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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59节

小说: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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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医院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时间对他老人家就是这么宝贵,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样先在病房里观察检查一下,身体状况好时才动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出了手术室都面带轻松喜色,都说作得好。医生们的信心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喜悦。都以为经过一段休息,总理又可以恢复如初,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健康、机敏、潇洒的总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庆那次总理的住院手术,想到他提前出院为父守灵……
  但是这次完全不同了。还不曾出院,到8月间病情就又出现了反复,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从报纸、电台、电视里天天看到总理的活动,都爱说“总理和我们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于是,中央决定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于是,阴影笼罩了全国人民的心头。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或是规律;当人们所热爱的人遇到不幸时,人们对他的爱会十倍地进发出来;当人们仇恨某个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表达这种愤怒与仇恨时,就会转而以百倍的热烈去表示对自己所热爱的人的强烈感情。
  1974年9月30日晚,做过第二次大手术的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记得我们跟随总理来到大会堂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激动万分,热泪流淌。当总理步入宴会大厅时,大厅顿时沸腾起来,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热烈场面。掌声轰鸣,如雷吼潮涌,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总理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四周围一片轰响,听不清问候什么,但那一双双泪花迷离的眼睛,争相朝总理伸出的手臂和无数欢呼的嘴巴,张大着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的汪洋。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上椅子,高高举着双手鼓掌,向总理遥望祝愿。总理只讲了几分钟的祝酒词,却被暴风雨般的狂烈的掌声打断十多次!我长期压抑的心情在这一晚上获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伤怨懑的泪,而是激动喜悦的泪。我明白,这种热烈不仅来自对总理最深挚的爱,而且来自对“中央文革”那帮人的愤恨和对现行政策的强烈不满。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总理这样为人民办实事的领导,人民渴望友爱祥和,民富国强!
  所以后来粉碎“四人帮”时,我说不要讲这是某些人的胜利。这其实是人民的选择。
  所以后来邓小平出山,我也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总理住院后,一天也没停止工作。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都可证明以下几个数字:
  住院后,总理从1974年6月1日始,动手术14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要动一次手术。
  同人谈话233次。其中,同中央领导谈话161次,同各地区及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同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7次。
  会见外宾63次。
  召开及参加会议40余次。其中,在医院召开会议20余次,离开医院开会20次。
  1974年的国庆节后,有两件大事费了总理大心血。
  国庆招待会上所显示的民心、党心、军心所向,令“四人帮”揣揣不安。而这时,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时,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马,但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烧人”可以,但是无德无才无资历,不懂“设计”,不会建设也不肯任劳任怨去干实事。这些人“破坏有余,建设没有”,真是天怒人怨,若用来当继承人,无疑是一班掘墓者。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抗衡两霸,延续并富强共和国的能力极强又经验丰富的人;刘少奇已经打倒并去世,周恩来身患绝症不久人世,他在莫斯科所讲的三位接班人,只剩了邓小平。纵观全国再没有比邓小平更好更出色的继承人。尽管他未必相信邓小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方面能心口一致地向自己靠拢,但他还是决定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这是他身处矛盾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如果说周恩来反“四人帮”还要照顾主席的面子,讲节制、调和、含蓄、耐心,给他们一条活路,那么邓小平却是咄咄逼人的抗衡者和战斗者,只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给面子不搞调和。“四人帮”意识到有邓小平就没有他们的“活路”,反邓自然也不会像反周那么含蓄、节制。
  1974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邓小平毫不“含蓄”,毫不“耐心”,毫不“节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顶了他们一伙。由于邓小平恢复工作不久,搞“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干部队伍也搞乱了思想,他要想顶住“四人帮”等人,非有周恩来的支持不可。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坚决支持了邓小平,向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把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同志找到医院,向她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最后,以他一贯的节制、耐心、讲求团结的作风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
