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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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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思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思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思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思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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