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爷小说网 > 历史 电子书 > 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 >

第20节

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20节

小说: 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叫侯红鹅的青年成了反革命的典型人物,如今那个只在报上见过名字的人到车间来了,人们感到的惊奇不逊于今天的青年见到走红的明星一样,人们停止工作,呆呆地看着我,就象在动物园里看一种稀有动物一样,我听见在我背后,有人在小声地说:“这就是报上说的那个侯红鹅。”    
    从作协调出来之后,还要回机关办理一些手续,一连几次回到机关,人们就像根本不认识我,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更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办过事情之后,我偷偷地到余晓的房里去看他,余晓就告诉我,他的问题也定下来了,秘书长通知他去一个钢厂报到,他说有一些事情还要清理,暂时还留在机关里,但已经不参加编辑部工作了。这样,天津作家协会,就把“胡风分子”全部清理出去了。    
    从作家协会调到工厂,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对于我来说,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每天上班下班,生活倒也轻松了许多,这里的人不关心我的思想动态,工人们还因为我读过许多书,对我有一点尊敬。工厂里的事情和我无关,我上班工作,下班回家读书,还写了一些诗作,以林希的名字寄出去,很快就在刊物上发表了。离开作协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只要我自己努力学习写作,将来也许会写出好作品来的。    
    1957年的夏天,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民主党派相继举行各种会议,大鸣大放,各种各样的意见开始见诸报端。消息不断传来,说是北京大学出现了青年黑格尔学派,许多人给党提意见,政治空气颇为活跃。正在这时,我也听到了毛主席在中央的两次讲话,这两次讲话给人以轻松的感觉,后来发表《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内容,在这些讲话中是没有的,而且我还亲自听到,说是胡风如果不是反革命,也应该包括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范围内。    
    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我见到了余晓,他还没有离开作家协会,他告诉我说,可能收回了对他的处理,余晓还告诉我说,秘书长对他说过,按照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们过去对林希的态度也不对,我们不应该把林希当敌人看待,林希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回来讲。    
    虽然我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但对于整风,我却想躲得远一些,本来我就不想参与政治,胡风问题是把我牵连进去的,否则我和政治何以会连在一起呢?在整风期间,没有任何人邀请我去参加大鸣大放座谈会,我更没有写过任何一个字,我也不想给共产党提意见,我更没有为自己的“胡风问题”发过什么牢骚。这倒不是说我有多么成熟,这只能说是我的性格本来就不喜欢出风头,我对人们说的那些话,并不感兴趣,我觉得多读几本书,远比给共产党提一大堆意见要好得多。所以直到现在,任何人查不出我在大鸣大放中有过任何言论,也找不到我有过向共产党“进攻”的罪证。     
    然而不幸,最终,我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了,用当时工厂党委书记的话说,“这是客观存在,无论你有言论还是没有言论,你就是一个右派分子。”    
    我的被打成右派,的确也就是客观存在了。    
    …………


第三部分十、一九五七年的“阳谋”(2)