  江青一伙派王洪文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儿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10月20日,毛泽东对汇报上来的两种意见表了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主席讲话后,总理在10多天的时间里,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5个人谈话,又约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医院成了毫不弱于过去6个办公室的第7个办公室。到12月,更是昼夜工作,完成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和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
  最后决策还得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晚年重病缠身,深居简出,对情况的了解全靠身边人的反映和报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时,都有一种共识:必须由总理当面向主席汇报,把问题讲清、讲准、讲透,这样才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74年12月23日,我们跟随总理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临行前,医院发现总理大便里有潜血,必须立刻进行检查治疗。后来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必须马上治疗的肿瘤,长在靠近肝部的大肠内。
  然而,四届人大定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所剩时间只有20天,必须马上向毛泽东汇报,这样才能把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四届人大会议顺利如期开好。
  两个“必须”选哪个?当然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叶帅亲自同我们有关几个人谈话。医生反映病情,叶帅沉重痛苦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这个“事”就是指给总理作胃肠镜检查,以便及时找到出血的肿瘤,尽快切除。
  叶帅下这个决心确实痛苦,他两眼潮湿地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并且确定说:“卫士长作这次护送的总领队。”
  出发前,我们研究了各种防范措施。我作总领队,同行还有卫士高振普和一个医疗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泌尿科专家吴德诚,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和护士徐奉生。大家都高度重视这次任务,决心保证总理安全回北京。
  12月23日中午,我们来到西郊机场。总理原计划与王洪文同机飞赴长沙,可是我们到了机场,王洪文还没到。当时我就火了。王洪文是个小年轻,本该他提前到机场等总理,现在却让总理以古稀之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机场等他?岂有此理:万一出了事谁负得起责?
  我给王洪文那边挂电话,原来他是睡过了头,还没起床。这是决不能等的了。我就含糊对总理说:“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走。”
  这样,总理不再等,由我们护送上飞机,于下午2点左右到达长沙。
  一下飞机,总理就问前来迎接的干部:“王洪文到了吗?”
  “在北京,还没起飞。”这位干部回答。
  “他睡觉睡过了时间。”我到这时才说明。
  王洪文下午5点多才到长沙,晚7点半左右,总理和他一同去见主席。那时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左手指的那一排“煽风点火”者,如今王洪文是代表;右手指的那一排“救人于水火”者,总理是代表,两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同时去向主席汇报。我那时感到,毛泽东一再呼吁“联合”,“团结”,就是想让这两派力量团结,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守候在门口休息室,两个多小时,谈话就结束了;总理一身轻松,毫不显累,脸上挂着微笑。王洪文对总理也表现出客气、尊重和礼让。于是,我知道这次谈话是顺利的了。
  总理照主席的意思,在长沙逗留了5天,前面讲过,12月26日那天,总理还请我们陪送人员及军区、省上的几位负责同志吃饭,当然是他自己掏钱请客,为主席祝贺生日。第二天,我们就护送总理安全回到北京。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并且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最后一次”。我在后面将一一讲到这些“最后一次”。
  总理在报告中,曾有一段话提高了声音,这段话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始终认为,这是总理生前留给全国人民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总理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肠内有一肿瘤,3月底作了第3次大手术。
  包扎刀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牵动几下。
  医务人员忙把头俯下去:“疼?”
  总理闭上眼,表示否定,旋即又睁开。嘴唇开始翕动。医务人员忙把耳朵贴近那张失去血色的嘴。
  “叫……叫李冰来。”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同志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朝总理俯下身去。
  “李冰,”总理讷女娲着叫。
  “嗯。”李冰应一声,把耳朵贴过去。她感觉到总理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讲完这句话,总理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来。李冰眼圈红了,用力点点头,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出手术室。刚出门,猛地一把捂住嘴,泪水立刻像小河一样淌下来。
  这次手术后,总理明白自己的时间确实不多了,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让我和小高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大姐来了,就由邓大姐为他念。周恩来组织纪律观念极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别人看的绝不扩散一点,对邓大姐也不例外。邓大姐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的面帮他剪开,交给他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思来又开始夜以继日工作。从3月到9月,他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会见外宾34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外出看人4次。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10月,手术后终于卧床不起为止。
  1975年4月3日,总理在切除肠部肿瘤之后,尚不能下床,由于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再三恳求,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会见了他。
  1975年9月7日,总理不顾病情的严重,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总理一生中难以计数地会见外宾的最后一次。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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