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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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先是对宰执大臣们说，自己早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做了一个梦，梦中有神人告曰下月三日，也就是十二月初三，当降天书三篇，名为《大中祥符》，因此宜于正殿建道场一月。皇上说，目前道场已建好了，虽已过了整整一个月，但仍不敢罢去。刚才恰好看到皇城司有奏，说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朕细细想来，怕就是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了。
于是王旦、王钦若皆山呼万岁，敬贺灵文果降。随后真宗亲自步至承天门，焚香受书，命陈尧叟读之。结果这封“天书”的文辞与《尚书洪范》及《老子道德经》很类似，内容也不外乎就是始述当今皇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以世祚永久之意。看来作书者也并不十分高明，最后还是模仿了一下现有的成例，而《尚书洪范》和《道德经》实在也是最普通的两部古代典籍。
天降祥瑞的事情一解决，下面便就是封禅。真宗当然还要推辞一番，最后自然也是耐不住天下所请，宣布十月有事于泰山。在此之前，已大赦天下，加恩百官，改元为“大中祥符”。这件事情最后弄得轰轰烈烈，成为帝国的头等大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皇上从泰山还京，始告结束。这次东封泰山直接耗资达八百余万贯，其他用度还不算在内。若从这个角度说来，确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王盛事了。
后来的人们曾煞费苦心地猜测真宗和满朝文武汲汲于做这件奇怪事情的真正目的，但始终是不得要领。因为像真宗这样一个尚算不上是昏昧的皇帝，恐怕还不至于愚蠢到自己欺骗自己的程度。惟一一个勉强说得通的假设是：当时的敌对方契丹人特别敬畏天地神灵，真宗君臣乃是希望以此神道之言动敌听闻，而潜消其觊觎之心，所谓“假鬼神以雪前耻”者。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令人要长叹一声“呜呼哀哉”了。
五
真宗“大中祥符”年号持续了九年，名如其分，这九年的基本调子也就是不断而来的天书、祭祀、建观、崇道而已，整个国家都在为此而大事忙碌。喧闹的庆典冲淡了一切，即使真宗皇帝御极期间天下有什么隐患的话，也必然被这些华丽的装饰所掩盖掉了。
社会稳定的基础归根结蒂是由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真宗之所以能在执政后期无所忌惮地弄出这些花样，其深层的因素也就是帝国的经济尚还差如人意。当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间皇上正为封禅事犹豫不决之时，曾专门就经费之事问过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丁谓，丁谓表示经费不成问题后，真宗这才大胆地放开手脚。真宗统临寰宇近二十年岁月，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恰巧在走向歧途的关头，幸运地结束了。历史总会让一些人成为时代的宠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东京汴梁的故事，不会永远像这样波澜不惊的。
真宗在公元1017年又改元“天禧”，这自然是“天书”又降的结果。五年后，又改元“乾兴”。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正月十九日，真宗崩于延庆殿，享年五十五岁。皇太子赵桢柩前即位，后来的庙号为“仁宗”，时年只有十三岁。因为嗣君年幼，继代大事均是在皇太后主持下进行的，辅臣草制遗诏，自然也有“军国大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的字样。顾命大臣之一、刚被先帝封为晋国公的丁谓要去掉此句中的“权”字，遭到一致反对。权，代理也。正如另一位辅臣王曾所言：皇帝冲年，不得已太后垂帘，政出房闼，这已是国运否背了，如何再能删一“权”字！本朝力矫前代之弊，对后宫干政，一向是防范极严，太祖所定下的一些基本原则就包括了这一条。因此王曾此话是理直辞正，丁谓也只好作罢。这是本朝第一次出现新帝冲幼的局面，由于制度的谨严，终于没能酿成恶果，倒还是值得称道的。
新帝仁宗直到十年后的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才亲临朝政，在这先后围绕着垂帘听政九年的明肃太后以及当朝皇后的废立之事掀起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这件事同真宗晚期的一次宫廷事故一样，给朝间许多宰执大臣造成了不少隔阂和冲突，也给后来的麻烦埋下了伏根。从那时开始，仁宗后来的朝廷政治便波澜四起，揭开了东京汴梁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浩瀚篇章，一直伴随着东京历史的始终。但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得不暂时把它放下而从东京移目向外去放眼寰宇，这是因为，世事的发展已经开始让人大出意外。
让我们不妨从庆历年间——这是仁宗的第六个年号——开始。时间上，若从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算起，新一代天子业已即位了十八年，而本朝立国正好度过了八十年的岁月，似乎是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这一年，有一位叫张方平的官员向天子上了一道数千言的奏疏。方平字安道，少颖悟绝伦，读书过目不忘，一度被朝间重臣视为天下奇才。近年来，方平一直不断就国家急务上书皇上，此时的身份是以集贤院学士知谏院。谏院是专掌规谏讽喻的官署，与御史台合称“台谏”，知院官如以他官兼领，则称“知谏院”。方平以无比的挚诚和独到的眼光尽着自己“既居谏垣，事无不言”的职责，他的这封千言书归纳国家自祥符以来的弊端有五：一是务为姑息；二是取士失道；三是命将养兵，皆失其正；四是国用窘迫；五是政出多门。这个精辟的分析基本概括了帝国近二三十年以来的现实。
对此当然还要费些口舌。