    虽然我离开了文学界,但我对文学界的情况非常关心,共产党整风的时间并不太长,很快《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社论《工人说话了》和《这是为什么?》,一看这两篇社论,我就感到情况发生变化了。没过多久,反右斗争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全中国。    
    一天的早晨,报纸以头版通栏大标题,报道了将鲍昌打成右派分子的消息,在我的印象中,鲍昌是一个政治上很强的作家,他生活、工作都非常严肃。过去在编辑部一起工作,他在终审作品时,政治上的要求十分严格。在鲍昌主持下,《新港》杂志并没有发表多少“毒草”,就是在1957年抛出了宫白羽和李何林的文章,也是做为反面教材供人们批判的,鲍昌被打成右派,我大吃一惊。    
    过去在和鲍昌共事时,我就感到鲍昌“危险”,鲍昌做学问上十分刻苦,锋芒外露,事业上有成绩。这样的人,必然是运动对象,反右运动天津把鲍昌抛出来,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我实在不理解,以鲍昌和天津文艺界领导的关系来说,把鲍昌打成右派,未免也太残酷了,但我确确实实看到报上鲍昌好友写的文章,题目叫《鲍昌的灵魂已死》。    
    把鲍昌打成右派,是一夜之间的变化,变化得令人啼笑皆非。    
    天津作家协会的反右斗争,是从批判机关内一位青年女编辑开始的。这位女编辑,刚刚大学毕业,她分配到编辑部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被清洗,反右斗争开始,天津作家协会寻找运动目标,平时这位女青年喜欢说些尖刻的话,首当其冲,第一个目标就选中了她。那时,我还常常见到天津作协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这位女青年挨批了,大家都对她表示同情。    
    堂堂天津作家协会,只批一个青年女编辑显然不够胃口,很快,就听说柳溪被上面点名了。柳溪刚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天津,是一个没有心眼儿的傻大姐,1956年揭发丁陈反党集团,周扬揭不开丁陈反党集团的“盖子”,方纪向周扬建议从天津柳溪身上打开缺口,保证能置丁玲陈企霞于绝境。于是方纪和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找到柳溪做“工作”,要柳溪揭露丁玲陈企霞反党本质,要柳溪及早站到革命一边,不要受反革命蒙骗,滑进反革命的深渊。    
    50年代,滑进反革命深渊,意味着政治歧视和生活灾难。一个人一旦滑进了深渊,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立即变成专政对象,轻者送入监狱,重的就更不可想象了。落入深渊之后,还要连累到家庭,深渊中,子女不得升学,全家人都将从社会上消失,这一切的后果太可怕了。所以,中国人真是谈深渊而色变了。    
    柳溪不敢落入深渊,更不甘心和反革命站在一起,只得向革命领导屈服,答应揭发丁玲陈企霞反革命本质,和他们做斗争。    
    从柳溪这里打开缺口,周扬喜出望外,要天津将柳溪做重磅炸弹,置丁玲陈企霞于死地。方纪做柳溪的工作是下了心血的,据周良沛记述,每天晚上方纪用汽车将柳溪接到他的家里,嘱咐门房关上院门,并对司机和门房说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方纪接见柳溪的消息。那时候周良沛住在方纪家里,周良沛刚刚20岁,在天津没有朋友,周只有在方纪陪同下才能各处走动,他们不怕周良沛走露消息。    
    在方纪家里,和方纪一起动员柳溪的,还有当时天津市委的宣传部长,他们要揭发丁玲陈企霞背后怎样说周扬的坏话,要柳溪揭发丁玲陈企霞如何对抗党的领导。方纪和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向柳溪保证,只要柳溪站出来揭发丁玲陈企霞反革命罪行,无论柳溪和丁玲陈企霞原来的关系多近,绝对不会株连柳溪,用他们的话,“保证你没事儿。”    
    在可怕的心理攻坚面前,要一个人不动摇是不可能的,柳溪年轻,对配合一片忠心,更面对深渊的威胁,心中更有党的多年教诲,一时做了违心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柳溪站出来的消息报告到北京,周扬大喜过望,立即召开作家协会扩大理事会,据参加过那次扩大会议的人回忆,会议开始时,丁玲和陈企霞走进会场态度还非常轻松,他们坚信周扬想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也不是容易的事。但当天津作协代表走进会场的时候,丁玲陈企霞一下子面色灰了,他们看到天津代表们簇拥着柳溪,柳溪头也不抬,匆匆地就被带到了最前面的座位上。    
    丁陈反党集团的事件,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震动,从此丁玲和陈企霞落入深渊,他们从社会上消失了。    
    可怜的柳溪回到天津,以为自己没事了,她想找领导谈些今后的打算,出乎她的意料,方纪不肯见她,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更不肯见她了。    
    从此柳溪像是一个瘟疫患者,在机关里人们躲着她,作协机关领导见了她,话也不敢说,绕着道儿就溜开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柳溪顺理成章地成了右派,到这时她才又看见方纪,又看见了宣传部长,但此时的方纪和宣传部长是主持批判大会的领导,铁着脸,横眉冷对阶级敌人,散会后,柳溪想靠近一下领导,立即被人推开了。    
    揭发批判柳溪,天津作家协会组成强大阵容,首选战士,非鲍昌莫属,鲍昌理论水平高,博学,口才好,政治坚定,年轻有为,前途看好。鲍昌一马当先,柳溪再“狡猾”,也逃脱不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    
    批斗大会上,鲍昌慷慨陈词,从理论上反驳柳溪的反动小说,揭发柳溪的右派言行,柳溪面向革命群众,站着洗耳恭听,还要做记录。    
    革命传统,批斗会,被批斗的人没有座位,面对革命群众,挨批的人要做低头认罪状,像挨罚的小学生那样,站在大家的对面,听台上的批判发言,还要做记录。    
    站着如何做记录?这是一种本领,好在中国文人有倚马可待的能耐,伏在马背上一挥而就,就是一篇传世文章,到了革命一代,革命运动中的罪人为了感谢革命的拯救,就必须站在革命群众对面,恭听革命群众的批判,更要把大家的批判记录下来,晚上根据大家的揭发写成交代材料,明天再来低头认罪。    
    柳溪站在台下听批判,鲍昌在台上义正辞严,“柳溪,你我虽然只有一面之雅,但我对你的灵魂早在洞彻…………”云云云云,鲍昌的发言有理有据,柳溪只得甘心挨批。    
    最后,鲍昌向柳溪说:“柳溪,今天对你的批判斗争先给你一个警示,你休想避重就轻从革命群众的斗争中逃掉,明天这个时间我还要继续对你进行揭发批判,你要做好准备,不要顽抗到底。”说罢,鲍昌得意地走下了讲台。


