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49-为了世界更美好-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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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曾向美国议员指出，中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信仰，中国同美国的价值观、人权观不一样，埃及希望美国不要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把埃及视为自己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发展同阿拉伯国家乃至整个非洲国家关系的重点。”
“埃中两国都拥有古老的历史和文化，这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很大共同点。自从我1976年访问中国后，埃中两国关系日益发展，非常牢固。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完全可以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穆巴拉克允诺再次访华，“只要我去远东，就一定去中国。”
会谈后，两国元首出席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劳务合作协议和文化合作协定1996～1999年执行计划等3份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还前往阿盟总部会见了阿盟秘书长马吉德。阿盟的全称为阿拉伯国家联盟，1945年成立，是当今世界最早成立的地区性组织之一，总部设在开罗。
江泽民主席对曾任埃及外长的马吉德说：“中国愿同阿盟一起，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共同做出努力。中国永远是阿拉伯国家的朋友。”马吉德则感谢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对阿拉伯事业的支持。
谦虚的民族更自信
江泽民主席参观了开罗金字塔、卢克索神庙等名胜古迹，亲身体验了埃及这个世界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金字塔是埃及古老文明的象征。埃及全境共有96座金字塔，其中位于开罗郊区吉萨的3座金字塔最为壮观。
卢克索位于尼罗河上游，距开罗670公里，以宏伟壮观的神殿和王室陵墓闻名于世，是古埃及文明的宝库。底比斯人曾于公元前1570年左右重新统一埃及后定都于此。
古埃及文明源远流长，文字记载的历史将近5000年。参观中，江泽民主席有感而发：“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中东地区有些文明比我们的文明更悠久。对待文明交往和融合，我们应该有开放、自信的胸襟，要敢于和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中的一切优秀成果”。“我们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
江泽民主席还参观了埃及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世界上最著名、规模最大的古埃及文物博物馆，收藏了自古埃及法老时代至公元6世纪的10万多件历史文物。
江泽民主席访问期间，时任埃及教育部长的巴哈丁全程陪同，十分热情周到。
第5章 1996年“亚太经合组织方式”诞生
——出席
亚太经合组织苏比克湾会议
1996年11月25日
1996年11月25日，江泽民主席抵达菲律宾苏比克湾，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江主席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以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方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它的特点是：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实践证明，“亚太经合组织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合作方式，应坚持下去。
苏比克湾的“藏宝箱”
1996年11月25日，江泽民主席抵达菲律宾苏比克湾，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苏比克湾战略地位重要，历史上曾先后被荷兰、西班牙、美国、日本等国侵占并作为军事基地，见证了菲律宾的辛酸历史。1992年底美军完全撤离后，苏比克被确定为自由贸易区。拉莫斯总统选在昔日美军基地召开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别有一番意味。
苏比克是风景胜地，这里依山傍水，山坡上的别墅灰墙红瓦，与茂密的椰林交相辉映，东道主选择这里作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聚会场所，是要体现会议的“非正式”意思，为与会领导人创造一个轻松自如的谈话氛围。
会议开始前，东道主拉莫斯总统主持了一个“藏宝箱”存放纪念品仪式，以纪念本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拉莫斯总统倡议纪念品要在15年后，即2010年才能开封取出。“藏宝箱”的外表大小与普通衣箱差不多。随后，各领导人都把一份小纪念品和一份签署了的文件或题词一起放入了“藏宝箱”。
“亚太经合组织方式”与“亚太大家庭精神”
菲方对主办此次会议十分重视。年初，拉莫斯总统即致信各方领导人，表示菲方将会议议题确定为贸易投资自由化、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深化“亚太经合组织大家庭”精神和鼓励企业界参与四项内容。
为了凝聚共识，江泽民主席在会议发言中重点阐述了“亚太经合组织方式”。他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以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方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它的特点是：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在集体制定的共同目标指导下，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做出自己的努力。实践证明，“亚太经合组织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合作方式，应坚持下去。
江泽民主席强调，亚太经济合作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合作，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应该开拓前进，不断丰富和充实合作经验，为加强亚太经济合作走出一条路来。
江泽民主席倡导的以自主自愿、协商一致为特点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得到各方认同，并在会后发表的《领导人宣言》中得到了反映。“亚太经合组织方式”的诞生，为各成员解决合作中的差异和分歧，寻求共同利益，确立了基本的行为准则。“亚太经合组织方式”确保了在亚太经合组织这个论坛上，各成员无论大小，都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观点，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关键，也是亚太经合组织健康发展的基石。
将多样性转化为互补性
针对各方关注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关系问题，江泽民主席表示，两者在亚太经济合作中同等重要，没有卓有成效的经济技术合作，贸易投资自由化也不会有大的进展。亚太经合组织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原则和做法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援助，它是一种建立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基础上的双向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将全体成员经济发展的多样性转化为互补性，实现共同发展。
