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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37节

小说: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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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样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挤出l小时的睡眠时间谈何容?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总理一般是在三种情况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种是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时,值班秘书已把起床后的全部活动项目排列好。前面讲过,活动项目是以分钟为计算单位,一个接一个,中间没有宽裕;一件事误点,就要影响后面一串的活动项目。所以,叫总理起床必须严格按照钟点,晚叫3分钟就可能使一天的活动节奏都受影响,就可能造成手忙脚乱的情况。
  总理的睡眠时间大多数是4小时,至于真正入睡的时间够不够4小时,那就说不定了。也许够,也许只睡着了二三小时,干脆没睡着的时候也有。
  叫总理起床的那一刻,对总理对值班人员,都是一件痛苦、困难的事情。
  一次,我和卫士小高准点来到他的大木床旁,连续轻声呼唤;“总理,总理,到点了……”
  我们先是站着叫,然后俯身叫,然后轻轻摇晃他身体叫。他先后三次闪闪眼皮,旋即又合上了,始终没有醒。总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高难过地对视一眼:
  “怎么办?”
  “豁出去挨顿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于是,我们两人眼泪汪汪地退出来,看着手表守在门口。我们不时交换一下目光;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就这么一边看表一边交换目光地拖延了一个小时。我把心一硬,说:“不能再拖了,叫醒吧!”
  我们又来到总理的床旁,连续地轻摇轻唤,总理终于醒过来,两手用力搓搓脸,像平日一样,奋力坐起身,马上以快节奏开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时间,脸上陡然变颜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们。我们忙低下头。
  “怎么搞的?为什么晚了1小时!”
  “总理……”我哽住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发脾气了,把他批评人所习惯使用的两句最严厉的话全用上了。
  “总理,你批评吧。”我流下了泪,“我,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唉,”总理叹口气,把严厉的批评转为一种柔和的说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样,要想到工作怎么样,我的工作,时间卡在那儿,到点必须叫。你们好心叫我多睡会儿,可工作还是那么多,不干行吗?你们除了打乱我的工作节奏,影响一天的活动,并不能减少我的工作量,这不是好心帮倒忙吗?我起不来,你们硬把我叫醒,这是对的;不叫醒,就是错误,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每到时间,我们就狠下心来强行把他弄醒。有时叫醒,有时摇醒,好多次都是“残酷”地把他从床上架起来,搀扶着在屋里走,直到他完全醒过来,奋力地振作起来……唉,我们的总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没有什么语言能真正表现出我们总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种被叫醒的情况有所特殊。
  进城时,总理就向我们规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干什么,要立刻报告。
  一天,主席亲自把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是我接的电话,一听就听出是主席的声音:“恩来同志干什么呢?”
  我回答:“睡觉了。”
  那边迟疑一下,又问:“睡下多久时间了?”
  我说:“刚睡下,不到1小时。”
  片刻,毛泽东在电话里吩咐:“两个小时后你再叫醒他,到我这里有事。”
  两小时后,我叫醒周恩来,把主席找他的事报告了。
  “为什么不叫醒我?”总理一边匆匆穿衣,一边严厉批评说:
  “我是怎么交待你们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须立刻报告!”
