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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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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保安城里军民都出动了,抢修飞机场。毛主席也参加了。大石碾子在黄土坪上轧来轧去。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的上空转悠儿。飞机场太小,它降不下来,只好飞回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二十多人,骑马从保安出发,去延安乘坐飞机赴西安。毛主席、林伯渠、谢觉哉还有我的首长黄祖炎都出来送行,边说边走,一直到了保安城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军队从延安撤走,红军接管了延安。我和黄祖炎首长的夫人朝玉英先行一步,从保安去延安。 
  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是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的。当时,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绝境,中共中央和红军向新疆转移的计划失败;西、北、东三方面是黄河天堑,南面有国民党百万大军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此刻,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发动“兵谏”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因此,张杨两将军确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平息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被改编,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将陕北紧紧包围,准备重现江西“围剿”的胜利,在陕北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彻底消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只好暂时放下消灭共产党的计划。   
  毛主席来给丁玲拜年   
  大约这年的春节前,首长的西屋搬进了一个中年妇女。 
  首长跟我说:“谢老说了,现在人手不够,让你顺便给丁玲打水打饭,好不好?” 
  我问:“谁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呀?” 
  黄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们对面屋子里的女同志。” 
  丁玲很瘦,满脸的皱纹,只是一双大眼睛有点神气,整天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看书。我每天顺便给她打洗脸水,送三餐饭。丁玲那时就不简单,和黄祖炎一样,都在中央政府的灶上吃中灶。 
  有时,丁玲和黄祖炎在院子里聊天。说起西安事变,她恨恨地说:“应该杀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 
  那天清晨,我从教堂后院的大灶打来一壶热水,刚刚走进首长夫妇住的院子,毛主席的警卫员急匆匆跟进来,他问我:“你的首长在家吗?毛主席来啦!” 
  说话间,毛主席站在院门口高喊:“老黄在这里么?丁玲在么?”我扭头望了一眼院子里的毛主席,转身推开东屋的门扇。首长夫妇正在炕上穿衣,我一边倒洗脸水,一边告诉首长,毛主席来了。随后去给丁玲送洗脸水。 
  毛主席不停地喊着丁玲的名字,迈步跨进堂屋的门坎,迎面看见我,正要与我打招呼,丁玲从西屋迎了出来:“丁玲在呀!” 
  毛主席说:“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 
  丁玲的脸色红了:“哎呀!你还来看我,我还打算去看你呢!” 
  毛主席说:“行啦,我来看你,你就莫去喽。”说着,他走进丁玲的西屋。 
  丁玲的房间里,一架单人木床,一张白茬木桌,一对白茬木椅。墙角下堆着两只破旧的皮箱,一些书籍散放在窗台和皮箱上。我一边往洗脸水里倒热水,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毛主席坐床铺上,丁玲坐在对面的白碴木椅上。毛主席说:“你到延安这下好了吧,精神上、语言上不受压迫了吧,自由了吧!”丁玲只是点头,只是笑。 
  毛主席见我站在门口:“嗬,你这个小娃子,又到这里来了!过年好啊!” 
  丁玲问:“主席,你怎么认识他呢?” 
  “我认识他,比你还在前呢!那次在保安,我专门看过他们几个娃娃。” 
  丁玲:“哟,那是一个‘红小鬼’呀!” 
  毛主席转过来问丁玲:“你现在写点什么文章?” 
  丁玲瞟了我一眼:“啥子文章也没写,只是看书。” 
  毛主席说:“有啥好书呀,也让我看一看!” 
  丁玲:“没有啥好书,乱七八糟的随便看看。” 
  毛主席要求丁玲:“你应该多写些‘馍馍’出来。” 
  丁玲怔了一下,又笑了:“没有问题,早晚得有馍馍。” 
  我站在一旁,听得纳闷:“白面馍馍也能用笔和纸写出来?那不神了?”丁玲和毛主席一齐望着我,沉默了一会,毛主席说:“好啦,我去给老黄拜年去!”他走到堂屋里喊首长的名字。 
  首长在东屋里说:“老毛请进,老毛请进,我正在洗脸呐!” 