在谈到环保问题时，江泽民主席说，这些年来，亚太地区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速度的增长，但也给我们带来了如何防止环境污染，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的新问题。
江泽民主席说，两年前，马哈蒂尔先生曾提出，我们这一代领导人所做的一切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中国把对污染环境比做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我们不能这样做。有些环境问题，比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城市垃圾等，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有些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等，已跨越国界，成为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因此，进行地区和国际间合作是完全必要的。“我赞成把环保合作问题作为我们明年在加拿大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为切实推动这一领域的合作，中国愿开放一个设在北京的拥有先进设施的环境保护中心，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提供人员培训、研讨、信息交流以及联合研究与开发的场所”。
外电评论认为：“本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中国开展全方位外交活动的大舞台”，“江泽民挥洒自如，充分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外交风格，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第5章 1996年“是伙伴，不是对手”——中印关系新定位
1996年11月28日—30日
1996年11月28日至30日，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
江主席说，很高兴我是第一位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元首。
江主席在同夏尔马总统交谈中，为中印关系提出最重要的定位，就是中国和印度互不构成威胁，两国的共同点大于分歧。
江主席访印期间，双方签署了《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中印再握手
1996年11月28日，江泽民主席访问文明古国印度。印度总统夏尔马在总统府举行仪式，欢迎来自另一个文明古国的国家元首。两国元首热烈地握手。
江泽民主席说，很高兴我是第一位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元首，中印有着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两国友谊源远流长。
夏尔马总统热情欢迎江泽民主席的到访，并称赞印中几千年的友好交往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言语包含了漫长的中印交往史，其中有3次高潮。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伊朗、阿富汗一带）看到中国四川出产的蜀布和邛杖，当地人说，“这是从身毒国（印度）来的，有蜀人在那里做买卖”。
东汉明帝时，天竺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来洛阳，汉明帝为他们修建了中国的第一个佛教寺院——白马寺。
南北朝时印度高僧达摩禅师坐船到达广州，梁武帝遣使接他到南京讲佛，后来达摩渡江北上，住嵩山少林寺，9年后去世，留下一苇渡江、达摩面壁等传说。
唐代高僧玄奘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历经磨难，辗转16载后携佛经、佛像回到长安。这成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西游记》的故事源头。他所著《大唐西域记》说：“天竺之称，异议纠纷，归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唐玄奘首次音译印度，沿用至今。
郑和7次下西洋，在印度许多地方留下足迹。
可见，第一次高潮主要是以佛教为媒体的文化交流。
在近代，中印都深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之苦，两国人民在争取各自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曾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在抗日战争时期，印度国大党发表宣言，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并在印度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印度国大党还两次派医生援华。这些医生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名字中都有一个“华”字。其中最有名的是柯棣华大夫，他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
1939年，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到重庆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友好访问。
中印两国在20世纪上半叶民族解放斗争中结成的患难之交，成为中印历史上第二次交往高潮的生动写照。
第三次高潮是以20世纪50年代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标志的睦邻友好。
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主席在印度驻华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表示：“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尼赫鲁总理访华，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6年，周总理再次访问印度。
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协商处理了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同时，两国在经贸、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领域的交往频繁，在国际反帝、反殖斗争中共同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中印友好合作的第三次热潮。那个时候，“印地—秦尼帕伊帕伊”（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在两国深入人心。
第5章 1996年中国和印度互不构成威胁
1959年，由于印度支持和收容了西藏叛乱分子，并在中印边境制造流血事件，中国被迫于1962年在中印边境进行自卫反击战。两国关系从建交后的“蜜月期”陷入了长达10多年的低谷。边界、西藏问题成为中印关系的主要症结。
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两国逐步恢复和改善双边关系。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希望与包括印度在内的邻国结好，营造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外部环境。
1988年，中国邀请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他时说：“两国应忘掉过去不愉快的事情，并着眼于未来。我们两国没有理由不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