  “是主席叫我过2个小时再叫醒你……”
  “这是不允许的2”周恩来用断然的手势打断我解释,“今后不论任何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刚睡下也必须马上叫醒2”
  从此,我们又吸取一条教训,只要毛泽东主席找,总理睡觉我们也不说总理睡觉,马上叫醒总理,向他报告。
  第三种叫醒周恩来的情况,是在一次边境发来的急电未能立刻叫醒他报告,引得他严厉批评我们,宣布了“这是不允许的”之后。从此,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边境冲突,水火灾害,列车出轨,飞机空难,地震骤发等等,都必须立刻将他从睡眠中叫醒。
  周恩来逝世前的最后十来天,多数时间是处于昏睡中。我守在他床边的日日夜夜里,不知流了多少泪:
  睡吧,他这一生实在睡得太少了……
  行
  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内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绍情况时总要提醒一句:“恩来同志走路快哪,你们要跟紧了,小心不要跟丢。”
  总理不会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抢时间赶急事,他办公疲劳起身绕办公桌走几圈时,也是快步带起一阵风,扇动桌上文件能飘起纸页。从西花厅到春藕斋,到菊香书屋,到颐年堂,到怀仁堂等处,周恩来那急促轻快的步子时常会出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比他年轻20岁左右,却走不过他,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
  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78岁,这个78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他的睡眠,少一点再少一点,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这个序列值在总理那里是无限趋近于极限值,虽然最终也不会达到那个极限值,他却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和决心,让这个序列值无限地延伸下去,无限地接近于那个极限值。
  这就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喜欢坐汽车,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远他也可能坐汽车,这当然也是要抢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那个极限值。
  周恩来坐汽车有4大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个特点是喜欢坐国产车。
  建国之初,他坐大吉斯车,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领导人的。那时我们还不会生产汽车。这部吉斯车老化以后,有关部门准备再为他买一部,他当即拒绝。说:“不能再花外汇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红旗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
  我曾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也没经过实践检验,还是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这句话我熟悉,他也说过为上海表做广告。周总理是第一个戴国产上海表的消费者,也是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经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张治中、李济深、齐白石等各届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有时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辆灰色吉姆车。据说这种车是以他的朋友,苏联原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工厂所制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这种车,平时都是用红旗车。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红旗车外,还大批生产了上海牌小轿车。从60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无论是共产党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1990年。国家机关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露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风光得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赵总理看不上我们,越是重要活动我们越没事干,出风头的全是外国进口车,好象我们出来就会丢脸似的……”
  第二个特点是,坐车讨厌前呼后拥。
  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周恩来朝我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我没有动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安全吧,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上怎么办?”
  “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我和卫士高振普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
  “你们不要搞这种‘盯稍’,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么,没有必要。”
  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机老杨共3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第3个特点就是喜欢坐快车,并且决不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阅汇报条,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滴时间打个盹。
  总理正经睡觉困难,离不开安眠药;打盹却有超一流的能力和表现。这主要是在汽车上,如果没公事没陪客,短到两三分钟,长到几十分钟,他都可以打个盹;而且说盹就盹,说醒就醒。
  我当副卫士长及卫士长时,仔细观察过总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种形式或叫情况。一种是被动的,就是前面讲过的在办公桌旁疲劳困乏到极点,身不由己地打起盹;头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刚挣扎着抬起来,马上又垂落,手中的笔也会失控地落下去,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点状道状的墨痕。当他的头大幅度地垂落时,会突然惊醒,忙捏捏鼻子,揉揉眉头,揪揪头发,然后抓起清凉油,用手指往太阳穴和额头上擦抹,一边望着文件上跑笔的墨污摇头。
  另外两种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车上。
  一种情况是路程较远,坐车时间稍长些的时候,比如在京时去机场接客,比如在广州,从南湖到小岛,总理上车刚坐稳便看一眼手表,压压手势吩咐:“都不吵,睡觉啊。”
  听到这声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静气,司机杨师傅警惕车开平稳,总理习惯地靠在沙发座的一侧,头向右一歪,很快就入睡了。这种时候,他不会失控地把头向前垂,可以几十分钟一动不动,呼吸变得均匀绵长细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车到站,我们都是一动不动,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总理。总理像是有第六感官,像是具备生物定时器,每次都一样,我们的目光一触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睁开眼:“噢,到了。”
  说着,用力搓搓脸,便精神焕发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车时间短,比如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三五分钟的时间,总理就不说什么“别吵,睡觉”之类的话,也无须把头朝右歪靠沙发座。他会坐正身体,全身放松,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总理是会气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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