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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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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第一次精简还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
  总理办公室主任原来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到1958年开始精简人时,就把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回总理身边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由许明任副主任。秘书的人数由20余人减至10余人,并且要继续减。
  总理办公室的第二次精简发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现失误,耽误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生气了,只说了一句话:“秘书太多会误事。”
  毛泽东历来讲话言简意约,越是讲得含蓄,分量越重,总理就紧张了。他回来说:“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当即决定精简。
  就在决定精简的期间,在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周总理:“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总理回来,便作出决定:撤销总理办公室。
  1965年1月,童小鹏主任调中央办公厅;许明副主任调国务院任副秘长;顾明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总理办公室撤销,改称总理值班室。秘书也调走一些,比如外事秘书马列调往国务院外办,李岩去了六机部办公厅,戚建南调到财贸办公室,总理值班室只剩了6个秘书。
  西花厅门前清静多了,但总理的工作还是那么多;毛泽东只是宏观领导,具体事都交总理办。这样一来,事无巨细,总理都得自己去问,自己拨电话,自己去联系。秘书少了,一个人负责几个口,当然也更忙了。
  凑合一段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或办公室,专门与总理联系,向总理负责。这些人加起来,比原来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几倍;真是精简了一个机构,臃肿了整个国务院机关,实在得不偿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四人帮”多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秘书纷纷被下放,连老卫士长成元功也由于江青发难而被下放。最困难时,总理身边只剩了一名秘书。而卫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负起卫士长的职责。总理病重后,才又调来乔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卫士,照顾住院的总理……
  总理同秘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每个秘书的经历、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状况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们行动,那一种默契就像用生物电磁波建立了一条热线。实际上也有“热线”,由我给每个秘书与总理之间安装了电铃,总理亲自约定“联络暗号”。比如外事组的办公室,总理约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马列,两下是找陈浩,三下呢,就是邓光来。”接着转向杨纯:“你们办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来,按两下是找许明……”
  总理办公室撤销时,总理对秘书们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
  总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种难言的复杂情感渐渐随着酒力溢于颜色。他那湿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们的脸孔上注视,然后缓缓滑过。末了,深吸一口气,猛地把头转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用情绪起伏的声音命令式地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没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这里的人!”
  然而,感情深与“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又怎么能成为一回事呢?滑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确实存在“让秘书牵着鼻子走”的干部,特别是有的懒干部,养尊处优的干部,缺少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总理是位“事必躬亲”,无比勤奋的人,我们全体秘书加起来也无法比他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牵着他的鼻子走?
  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十几万方公里。”
  “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
  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处——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
  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
  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
  秘书的工作内容是:
  1.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厕所);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厕所)。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9.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10.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衣食住行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时,有个很能眨巴眼的记者问:“周先生,你已是65岁的人了,为什么看上去还显得这么年轻?你都吃什么了?”
  这个问题,不乏挑衅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松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权力使人年轻。
  一首歌唱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有位老干部回忆说:“只有爱心才能使总理老是那么年轻。”
  不过,总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
  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
  衣
  周思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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