  毛主席哈哈大笑:“啊呀,你们真是一个懒汉,一个懒婆。”朝玉英拖着滚圆的大肚子,倚在炕沿上,垂头不语。 
  毛主席又问:“玉英几时生娃娃呀?在我们中央医院里生娃娃?还是另有打算呢?” 
  黄祖炎说:“准备送她回延长,他的母亲家,让妈妈照顾她吧。那里条件还比我们医院好一点吧!” 
  毛主席说:“那可够危险呢!” 
  首长说:“这两天,我就让他俩走。” 
  毛主席:“这小娃娃,又做勤务,又做警卫,还要作保姆!好啦,你可要尽心尽力哟,一定照顾好她,给我们抱一个‘小红军’来,有你一份功劳。” 
  毛主席走后,我去问丁玲:“毛主席说写出‘馍馍’来?这是真事吗?” 
  丁玲轻轻地笑:“毛主席说的‘馍馍’就是精神食粮呀,精神食粮就是书报呀,戏剧呀,电影呀,他是让我写书……以后主席再来;或者别的客人来,你不要站一旁听我们谈话,这样不好,不礼貌。” 
  我答应她:“还有这些讲究……我记住啦!” 
  我又跑去问首长:“毛主席怎么说过年呢?老百姓也没有放鞭炮,大灶也没有给我们吃顿大米饭呢?” 
  首长:“毛主席高兴呗,他急着想过年呢。” 
  我说:“该过年就是过年,还有瞎说的。” 
  首长:“腊月二十三,也是一个小年,元旦也是一个年,农历元月初一也是一个年,毛主席可以随便说吧!” 
  很快,我护送首长的妻子回延长县的娘家生娃娃,等我再回延安,没有再看见丁玲。 
  再次遇见丁玲是在杨家岭上,她来参加文艺座谈会。丁玲看见我,好欢喜地打招呼:“你在杨家岭工作呀!”我正在张罗着杀鸡,为秀才文人们准备“百鸡宴”,顾不得与丁玲说话。   
  毛主席等人议论中西医   
  黄祖炎的胃病不知道有多少年了,进了延安,他就天天吐酸水,胃口痛。 
  我陪他去东大街中药铺看病。药铺里有药匣柜子和鹿茸龟板。坐堂老中医,按住黄祖炎首长的手腕把脉,看舌苔,提笔写了一张药方,交给药铺的学徒。我俩回家不久,药铺小徒弟端来一只白瓷碗,里面少少的黑药汤。黄志炎和喝了三天汤药,病情不见好。我们就又去看中医。 
  老中医说:“不见效果,反到好治,不然这病就麻烦了。长官啊,你是‘水胃’,必要断水治之。” 
  黄祖炎问:“怎样断水啊?” 
  老中医说:“每日三餐不能吃软饭,只能吃烤馒头片;不能喝水。渴到难受极了,只许抿一小口水,润润喉咙。一天不能超过三小碗清水,长官承受得了吗?” 
  黄祖炎爽快地说:“那好办,我按您的方法试试。” 
  老中医又说:“长官……你的脉象……肺虚啊!” 
  黄祖炎说:“先治胃吧!”说完,他拿过毛笔,问了多少医药费,写了一张字条,签上名字,交给药铺老板,让他去边区银行领钱。 
  黄祖炎戒水三个月,嘴唇裂了,声音哑了,胃口真的不疼了。饮食恢复正常后,他面色红润,人也胖了。黄祖炎说,中医‘偏方治大病’,果然不假呀! 
  1937年春节后,丁玲从西屋搬走了。黄祖炎开始主管中央医院的工作,傅连暲一家人住在东门大街的对面。傅连暲常常来黄祖炎的小院串门。 
  毛主席也常走出凤凰山,来探访黄祖炎,我和警卫员就坐在堂屋的门坎上听他们聊天。黄祖炎讲述治愈胃病的经过后,毛主席说:“你们两位院长要组织一个专家组织,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西医治表不治本,中医治病缓慢繁复,两者要取长补短。” 
  傅连暲说:“按主席这个想法,可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一段时间。” 
  毛主席又说:“我家乡有钱人讲究中药泡酒。你们医院研究研究哪些药材可以配酒,能治哪些病症,这样方便患者服用。” 
  黄祖炎说:“城里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医,乡下农民相信中医,我们国家现在是两个极端。” 
  毛主席说:“中西要互相学习,联合诊疗,就像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一样,走一条中国医学的新道路。” 
  黄祖炎、傅连暲就像学生一样听着。 
  毛主席有些感慨:“我现在每天早晨一调羹子蜂蜜,兑一碗白开水,喝了再洽饭。我们现在穷哇,没有条件让你们这样的领导干部也吃一点点蜂蜜。” 
  黄祖炎说:“你就不要想着这些啦,我们都希望你把身体保养好,中国革命成功靠你啊!” 
