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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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74～175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十分注重对工人运动的支持和领导，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与日本殖民当局及日本资本家作斗争，得到了广大工人的积极响应，台湾的工会组织迅速汇集到了民众党的旗下，在民众党组党的1927年底，即有台北土木工友会、基隆店员会、台南机械工友会等21个工会团体、兰阳农业组合等农民组合及新竹青年会、大甲日新会等青年团体公开支持民众党。到了1928年2月台湾工友总联盟成立后，民众党领导下的台湾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初步统计有41个工会纳入工友总联盟，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一倍，号称会员达9300人。此外，农民组合及青年团体的数目也有较大的增长。《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64页。
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民众党在工农政策上的进步，也将党的领导层推上了民族运动的峰口浪尖。1928年党的第二次党员大会宣言指出：“全民运动为台湾解放运动必须经过之过程，这不但是先人之遗教，也为极合理稳当之路径，我们必须援助各种团体之组织与合同，把民众威力发挥出来。回顾过去解放运动之失败，在于参加者只局限于知识阶级之故。因此，今后我们的全民运动应使广大范围的民众参加。特别应以农工群众为解放运动之主力，重点放在对农村与工场的宣传，使工农阶级组织化实为最要紧之事。”《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77页。到了1929年党的第三次党员大会宣言，民众党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台湾岛，而是将台湾民族运动与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了一起，主张“联络世界无产阶级及殖民地民众，参加国际解放战线，以期与世界解放的潮流汇合”。民众党在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及殖民地形势后，认为“帝国主义国家间及帝国主义国内之矛盾日益扩大的现象愈益显明，且已发生动摇，离崩坏之日必不在远。世界所有的无产阶级及殖民地民众间的相互联系及共同斗争，实构成其致命伤”。强调“世界无产阶级及殖民地民众，对内要坚固阵容，对外要紧密联系，更加努力奋斗，猛烈进攻，向其作最后的决战”。《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21页。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些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现在居然出现在了民众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清楚地表明台湾民众党在方针上“左”倾色彩已日益鲜明，党的民族运动路线已经从建党初期的温和立场大大前进了一步，变得愈来愈具有战斗性和革命色彩了。
1930年12月，民众党中央常委会拟定了政策纲领修正案，该修正案清算了民众党建党以来的软弱涣散状况，指出“创立当初，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客观形势之限制屡屡遭禁止而难产，因此不能充分表达立党精神”，强调必须鲜明树立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定位。对于世界形势的分析方面，民众党认为：“资本主义没落期的矛盾混乱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状态。现今的世界经济恐慌蕴藏着资本主义最大的危机，全世界的经济组织遭遇到激烈的转换时期，帝国主义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衰老没落的境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正在新兴崛起。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转换期。”我们知道，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使得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空前激化、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丁惠宁、宋农村编著《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史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第240页。显然台湾民众党已经接受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且将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了以苏联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崛起上。1931年2月党的第四次党员大会上通过的《纲领、政策修改案》中，民众党的纲领修改为：“一、争取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政治自由；二、拥护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日常利益；三、努力扩大劳动者、农民、无产市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之组织”。《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55页。党的主要领导人蒋渭水更是明白声称：“今天这个时代并非倚赖资本家之时代，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固不必再喋喋不休。但在台湾现在的情况下作为过渡时机下的方针，如不在阶级运动中再加进民族运动的话，那么要得到运动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61页。在这里，阶级斗争或阶级运动被确定为民众党方针政策的主轴，民族运动反倒成了台湾无产阶级在殖民地条件下获取胜利的辅助条件。可以说，1930年底的民众党已经基本上转型为无产阶级政党并在思想路线上向共产主义靠拢，倘若不是立即被日本殖民者取缔，如同新文化协会那样逐渐被台湾共产党收编而成为其外围组织或与之并行成为左翼民族运动组织，或不难想见。
第五部分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3）