自黄袍加身时说“须听我号令”一番话的那一刻起，太祖皇帝就一直为国是殚精竭虑而夜不能寐，他和继任者太宗一起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自豪的结果。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重文治，讲究以仁德怀远不能算错，由此而来的重用文臣，限制武将，削弱藩镇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当然也是极端明智之举，但一味姑息迁就于外敌就大错特错了。文明总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从来就没有放弃生存而一味追求理想的道理，更何况这本来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同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分官设职，不使专权，可以保证威柄归于人主而帝国无内变之忧，这一个官家天下的妙法自是赵家天子的血泪总结。但是，为人臣者若要从此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而尽听命于独夫，这又是有悖于圣贤教训的。于是，太祖为了“朕之天下”而创立的祖宗之旧和天子家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也就是张方平所说的“国用日迫”和“政出多门”。不言而喻，其中最最要紧的是前者：经济的败坏。
真宗东封泰山弄得沸沸扬扬，花了几百万贯，其实还算是小样。国家财政的日益窘困，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过于集中使税收减少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真正的根子是在于冗兵和冗官的不胜负担，国家的支出实在太大。
太祖曾为他的养兵之策而颇为得意。那是建国不久，他问赵普等几位辅弼大臣：当今何事能为百代之利？
赵普等人七嘴八舌，说了许多。
太祖只是摇头：“再思其上者。”
赵普等苦苦思索仍不得要领：“愿陛下道之。”
太祖说：“可以利百代者，惟有养兵。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即丰年不幸有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太祖的意思是，只要把兵养好，即可以使天下无叛民之忧。而无平民之乱，又何惧叛兵呢？！这真是聪明绝顶的办法。事实证明，太祖后来一直以此为基本国策，甚至不惜在荒年招募饥民入伍，供其衣食，以防其啸聚山林。更进一步的，为了使叛兵也不至于产生，太祖还不吝于厚待士兵，同时在兵制上分化将与兵的天生联系，使将不知兵，兵不属将，并且将天下精兵齐集京都，而在境内各州惟设不加训练、仅充劳役的所谓“厢兵”。太祖也并非不知来自于北方的威胁和东京的缺陷，但他自作聪明地认为，有了拱卫京都的强大精卒，似乎也不至于惧怕外来之寇。他没有想到的是，国家的强大不是以一地一兵决定的，举国的力量才是真正可靠的力量，东京固然是一只铁拳，但也只是一条臂膀而已。犹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强盛也不单是兵员多寡决定的，没有良好的政治经济，所有的军事设置都只是空谈。所以说，太祖的聪明才思都用在了他身下的天子宝座和自家江山上罢了，在这一点上，他的子孙们当然也未曾少让。随着时光的推移，到了今年——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全国兵员的数量已臻至一百四十余万，这是令人咋舌的数字。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8节 养士与养兵
国防从来都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国家财政部门长官三司使蔡襄在十年后曾做过一次统计：若按禁军一人每年耗费五十千、厢军三十千计算，军队每年总支出达四千八百余万，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难以置信的比例表明帝国的财政必然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
养士与养兵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太祖精心设计的百代良法之一。据说，太祖曾誓书金匮，坚嘱子孙不杀一士。这种宽大忠厚固然超迈前古，但养士既须优厚俸禄，又须给予政治特权，所以冗兵之外冗官的形成也就不可避免。本朝的官制虽然大体上继承前唐旧式而来，但却起了明显的变化，从实质到形式都像个闪烁无定的万花筒，虚实相交、纷乱繁杂，令人目眩神迷。比如汉唐以来有所谓“官”与“秩”的分别，官以任事，秩以定级，互为关联而各有其名，本是一个井井有序的系统，可在本朝却被打乱，突出点就是正官成为阶位，与所事之职完全分离，而别立所谓“差遣”以治事。这就是说，某一官职并不代表具体职务，而职事高下又与俸禄无关，并且俸禄之外还有职钱。官擢品未必升，官贬阶亦未必降；差遣——也就是事权——被罢但官、职尚在，职落而待遇如故，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这一制度下，官员又怎能不多，庸碌之徒又如何能免！同时，分化事权已使官署机构重床叠架，而太宗以后科举大开，进士及第后不经礼部再试即可释褐，因此每科平均七八百的新人均要授官，又反过来促使机构的膨胀。真宗年间内外官的数字已臻一万多员，到庆历年间，保守的数字也不下一万五千人。经济再发达，也无法忍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尽管近几十年来各种赋税都以几何级数递增，但据张方平在另一封奏表中所估计的，庆历元年的财政赤字，就已经至少在三百万缗以上。
花费如此金钱和代价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仁宗即位以来的这二十年，便是最好的说明。
中国的西部地区，有一个古老的民族羌族，它的起源甚早，一直可以追述到远古时期。东汉时，羌族被迫迁徙西南，其中的“发羌”一支建立了吐蕃，另一支“党项羌”历经磨难，后来迁移到今天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最后其首领拓拔思恭降唐并随李克用出兵攻黄巢，为唐王朝赐姓李，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拥有银、夏、绥、静、宥等五州地区。本朝立国后，太祖继续承认党项的地位，并授其首领李彝兴以太尉的称号，彝兴亦历年进贡，对宋臣服。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其内部的分裂，事情有了变化。
公元982年起，党项内部发生争斗，首领李继捧率众降宋，并愿留居东京。这一放弃祖宗旧业和民族权利的举动遭到了其弟李继迁的拒绝，继迁率本部逃入夏州东部，抗宋自立。在宋军的攻势下，经过数年的战斗，不断破败，不得已于公元986年降辽，被封为夏国王。此后，与宋和和战战了近十几年，这十几年中，李继迁不断内事统一，外事扩张，实力得到加强。到了公元1031年，继迁子赵德明（公元989年，宋曾赐李继迁姓名为赵保吉）克服回鹘后，党项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于北面的辽国之外，成为本朝西北的一个强劲的威胁。
德明去世后，其子元昊继位，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正式建号“大夏”。元昊与他的父亲有所不同，他有着强烈的叛逆性格和民族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