  毛主席说:“我一个人能顶什么用啊!还要靠全党的同志们!” 
  黄祖炎轻微咳嗽还有烧热,是早期肺结核症状。看样子,毛主席和傅医生都知道这个情况,可是毛主席不在乎,端起水碗喝水,谈笑风生。 
  傅连暲在一旁提醒:“黄院长的肺病是个大问题,主席还是注意一下为好。” 
  毛主席问:“老黄到底是什么样的肺病呢?” 
  傅连暲说:“他这个病跟鲁迅一个样,治一治,好一好,不治了,就要厉害。” 
  黄祖炎说:“其实中医也能治‘肺痨’,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位老大夫掌握着特效药方。‘肺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十多年前,北平郊区的一个农民病得很重很重,送到协和医院一检查,医院说,你的‘肺痨’没办法医治了,回去准备后事吧。这个农民家里也穷,没有多少粮食,天天吃煮胡萝卜、菠菜,生吃西红柿。几个月后,这个农民不咳嗽了,也不发烧了,也有力气了。协和医院知道后,要出高价买他的‘药方’。这个农民也不客气,狠狠敲了一竹杠。” 
  毛主席开心地哈哈大笑:“哈哈哈,中国农民耍弄外国洋大夫啊!” 
  傅连暲猜测:“可能蔬菜里含有杀菌消毒的成分,现在我们还分析不了。” 
  毛主席看看傅连暲:“你也是外国人培养的洋大夫哟。” 
  傅连暲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教堂里洋大夫的帮助,我当不了医生。” 
  毛主席感叹:“传教士的献身精神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你们看,陕北多荒凉呀!山沟沟里有多少教堂啊。”   
  毛主席懊悔西路军的失败   
  当时改编红军的主要问题是蒋介石不承认红军的实有人数。毛主席来黄祖炎家串门聊天,十分后悔地说:如果我们西路军不失败,那么多人呢!不说编四个师,编八个师也行啦,蒋介石也没有借口可说呀! 
  首长说:“谁能想到张学良、杨虎城搞了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捉住了呢!” 
  毛主席说:“没有想到,确实没有想到!张杨两位将军是革命的功臣,民族之英雄。” 
  首长说:“可惜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了!张学良要不去南京,胡宗南也不能来包围陕北。” 
  毛主席懊悔地说:“西安事变要早三个月发生,我们也不会派红四方面军过黄河啊!也是一个遗憾!” 
  首长问:“你说老蒋会不会再来进攻我们延安呢?” 
  毛主席气愤地说:“老蒋这个人没有人格,他扣押张学良,瓦解东北军西北军,恩将仇报。他若不顾国家存亡,反而‘围剿’红军,那他就是最大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啦!” 
  首长说:“如果不发生芦沟桥事变,蒋介石还是想消灭我们红军。” 
  毛主席点了点头。 
  在延安城里,毛主席和贺子珍住在凤凰山山根儿底下的石窑洞,低矮潮湿,是个玄窑,比黄祖炎首长的住处差远了。从凤凰山脚下毛主席的窑洞到延安东门黄祖炎的家大约200米的距离,来来往往便捷的很。1937年这一年里,毛主席三天两头来首长家串门聊天,两人海阔天空,古今中外聊天聊的得昏天黑地的。然后,毛主席心满意足地走了。 
  (1993年6月13日) 
  儿子:您讲讲讲红军改编的事。 
  父亲: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了三个师,蒋介石给了部队番号,115师师长林彪'2',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这些你都知道吧? 
  儿子:我知道,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您那时换没换国民党军服? 
  父亲:没有换国民党军装,只是把红军的八角帽摘了,换了国民党那样的军帽,也没有帽徽。延安绝大多数的人都像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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