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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

清算品三国-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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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正史”是一个特定的说法,并不表示它比非“正史”(如《资治通鉴》)就一定高明,有些未被纳入“正史”的史书,就一定比“正史”差。但“二十五史”毕竟还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最基本的资料宝库;而且相对来说,要比杂史、野史等要严谨、可靠一些;所以还是不能忽视的。   
  56 田横不是匹夫   
  易书第二十一集《临危受命》,写诸葛亮智激孙权,对孙权说:“如果江东能和中原抗衡,不如及早和曹操一刀两断。如不能,就应该偃旗息鼓,俯首称臣。”但孙权却反唇相讥说:“既然如此,你们刘豫州怎么就不投降呢?”易书接下来写道:“诸葛亮却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想当年,齐国壮士田横不过是个匹夫,尚且不肯投降,何况刘豫州!“(《品三国》193页)这话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核对原文,诸葛亮仅仅说:“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并没有说田横是“匹夫”。易书却既称“壮士”,又称“匹夫”。匹夫指平民百姓,而田横却不是平民百姓。他是齐国的贵族,秦末起兵,称齐王。刘邦建立了汉朝,他与部众五百人逃居海岛。刘邦命他到洛阳朝见,他不愿意向汉称臣,在途中自杀。留居海岛的五百人,听到这个消息,也都自杀,史称“田横五百士”。可见田横不是匹夫,诸葛亮称他为壮士,是因为他是一个壮烈的、有血性的男子汉,与社会身份无关。 
  据《三国志·程昱传》裴注引《魏略》,程昱与曹操谈话时,就提到了田横之事:“昔田横,齐之世族(贵族),据千里之地,拥百万之众,与诸侯并南面称孤。”这样的人,尽管逃到了海岛,手下还?span class=yqlink》性感烂奈灏僮呈浚跄芩闶瞧シ颍?/p》   
  57 刘备的“皇叔”身份于史无据   
  易书里几次提到“刘皇叔”。第十五集说:“刘备为帝王之胄。他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今皇上还要叫他一声‘叔’。”(《品三国》144页)第二十一集说:“何况我们这位‘刘皇叔’,可历来就是能屈能伸的。”(《品三国》193页)第二十四集说:“孙权恐怕就会这样说:瑜哥呀,你先打着试试看。打得赢就打,咱捞一把;打不赢就回来,咱不管那‘刘皇叔’的死活了。”(《品三国》214页)在这三处叙述中,第一处明言“皇叔”之说是根据《三国演义》,而第二处、第三处虽然加了引号,却又言之凿凿,大体上是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这就需要澄清一下了。 
  刘备的皇族身份,是见于史书记载的。如《三国志·先主传》说他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诸葛亮也说他是“帝室之胄”。(《三国志·诸葛亮传》)。尽管古代史学家如裴松之、司马光、胡三省等对此有所怀疑,但毕竟是见于史书的明确记载,和刘备同时代的人,大体上也承认。至于他的辈分是否是“皇叔”,则不见史书和谱牒的证实,就只能是小说家之言了。当然,此说并非始于《三国演义》,比《三国演义》成书大约早30…50年的《三国志平话》,就有“刘皇叔”之说。《演义》在此基础上,为了突出刘备的正统地位,便特别强调他的皇叔身份了。   
  58 “始作俑者”的典故,不能这样用   
  在易书第二十二集《力挽狂澜》中,评论鲁肃说:“建议刘备联合孙权的,是鲁肃;说服孙权联合刘备的,也是鲁肃。鲁肃是孙刘联盟的始作俑者,也是孙刘联盟的第一功人。”(《品三国》204页)“始作俑者”,语出《孟子·梁惠王上》。引用的是孔子的话,俑,是偶人,古代用木制或陶制的俑来陪葬。孔子反对这种做法,说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开始用俑来陪葬的人,不是要断子绝孙吗!)孔子为什么反对?是因为“象人而用之”(用人的形象作成俑来陪葬)。古代帝王和贵族有的用活人来陪葬,孔子认为这是不人道的,不仅反对用活人殉葬,连用俑来代替,他也反对,认为在骨子里也是不人道的表现。后来用“始作俑者”的典故来比喻第一个做某种坏事和开创某种坏风气的人。是贬义词组,对于做好事的人是不能用的。对于孙刘两家来说,鲁肃首倡孙刘联盟是一件好事,怎能说是“始作俑者”呢! 
  不久以前,台湾的领导人陈某,在讲话中曾用“罄竹难书”来形容义工们作了很多好事,引起全岛舆论哗然。“罄竹难书”出自《旧唐书。李密传》:“罄(用尽)南山之竹,书罪无穷。”是形容罪行累累,砍尽南山的竹子,也写不完他的罪恶。这个典故只能作贬义用,不能来形容做好事。“始作俑者”的典故和这是一个道理。     
  第四章 古语今言   
  59 周瑜和孙策并非“从小一起长大”   
  “《三国志·周瑜传》告诉我们,周瑜是孙策的‘铁哥们’,从小一起长大,而且‘独相友善’,已达到‘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的程度”(《品三国》209页)孙策和周瑜是年轻时的朋友,这不假;但说“从小一起长大”,却是不确切的。 
  孙策是吴郡富春县(今浙江富阳市)人,周瑜是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二地相距遥远,古代交通又不方便,二人“从小”是不可能相识的。《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和《周瑜传》都说:孙坚初兴义兵,讨董卓,把家属迁徙到舒县,从此孙策才和周瑜相识,而且成为好朋友。孙策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周瑜把道南的大宅院给孙策全家住),升堂拜母,有无通共”(《周瑜传》)。这年是初平元年(公元190),孙策和周瑜都是16岁,相当于现在高中生的年龄,二人何曾“从小一起长大”呢?   
