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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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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东城的造反契丹人。高丽人正愁打不过占了自己地方的契丹人,见有人来“帮忙”,乐得屁颠屁颠的,送粮送物助攻,很快就帮蒙军消灭了契丹人。眼见蒙古兵如狼似虎,高丽国王忙对蒙古使臣“迎拜设宴”,孙子一样装得十分恭敬。蒙古贵族恃势,不断派人催促高丽王“遣使入贡”。后来,见蒙古人索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高丽人思忖反正蒙古兵距离远,就派人把蒙古使臣杀死在半道,借口为盗所杀,连续七年断绝了与蒙古的关系。窝阔台继位后,1231年(元太宗三年)秋,派元帅撒礼塔出征高丽以报复杀使之仇,在高丽境内横冲直撞,杀人无算。加上有高丽人洪福源充当向导,蒙军如入无人之境。胆破之余,高丽王王皞忙求和,派其弟王侹为人质向蒙古称臣。蒙古军见好就收,临走在高丽地盘设七十二“达鲁花赤”监守,把高丽当成自己的地盘来管辖。转年,高丽上层见蒙军主力撤走,心生反复,竟然把蒙军留置的七十二个“达鲁花赤”蒙古大爷全部弄死,然后王室大搬家,窜逃至海岛避祸。撒礼塔不是吃素的,轻车熟路,率虎狼蒙军又至。不过,这位元帅此次来高丽运气不好,在外仁城下被流矢射死,蒙古不得不退军,高丽人终于敢喘出一口长气。    
    两年多以后,已经端掉金国的蒙军终于腾出手,蒙将源唐古率大军与洪福源一起杀向高丽。打了近五年时间,高丽人自知不是对手,高丽王王皞只能上表乞降,并送宗室到和林当质子,成为蒙古藩属。蒙古人把高丽当成仓库,缺什么就张口伸手来要,稍有迟缓就派兵来攻,“自(元)定宗二年至(元)宪宗八年,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杀人掠物,把高丽当成射猎场,每每满载而归。被逼无奈,王皞在蒙哥汗在位的末年只得交出自己亲儿子王倎入蒙古为人质,乖乖当孙子。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正好赶上高丽王王皞病死,便立在蒙军中充当质子的王倎为高丽国王,派兵护送这个傀儡归国,所颁制文,口气傲横:    
    我太祖皇帝肇开大业,圣圣相承,代有鸿勋,芟夷群雄,奄有四海,未尝专嗜杀也。凡属国列侯,分茅锡土,传祚子孙者,不啻万里,孰非向之勍敌哉。观乎此,则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南宋)耳。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失险;所藉者川、广,而川、广不支。边戍自彻其籓篱,大军已驻乎心腹,鼎鱼幕燕,亡在旦夕。尔初世子奉币纳款,束身归朝,含哀请命,良可矜悯,故遣归国,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构之细故也……世子其趣装命驾,归国知政,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缅惟疮痍之民,正在抚绥之日,出彼沧溟,宅于平壤。卖刀剑而买牛犊,舍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济,毋惮勤劳。苟富庶之有征,冀礼义之可复,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得逾限矣。大号一出,朕不食言。复有敢踵乱犯上者,非干尔主,乃乱我典刑,国有常宪,人得诛之。於戏!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藩,以扬我休命。    
    王倎在蒙古呆过,深知蒙军的实力和杀人不眨眼的残暴,他当“国王”后,对蒙古心服口服,遣使入贡不说,又遣其世子王愖入朝贡奉,自己改名王禃,顺便通报忽必烈。九年后,高丽内乱,大臣林衍废王禃拥立其弟王涡为王。忽必烈大怒,立派大军入高丽,拥王禃复位。感激之余,王禃谨修贡献,恨不得把自己卖了也送往大汗处。他派儿子王愖等充当人质之余,又乞求忽必烈“赐婚”。见王禃如此恭顺,忽必烈大喜,于1274年把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高丽王世子王愖。这位公主命好,刚出嫁,老公公王禃就病死,老公王愖回国继位,她本人一下子公主变成了王后。通过裙带,低三下四的高丽小国王终于成了大元皇帝的乘龙快婿,从此之后,他才敢在与元朝官员见面时“分庭抗礼”。在王愖之前,元朝使臣,甚至是“达鲁花赤”,见高丽王时都是坐上首。以后,高丽王知道当“女婿”的好处,王璋、王焘等国王都娶元朝宗室公主为妻,以此来维持他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    
