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未解之谜-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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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野合”而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说：“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一说是在野地里苟合，而唐朝人认为，“野合”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孔子之父叔梁纥年老而母亲颜征年少，故两人结合不合礼仪。司马贞《史记索引》就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年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
第二，祈祷而生。这种观点的神话色彩浓厚，说孔子的母亲在尼丘山和他父亲一起祈祷，感动黑龙的精灵而怀上孔子。东汉郑玄《礼记·檀弓正义》引《论语撰考谶》说：“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显然，这种说法非常荒谬，无非是儒学的后继者们为了神化孔子所作的附会之辞，不足为据。
第三，梦生。这与上一种说法一样出于谶纬书中，带有明显荒诞的迷信色彩。因为如果不在出生问题上故弄玄虚，使之与凡人不同，以尊其为神，孔子就不能成为“圣人”，他的观点主张又怎能为世人信奉呢？
第四，私生子。蔡尚思等所著《孔子思想体系》一书提出此说。该书详细列举了作者历年积累的资料，认为颜氏既然长期向孔子隐瞒其父的事情，说明颜家必定远离孔家。再加上孔子自称“吾少也贱”。这些无不证明颜氏家境贫寒，可能是奴隶或平民之女，与叔梁纥的身份截然不同。所以，该书认为，所谓“野合”，实际上是老奴隶主叔梁纥在野外强暴颜氏而生孔子，即孔子是私生子。这一结论重新解释了《史记》等书中所述的“野合”。
在这几种说法中，“祈祷而生”与“梦生”这两种说法固然不足为信，就“野合”这种说法而言，究竟该如何解释，也还没有定论，但不论怎样，尽管孔子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动”，但是极有可能孔子自己就是个“非礼”的产物。
第五部分：名人西施最后的归宿如何
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是春秋末期越国的一名浣纱女，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之所以能名见史册，是因为她不幸成为两个国家斗争的主角，吴王夫差对之宠幸有加，也因为她对越国放松了警惕最终被越国打败。
那么，吴国灭亡以后，这位美貌的女子究竟归宿何处呢？早期的史书所记录的，都是一代红颜薄命的下场，立了功却最终被越王装进皮袋沉到江里。《墨子·亲士》篇就说：“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美也。”《太平御览》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中有关西施的记载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鸱夷”，就是皮袋。这与上述记载相同。另外，唐代诗人皮日休也有《馆娃宫怀古》五首，第五首是：“响廊中金玉步，采苹山上绮罗身；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这些记载均说西施最后被沉于水。但是后人不忍这位绝代佳人有如此可悲的结局，于是流传出西施和范蠡偕隐西湖的美满姻缘的故事。范蠡是当时越国的大夫，帮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灭亡吴国，因深知越王勾践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于是隐姓埋名出走。本来范蠡和西施没有任何关系，但因有范蠡泛于西湖的传说，后人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如花美眷西施为伴，同时也给西施安排了一个虚假的美满的结局。《越绝书》是东汉袁康所撰，记吴越两国史迹及范蠡等人的活动，多采传闻异说。例如《越绝书》就这样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代诗人杜牧在所作《杜秋娘诗》中有句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不作皮袋解释，而指的是范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范蠡亡吴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姓氏书辨证》卷三中也说，范蠡到了齐国以后，自号鸱夷子。
民间还有一些纪念范蠡与西施爱情的场所。说是在范蠡送西施去吴国途中，二人情难自抑，双宿双栖，生下一子。等他们一路磨蹭到吴国时，孩子已能张嘴说话。至今吴越间还有一“爱子亭”，用于纪念范蠡与西施的爱情结晶。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传说中这个孩子后来送给别人抚养就再也没有找回。
《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与《货殖列传》都提到范蠡却没有提起西施，就更不用说她和范蠡有什么关系。是司马迁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传说，还是司马迁特意不写进去，今天就无从知晓了。因此有关西施的结局众说纷纭。是被沉于水，或者跟随范蠡归隐于西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结局，这仍是有待探索的谜。
第五部分：名人孟姜女哭长城是否真有其事
“孟姜女哭长城”是我国流传千古的古代民间传说，可谓妇儒皆知。为了纪念那位万里寻夫的孟姜女，山海关被后人认为是孟姜女哭长城之地，并在那里盖了姜女庙，登临庙宇的游人，无不动容。但有人认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纯属虚构。因为被指定为“孟姜女哭长城”之地的山海关所有的长城是秦朝以后才筑起的，而秦始皇所筑长城距山海关北去数百里。历史上有过哭倒城墙的记载，但故事发生的时间比秦统一六国要早得多，因此和秦始皇根本没有关系。
唐末有一首《杞梁妻》，诗中说杞梁妻为秦国人，她去长城哭吊筑长城而死的丈夫，“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到了宋代广为流传的杞梁开始有了姓，但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说姓范，有说姓万，还有叫杞郎或喜良的。南宋郑樵曰：“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看来孟姜女哭长城是由杞梁妻的故事演变而来的，而故事最后大致形成于北宋年间。
