上是抢先逃命。
他选择了最近的路，也就是比较地可以称为“直线”的一条路：经过华容县城的所谓华容道。汉朝的华容县城，在今天湖北监利县的北边偏西，上坊东村附近（今日的湖南华容县，与汉朝的华容县毫无关系；它是三国时代吴国所创设的一个县，原名南安，到了隋朝才被不学无术的官僚改名华容）。
曹操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条华容道呢？因为，他的船已经被烧掉了，不能够溯江而上，由乌林回往江陵，而且江面上有的是孙刘联军的战船。
曹操可不可以由乌林，不向正西，而直奔西北，经过今天的沔阳与潜江两个县城，到汉水的河边呢？不可以！他没有了船，走到汉水的河边，有什么方法逃走？岂非自投绝路？
他只能奔向江陵，因为江陵还有他的若干兵，若干船，与一个可以防守的有城墙的大城。
因此，他必须选择华容道，虽则这华容道只是一条小路，不便行军，路的两旁，有数不清的湖沼与低洼的泥泞地。
这时候，偏偏老天爷又下了几天雨，弄得小路上积满了水。那小路本来就不是石头铺的（更不是沥青水泥铺的），是泥土铺的！雨水泡松了泥土，弄得路不成路，脚踏下去，提不起来，寸步难行，后边孙刘联军追得很紧。周瑜带了兵在追；刘备也亲自与关、张、赵三人带了兵在追。
曹操在这华容道上，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想了一阵，才想出一个办法，叫兵士到路旁的人家去征集草料，方法软硬兼施。草料到手以后，这些兵士必须背到华容道的路上铺路，果然，泥泞的路上有了草铺在路面，人与马都能够走了。
然而，草铺得慢，人马走得快。有一段路是铺好了，前面的路尚未铺，还有兵士在铺，这些兵士，却都被蜂拥而来的人马踏死。
曹操带了败将残兵，最后总算是到达了江陵县，他略加布置，留下堂兄弟曹仁与徐晃负责防守江陵，叫柴进守襄阳，自己一溜烟回了许县。
曹操一生，从来不曾受到过如此大的挫败。然而，他虽则心里自己明白，嘴里却不服输，他向人说：“我不认为撤退是难为情的事”（“孤不羞走”）。他又说：“船是我自己烧的！”
周瑜、刘备带了孙刘联军，很快就赶到了江陵县的外围。聪明的曹仁，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避免与周、刘较量短长（孙权自己暂时留在柴桑口，不曾来到赤壁、乌林；其后在十二月率兵攻打安徽中部的合肥城，与扛陵城下的周瑜东西策应）。
甘宁向周瑜献计，袭取江陵之西的夷陵（宜昌），诱曹仁、徐晃出击，周瑜采纳，就叫甘宁担负这一项任务，甘宁一去，就占了夷陵；曹仁果然就派兵前来，把甘宁围住在夷陵，周瑜就分了一半兵给凌统，留在江陵城下，监视曹仁；自己带了那一半的兵去夷陵，把夷陵的围解了，救出甘宁，也给了曹军相当打击。
刘备这时候与周瑜并肩作战，热心得很，他以“左将军”之尊，不惜与土兵为伍，“身在行间”，关、张、赵三人，更不用说，刘备到了哪里，他们也带了兵在那里。
周瑜与甘宁、凌统等人所率领的孙军，是扎在江陵的江下及其外围；刘备的军队是扎在江陵对岸的长江南岸，他的营垒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叫做“公安”（公安的故城，在今天湖北公安县城的东北，油江口）。
孙刘联军与曹仁在江陵城下，相持了一年多。曹仁总是占不了上风，只有挨揍的份儿。曹操在建安十四年把他与徐晃等人及其部队，都撤了回去。
孙权任命周瑜做南郡太守（程普已经于乌林胜利以后，被任命为江夏太守）。
刘备曾经上表给汉献帝，保荐了刘琦为荆州刺史。，这个“表”，当然只是一种形式：汉献帝是绝对看不到的，即使看到，也必然交给曹操决定，曹操从建安元年起当了“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从建安十三年六月起由司空转当了丞相。