    所以,1274年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正是高丽与元朝关系“蜜月”期前夕,“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本合持诏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早在忽必烈即圣元三年(公元1266年),他就派出国信使,持国书往日本“喻旨”。那当然,大汗并非想真的招远怀柔与小国“共荣”,只是想把日本当成另一个像高丽那样的“仓库”。    
    由于孤悬海外,蒙古人对倭国不甚了解,又有高丽人说那里遍地金宝,很让忽必烈起垂涎之意,所以,国书辞意,看似帝王堂皇,实蕴威胁恐吓: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场,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而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特别是“以至用兵”四个字,剑拔弩张的恐吓,全然露于纸上。    
    好事多磨,坏事也多磨。大海波涛,元使一行竟渡了几次也没到达日本本岛。忽必烈又命高丽国王派人转送,“不得其要领而归”。元使又往,在对马岛为倭人所拒,只得捆上两个当地人当“生口”回来禀命。最后,还是由于懂日本话的通事曹介升等人引路,元使赵良弼一行才得达日本。当时的镰仓幕府根本不知道蒙古人是什么物种,无知者无畏,连见也不见,把赵良弼一行晾在太宰府。    
    见日本方面无回音,忽必烈大怒,于至元十一年夏下令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二人为帅,在高丽造战船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从合浦港出发向对马岛展开进攻。至于这次攻日本的“战绩”,《元史》的《日本传》中很含糊,只有这么几句:“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蒙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其实,这次攻击首战顺利,对马岛的倭军被全歼。蒙军在肥前遭到顽强抵抗,但一当摆出火炮轰击,手持大刀身穿大肥免裆裤的倭兵倭将登时就傻眼了——在此之前倭国从来就不知道世上还有火炮这种东西。日本这个国家挺有意思,总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良好实验场。七百多年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又让日本人开了眼。不知日后它是否还会有这样被“试验”的好机会。    
    蒙军在博多湾登陆后,连日奋战,上下皆感疲累。特别令蒙古兵将失望的是,日本这疙瘩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遍地黄金”。如此贫瘠海岛,腥风劣土,且日本人长像也不咋地,獐头鼠目,个头比蒙古人还矮。如此,元军贪欲一失,战斗力和求胜心立时下降。高丽将领劝忻都一鼓作气直杀太宰府,忻都不同意,下令全体士兵离岸上船,见好就收,准备班师。    
    不料,台风忽然在夜间来袭博多湾。睡梦之间,四分之三的蒙军与被击碎的船体一起,连绝望都来不及,就刹那间沉入漆黑的日本水下地狱。    
    消息传至幕府,忧惧不能进食的北条时宗喜出望外,连连叩头感谢上苍,嘴里不停地念叨:“神风!神风!”此役,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南宋遗民闻知此讯,很是“幸灾乐祸”,作诗道:“涉险应难得命还,倭中风土索蛮顽。纵饶航海数百万,不直龙王一怒间!”(《元贼谋取日本》,郑思肖)    
    忽必烈有些郁闷,由于当时正处于进攻南宋的关键时刻,忽必烈腾不出手来再派大军进攻日本。而且,忻都在报告中掩饰败绩,吹擂元军把日本军打得落花流水,天气不好暂时撤军,已经大大地宣示了“国威”。    