第三部分十、一九五七年的“阳谋”(3)

    柳溪不敢对抗革命拯救,连夜写出认罪材料,第二天早早来到会场,准备听鲍昌对她新的批判。    
    柳溪走进会场,做低头状,她知道自己的位置,老老实实地走到主席台下面,找到昨天站的地方,规规矩矩站好,恭候革命群众进入会场。    
    也是柳溪淘气,她站在昨天挨批的位置上,居然想抬头看看会场情况,举目向上看去,主席台上一幅横标,上面一行大字,“坚决将右派分子鲍昌批倒斗臭”。柳溪打了一个冷战,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字,用力揉揉眼睛,再举目看去,那一行大字更清晰了,标语还是昨天的标语,就是将柳溪两个字撕下去,换成鲍昌两个字了。    
    就在这时,鲍昌挟着公文包走进会场来了,当他走过柳溪身边的时候,看也不看柳溪一眼,大有今天让你粉身碎骨的气慨,柳溪历来爱开玩笑,她拉了一下鲍昌的衣角,悄声对鲍昌说:“别往前走了,你就站在我身边吧。”    
    一夜之间,风云变幻,昨天的战士,今天右派了。    
    一九五七年的阳谋,就是如此荒唐。     
    …………    
    就是在文艺界今天出一个右派,明天又出一个右派的时候,我那位在报社做记者的朋友,却被搅到运动中去了。他在一个会议上讲了什么话,也是他平时有些骄傲情绪,反右斗争一开始,他就成了报社里的运动对象。我的这位朋友比较脆弱,经受不住斗争会上的种种折磨,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喝了一瓶DDT。那时候还没有DDV,他母亲发现之后,立即唤来邻居,急忙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第二天早晨报社来人找我,一是要我到医院去做他的“工作”,动员他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不要和人民对抗,二是向我了解他的思想情况。对于他的思想情况我不了解,我只好匆匆赶到医院去探视,到了医院,说是已经送回家去了,赶到他家里,看他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们两个人是从小一起的好朋友,他母亲见到我哭了,连连对我说:“家门不幸呀,家门不幸呀。”我劝她不必过于难过,事情总会过去的。    
    走到我这位朋友身边,远远地就嗅到一股DDT味道,据说是刚刚在医院洗过胃的,医院不收留这样的“病人”,还要回单位接受批判,报社还算仁慈,让他休息两天,但也还布置了任务,要好好地考虑问题。    
    人们疯狂了,1957年反右斗争会,比1955年反胡风时的斗争残酷多了,1957年反右运动,被批判的右派分子要站着挨斗,一站就是8、9个小时,众人可以向他喊叫,可以向他挥拳,可以对他辱骂,一些脆弱的人做出错误选择,也是情理中的事。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