在民众党内，早在立党之前围绕着蒋渭水在党内的地位和角色一事就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蔡培火在转达日本警察当局的劝诫后主张蒋渭水思想倾向偏激进，不应成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引起蒋派成员的强烈反弹，蒋渭水本人称之为“甘心屈服于日本当局之意志”《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47页。。紧接着，对于阶级问题的纲领解释案，蒋渭水与彭华英在事关民众党定位的第五条中，就民众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还是会“考虑”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问题各执一端，最后彭案获得通过。蒋渭水之所以没有再予抗争，是由于他本人此时也并不赞成在台湾实行阶级斗争，而是代之以阶级运动，以图化解劳资矛盾，搞阶级调和。也正因为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早先在文协时代无产青年派攻击林献堂民族运动路线时，蒋渭水会与其采取一致行动，退出文化协会。
然而，历史发展的潮流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台湾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共产主义思潮影响日益扩大，台湾贫困大众的阶级意识开始觉醒了，“农民组合遍设，工友会簇生，农作争议工人罢工到处频起，没有理解时势的资本阶级与支配阶级，不以合理的解决而专用弹压，遂渐渐激成了全岛的阶级斗争”。《合作继续抗争》，《台湾民报》昭和2年6月19日。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台湾共产党的成立，看到了新文化协会、农民组合接受了台共的指导成为其外围组织。民众党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强大推动下，也与工农运动（由于历史的原因，主要是工人运动）紧密结合了起来，史料记载：“台湾民众党结党以来，蒋渭水一派一方面发展联合农工商全阶级的全民运动——民族斗争，一方面认为应该在前线集结劳动者、农民大众，同时推行阶级斗争。于是热衷农民运动和劳动运动的指导，渐渐获得劳动团体和农民团体的指导权或努力成立这类团体。但在农民运动方面，当时已有全岛性之台湾农民组合。该组合已和劳动农民党、日本农民组合有联系关系，逐渐表明出其共产主义倾向。在岛内则与文化协会相联结，使民众党在此方面无甚发展。但在劳动运动方面，因改变方向后之文化协会的内部缺乏统制，乃乘其实践运动不甚活泼之际，强先争取已设立劳动团体之指导权，并企图进一步组织尚未组织之劳动者，因此有显著之发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65页。历史资料表明，民众党领袖还深入第一线，领导和指挥工人罢工斗争，如高雄浅野水泥会社罢工、台湾制盐会社工人罢工等等，并且成立了全岛性的工人运动团体——工友总联盟，从而将日据时期台湾工人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民众党的深度介入，再一次引发了党内围绕阶级问题的大争论，1928年6月17日中常会上，彭华英与蒋渭水的辩论就突出暴露了党内矛盾的激化。《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86～187页。
彭华英指出：“鉴于民众党现状专做劳动运动，甚至有人以民众党的名义推动劳动运动。如此煽动一般民众之阶级意识实非民众党之宗旨。党应根据政纲专做政治运动。”
蒋渭水认为：“民众党今日能被社会肯定、被官宪重视的原因，在于民众党背后有工友总联盟三十三团体及一万数千名劳动者。党不能轻视劳动运动，且对劳动运动之指导已明示在党的政策中。”
按照蒋渭水的思路，支持工人运动是党的政策早就明确提出了的，而从民众党的发展历程来看，正是因为党团结了广大工人阶级、支持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台湾工人阶级的利益，才有着民众党自身的发展壮大，才会让日本殖民当局对民众党心存顾忌，才使得民众党能在台湾民族运动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支持工人运动既符合党的方针，也是民众党的历史使命之所在。这次争论显示，民众党内部在阶级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激烈化、表面化了。彭华英随之提出了辞呈，他说：“民众党之使命在于纯粹的争取及伸张参政权，其行动必须是不出使命范围之外的绅士运动，但党内存在着异分子，我身为主干数度提出警告仍毫无反应，无视于民众党精神，只顾热衷于于指导劳动运动，逐渐使党的信望失坠了。”蒋派人员抨击其“已反动、或已当上总督府当局的走狗了”。《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86～187页。
随着彭华英的退出及1929年1月10日党的中央常委会选出谢春木、黄周、黄旺成等为常委后，民众党已经基本上为蒋渭水及其同志所掌握，林献堂等人也不怎么参加党的日常活动了。蔡培火曾以中南部支部相对抗，但势力单薄难以为继。面对这一局面，林献堂、杨肇嘉、蔡培火等策划另组自治改革促进运动，继续其稳健、合法的体制内政治抗争运动，以最终实现台湾地方自治的目标。为了避免内部的纷争和混乱，民众党在给予参加自治联盟者以回归的缓冲期不见成效后，被迫开除了蔡培火、陈逢源、洪元煌等16名干部，林献堂随后亦辞去顾问职务，民众党正式分裂。民众党对外宣称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与反动的知识分子皆已退却逃避。”《无产运动与民众党的关系》，《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1月17日。
第五部分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4）
日据时期台湾由于其殖民地社会性质，在殖民当局专制政权机器的庇护下，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教育、文化等等所有方面，作为统治民族的日本人和日本资本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台湾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夺的境地。因此，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主义的矛盾，台湾人民开展民族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日本殖民统治者、日本资本家及其帮凶或“协力者”，这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抗斗争的主流。然而，除了民族矛盾之外，台湾社会同样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不仅有日本资本家剥削台湾工人农民，台湾本地资本也不是慈善家，他们也是靠剥削台湾工人的剩余价值来积聚财富，台湾本地地主照样不会免除台湾农民的租税。也就是说，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不过是受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制约，阶级矛盾居于次要的地位，服从于民族矛盾的需要罢了。
什么是阶级？列宁曾给它下过经典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阶级的划分主要是由各集团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决定的。资本家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工人一无所有，不得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