    此后,高丽不敢“惦记”日本,日本反过来不断到高丽半岛沿岸骚扰。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人为使,再去日本宣慰。忽必烈原本以为上次元军的进攻已经使日本像高丽那样吓得腿软,国使一到会马上送表称臣。不料,元使一行千辛万苦到达日本后,将军北条时宗愣了,他不是吓愣了,而是糊涂愣了:蒙古人上次被“神风”送进海底都喂了王八,现在怎么还敢派人来!估计刚刚喝过几瓶清酒,北条一挥手,下令把这一群神色傲狠的元使皆押出去砍了。    
    消息传出,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二人立刻上表,“请自率兵往讨”。当时是至元十七年三月,元朝刚刚灭掉南宋,需要处理的事情千丝万缕,“廷议姑少缓之”。两个月后,忽必烈召见南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设“日本行省”,以蒙古人阿剌罕为日本行省右丞相,以范文虎为右丞,并下令军在高丽的忻都、洪茶丘二人,共出兵十余万进讨日本。    
    对于蒙古人来讲,杀使臣是最不可饶恕的。花剌子模杀蒙古使臣,最终付出了国亡君死以及近千万的人命为代价。倘若元军二次征倭成功,估计“大和”民族现在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此外,忽必烈大举攻日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处理”那些刚刚投降的南宋“新附军”。近十来万人的士卒军将,杀起来不仅名声不好听,也很费事。所以,让这些人充当“主力”,在攻日本时消耗他们,可谓一举两得。可见,忽必烈这个蒙古帝君,还是一个阴险巨奸。    
    元军第二次海上征倭,规模比第一次大很多。除忻都、洪茶丘及高丽主将金方庆率领的左路军三万人外,还有由范文虎统率的江南军七万多人为右路军。他们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有战船近四千艘,渡海远航,浩浩荡荡杀向日本。依据原先的约定,两路军应在阴历七月于壹岐岛合师,然后合军并力进攻日本。    
    蒙古将忻都贪功,自忖轻舟熟路,首先从合浦起航,拥千艘战舰打下壹岐岛。然后,他也不等江南军的到来,径自扑向博多湾。但是,元军忽然发现日本人早已在沿海滩头砌筑了层层石坝,战舰根本靠不了岸。无奈,元军只得强攻志贺岛,得手后却无任何便宜可占。由于补给困难,疫病流行,忻都只得又撤回壹岐岛,与范文虎的右路军会师,伺机再战。    
    范文虎方面,元军的“总司令”阿剌罕病死,军中无主。好大喜功的范文虎自专军政,不待新任“总司令”阿塔海到来,发号施令,过足了“一把手”的瘾。这位老范,乃南宋大奸臣贾似道的女婿,是个人品超差的“百败将军”,忽必烈选他当“副总司令”,其实是最大的一步臭棋。诸将陛辞时,忽必烈也有所表示:“有一事朕忧之,恐卿辈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轻之。”    
    所以,战争真正开始后,由于无所统领,诸将确实心怀鬼胎。范文虎草包自不必说,高丽将金方庆与老上司洪茶丘也形同水火,忻都本人也是贪功冒进之辈,没有一个能主持大局。双方合军后,进屯五龙山(今日本佐贺县西北伊万湾)。如果当时元军立刻进攻九州的太宰府,估计日本现在就是中国的日本省或海东省或东瀛省了。正是由于诸将意见不一,大家都表示“研究研究”再说,加上江南军远航疲惫,确实也要休整一下。    
    日本人方面,也是听天由命,一大堆矬子天天跪在地上叩头祈祷上天。    
    八、九月间本来就是刮飓风的季节,虽然有将领提醒范文虎、忻都等人,二人根本不听。当时,海上“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琉璜气”,飓风的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为“保险”起见,他们还下令诸将把海船结扎在一起。这种联船法,对付一般的海风还尚可,遇到飓风,就等于是为自己做好了“连锅端”的物质准备。对于台风、飓风的心理准备欠缺,范文虎方面,这个草包还可原谅;但忻都上次吃过一次大亏,估计这蒙古人脑满肠肥喝酒太多,没长什么脑子,竟然也好了伤疤忘了痛。    
    于是,一夜飓风来袭,元军大小船只倾覆殆尽,特别是高丽人所造的海舟,大都是“豆腐渣”工程,拼木时为了省工采用“鱼鳞式”结构,大浪拍击即碎。范文虎江南军的战船质量不错,可惜多是平底河船,遭遇如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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