刘琦过了不久便病死了。刘琦的部下，与刘备自己的部下，公推刘备继刘琦之任，为荆州的长官，不称荆州刺史，而称荆州牧。这时候，刘备已经于刘琦病死以前，用刘琦的名义，替刘琦收降了属于荆州的四个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刘备把武陵郡由自己直接控制；其余的三个郡，长沙、桂阳、零陵，他委托了诸葛亮代管调配军粮；他给诸葛亮的官位是“军师中郎将”。名为军师，而不是参谋长，相当于后勤司令之类；中郎将的军阶也不是将官一级，而是介乎将军与校官之间，介乎将军与校尉之间的一级）。
刘备不仅有了四个郡的地盘，而且接受了庐江郡的曹军将领雷绪的来归，雷绪的部队有几万人之多。
孙权见到刘备有地盘，有兵，又探得民心，就把妹妹嫁给了他。刘备是一个常常丢掉妻子的人，丢给了吕布，也丢给了曹操。甘夫人被赵云救了，不曾丢，在名义上却只是妾，不是妻，而且，甘夫人于赤壁乌林之战结束以后，活了不多久，就病故了。
刘备做了孙权的妹夫以后，便亲自由公安，乘船到京口（江苏镇江），算是谢谢他的盛情，而且，既然作了亲戚，当然该见面会亲。
刘备带去一件见面礼：写给汉献帝的“表”；在这一份“表”里，刘备推荐孙权为徐州牧，于是，不必等待汉献帝有什么回话，孙权便就了徐州牧之职。
十七 孙夫人
孙刘联军在建安十三年十一月胜了曹操。 —年又一个月以后，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孙权把妹妹嫁给了刘备。
再过一年，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刘备才前往京县（镇江）拜访孙权。
这样看来，刘备与孙夫人结婚的地方，不是“演义”所说在（镇江的）甘露寺。事实是，在今天湖北省石首县的绣林山。
刘备与孙夫人，一为英雄，一为美人，本可以成为圆满的结合。虽则年龄有些悬殊，却并非克服不了的爱情障碍。
可惜，孙夫人个性太强，又极喜欢模仿男子，经常带了一百多名武装齐全的丫环在身边，在闺房前后四周放哨站岗，使得刘备提心吊胆。
孙夫人不仅有武装的丫环，又有人数不少的男性卫队，驻扎在公安县。这卫队的军官与兵士，来自江东，与荆州本地的人民处得不好（在言语上就格格不入，饮食习惯也不相同）。因此，难免有打骂老百姓，或甚至超过了打骂等不愉快的事。
刘备对孙夫人原可以爱，而且很应该爱。有了那些武装的丫环在闺房前后，甚至闺房之内，刘备对孙夫人就只有恐惧，而没有爱了。加上那目无纪律的孙夫人卫队，横行公安城内外，刘备的情绪就不仅是恐惧，而又免不了怀恨了。
夫妻之间的维系，有人以为是钱。但刘备与孙夫人之间的问题，不是钱。也可以说，不是爱。爱是本来可以有的。而是政治、军事等问题。
他们二人的婚姻，原是一个纯政治的安排。孙权极想与刘备结为长期的同盟，才把妹妹嫁给这位年已四十九岁的半老将军（孙权自己虚岁二十九岁，妹妹的年龄不见于现存史料，可能是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也许更小。母亲“吴国太”吴氏太夫人，是在建安七年去世的）。
刘备娶了孙夫人，在心理上添了一重负担。即使孙夫人极美、极温柔可爱而不以武装丫环追随，刘备也颇难对这位夫人有百分之百的爱心。因为，刘备感觉到，有了这位夫人便必须永远与孙权合作，必须永远对孙权的欲望与情绪尽量迁就。这不是像刘备这样的人所喜欢做的作茧自缚的事。
从军事的观点来说，有了孙夫人的武装丫环在闺房前后，有了孙夫人的男性卫队在公安城内外，刘备的司令部不再像一个司令部，连刘备本人的生命安全，也受了威胁。《三国志·法正传》引了诸葛亮所说的几句话：“主公（刘备）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
“生变于肘腋之下”，极有可能。刘备怎么不“惧”呢？
古今中外，惧内的岂止刘备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