故事、传说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实际上并没有孟姜女哭长城这件事。但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生动性与悲剧色彩，成了各朝各代人们借题发挥的素材。有种观点就认为，根据历代时势和风俗的不断变化，孟姜女哭长城也在不断变更。战国时齐都中哭吊盛行，杞梁战死而妻哭吊便是悲剧的材料。西汉时，天人感应之说盛行，杞妻的哭夫便成了崩城和坏山的感应。到了六朝、隋唐间，乐府中出现送衣之曲，于是送寒衣的内容增加了。可见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顺应了文化演变的潮流，随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并在民众的情感和想像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
但也有人根本否定孟姜女即《左传》中的“杞梁之妻”，认为在封建社会，民不聊生，哭夫的题材并不少见，《左传》中也有记载，因此单凭哭夫就作出了论断，不能令人信服。还有的说，好端端的长城，竟然城墙被一位妇女哭塌了，过于荒诞。再说，齐国的孟姜女被捏造成秦国的孟姜女，攻打莒城被改为修筑长城，这是故意往秦始皇身上栽赃。
2000多年来，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以故事、歌谣、戏曲等多种形式流传于我国广大地区。其故事的真实程度早已被撇到一边，人们欣赏的是孟姜女身上那种坚贞不渝的爱情和对统治者的坚定的反抗精神，真是“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宋文天祥书孟姜女庙楹联）。
第五部分：名人王昭君出塞之谜
王昭君，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昭君出塞”的故事让风华绝代的王昭君在历史上据有一席之位。
这个故事在《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等正史中都有所记载。但有关她出塞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王昭君因自傲，未买通画工毛延寿，因而被丑化。未能遭皇上宠幸的昭君觉得在宫中没有意思，于是自请去匈奴。经汉元帝同意，她便出塞去和亲了。
据《汉书·元帝纪》和《西京杂记》所载：“王昭君，西汉南昭秭归（今属湖北）人，名嫱。”晋时为避司马昭讳，她又被称为明君和明妃。相传，她是齐国王襄的女儿，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17岁的王嫱被选入宫中，汉元帝是按画工的画像选宫女的，为了能被皇上召幸，深居后宫的宫女们，总想让画工把自己画得美点。所以，她们不惜花费重金贿赂画工。
王昭君初入宫廷，第一不懂这些规矩，因而没有准备这笔贿金；二来觉得自己天生美貌，不怕皇上不召见。据说，画工毛延寿在画王昭君的眼睛时，便开口说：“画人的传神之笔在于点睛，是一点千金呀！”对毛的暗示昭君虽心领神会，但没有买他的账，反而讥讽了他几句，毛延寿见她如此傲慢，便把那点该点到昭君眼睛上的丹青点到了她的脸上。多了这么一点，王昭君因而苦守了不知多少时光。
这时，恰好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要与汉人和亲。王昭君久居深宫，觉得面见圣上无望，积怨甚深，便主动要求离汉宫去匈奴。汉元帝原想她毫无姿色，因此同意了她的要求。
到了呼韩邪单于与昭君离开的那一天，汉元帝见王昭君丰容盛饰，美冠汉宫，不禁大吃一惊。他本想留下她，可是怕与人失信，只好忍痛割爱，让王昭君出塞和亲。据传，后来汉元帝对画工毛延寿大为恼火，想要杀掉毛延寿等画工。
王昭君到了匈奴，生儿育女，俨然一个贤妻良母。可是好景不长，没几年，呼韩邪单于驾崩。阏氏之子继位。依匈奴习俗，王昭君要嫁给继子为妻。昭君不从，上书汉朝要求回汉宫。此时元帝已死，成帝即位，成帝敕令她从胡俗，无奈之下昭君又成了单于阏氏。又传，王昭君觉得屈辱，最后服药而死。
历史上还有一说，王昭君之所以出塞，是毛延寿设下的救国计策。宫廷画工见王昭君美貌异常，怕汉元帝贪恋其美色而步纣王后尘，于是将昭君有意丑化。后汉元帝见昭君真面目虽想反悔但最终忍痛割爱。历史上一些文人大大赞扬了毛延寿此举，认为他这样做不但使元帝免于沉溺女色之祸，而且昭君出塞确实对边疆的安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史中记载，王昭君出塞和亲，对汉边疆的安宁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从此，汉匈关系和睦，这说明政治联姻对于汉匈外交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五部分：名人造纸术始于蔡伦吗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造纸术的发明者是东汉宫廷宦者蔡伦。据传，蔡伦从小就对造纸很感兴趣，他经常看着竹子的内膜发呆，心里想道，要是字写在这簿薄的竹膜上，不是比写在竹筒上要方便得多吗？于是他就用竹膜试验，但是经过很多次失败之后，他意识到竹膜太薄，根本无法写字，于是他想到要加进一些与竹膜一样质地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必须坚韧，他开始尝试用一些棉、麻试验。在千百次的试验之后，他成功了。正史中关于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南朝宋代范晔的《后汉书》里。《后汉书·蔡伦传》说：“（蔡）伦乃造意用树肤（皮）、麻头及蔽布、鱼网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来的教科书都用此说。
然而，许多考古发现证实，造纸术的发明者并不是蔡伦。在西汉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学会了造纸。
在比《后汉书》更早的东汉官修国史《东观汉记·蔡伦传》（已逸）中记载：“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原书只说蔡伦主管（即“典”）少府所属尚方造纸，根本没有蔡伦发明纸的意思。蔡伦于公元75年入宫为宦官，后因卷入宫廷内讧而服毒自杀。所谓蔡侯纸实出于尚方内众工匠之手，而决非身为尚方令的蔡伦所亲制。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丈弼于1933年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西汉麻纸。但是，此纸没有经科学鉴定，便毁于1937年的战火之中。
到1957年，人们又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灞桥的一个砖瓦厂发现了一座西汉古墓，墓中有一个铜镜，用麻布包着铜镜，有一叠古纸，共88片，最大的有100平方厘米大小，最小的只有12平方厘米，平均厚0。139毫米，稍厚于现在的新闻纸，是用麻纤维做成的。
到了1973年和1974年，又有两片西汉纸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发现了，一片有400平方厘米大小，是用大麻纤维制作的，其年代大约在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