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爷小说网 > 传记电子书 >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

第25节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5节

小说: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
  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
  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
  “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
  “在厕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去去就出来。”
  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
  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总理请示汇报。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
  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5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然后收式结束。
  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
  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做工作。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1981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
  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
  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谈生产和援建项目你不行,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他带的一班人都是搞经济的。宴会上,毛泽东讲过一句:“现在,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马都来了。”
  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还得批阅文件,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总理每天吃什么饭,我们基本都知道。因为20多个秘书,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
  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总理吃饭没规律,极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也确实让人为难。
  有一次,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几处改动,需要总理审定。她拿了稿子找总理,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等等再来吧?那边又盯着立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1 1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