  60 赤壁战前,关羽到过江陵吗?   
  “当时刘琦在夏口,手上有一万人;关羽在江陵,手上也有一万人。刘备兵败当阳后,无法再去江陵,遂‘斜趋汉津’(汉津是一个渡口,在今湖北省荆门境内),和前来接应的关羽会合,渡过了沔水,又遇到江夏太守刘琦,一起到了夏口。”(《品三国》219页) 
  这段表述有错误。综合《三国志·先主传》、《关羽传》和《鲁肃传》的记载:刘备从樊城渡过汉水后,另派关羽率水军乘船数百艘沿汉水(又称沔水)向江陵方向进发,约定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区)会师。刘备在当阳之长坂被曹操的轻骑击溃,向江陵的方向退走。途中遇到东吴的鲁肃。鲁肃劝刘备往东吴的方向靠近,以便与东吴结盟,共抗曹操。于是刘备改变撤退路线,斜着向汉津进发,到了汉津,恰好和关羽的水军相遇,渡过了汉水,又遇到刘表的儿子江夏太守刘琦率兵一万余人前来,于是共同到了夏口。 
  易书说关羽在江陵,大约是对《三国志·先主传》和《关羽传》的记载解读错了。《先主传》的原文是: 
  “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关羽传》说: 
  “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城将南渡江(汉江,即汉水),别谴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坂,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二传所说的“使会江陵”、“会江陵”,是说派关羽率水军沿汉水(沔水)前进,目的地是江陵,刘备计划与关羽在江陵会师;并不能理解为关羽已经到了江陵。但刘备遇见鲁肃后,改变了计划,不向江陵进发,而是“斜趋汉津”,向夏口的方向退走。“适与羽相会”(《先主传》),“适与羽船相值”(《关羽传》),是说刘备走到汉津,恰恰遇到了关羽的船只。这时关羽正走在路上,便与刘备相会了。于是关羽便不再向江陵前进,率水军与刘备、刘琦等共同到了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蛇山北侧)。 
  由此可见,开始时关羽率水军想要去江陵,但在汉津遇到刘备后,便改变了方向。易书说:“和前来接应的关羽会合”,是说关羽到了江陵,又回来接应,岂不是瞎折腾一气!事实是:关羽在去江陵的路上,就随着刘备急转弯了,何曾到了江陵?   
  1 面目全非(1)   
  ——古文翻译纠误之一 
  1.“刘氏种不足复遗” 
  “董卓打算废少帝(即刘辩),立陈留王(即刘协)时,曾经找袁绍来商量,并且说:‘刘氏种不足复遗’。也就是要彻底颠覆大汉王朝,结果当场遭到袁绍反对。”(《品三国》43页) 
  这件事见《三国志·袁绍传》。董卓所说的“刘氏种不足复遗”,不能翻译成“要彻底颠覆大汉王朝”,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遗,在这里音“位”,是交付、给予、赠与的意思。刘氏种,指皇帝的刘氏宗族,“刘氏种不足复遗”,意思是:在他们老刘家这一族人当中,只有刘协还好一些,不能把帝位再给予其他人了。 
  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说: 
  “卓欲废帝,谓绍曰:‘皇帝冲闇(暗),非万乘之主。陈留王犹胜,今欲立之。” 
  这条资料可以做上述文字的注脚。“皇帝冲闇”,是说少帝刘辩年幼愚昧,因而在“刘氏种”中“陈留王犹胜”(陈留王刘协还好一些),可见其他人就“不足复遗”(不配给予帝位)了。 
  这时董卓入京不久,他虽然要废立皇帝,人选还只能在“刘氏种”中选择,怎么会说出“要彻底颠覆大汉王朝”的话来呢! 
  2。“车驾旋轸,东京榛芜” 
  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决定迎奉天子,许多人有疑虑,荀彧和程昱坚决支持。《三国志·荀彧传》记载了荀彧的话,其中有“车驾旋轸,东京榛芜”的句子,易中天翻译为:“天子在颠簸,洛阳一片破败“(《品三国》73页),这译文是错误的。 
  车驾,是皇帝外出所乘之车,引申为外出的皇帝,或皇帝的代称。轸,车后横木,也代指车;旋轸,掉转车头返回。榛,是一种落叶的小乔木,果实就是榛子;榛芜,是草木丛生,一片荒芜。“车驾旋轸”,并不是“天子正在颠簸”的意思,而是说:天子的车驾已经回到了洛阳;“东京榛芜”是说洛阳一片荒芜,并不是一片破败的意思。杂草丛生是荒芜,满目断瓦残垣是破败,二者有所不同。尽管当时洛阳是既荒芜,又破败;而从原来的词意来说,应该是荒芜。 
  这年7月,16岁的汉献帝在军阀杨奉、韩暹的护送下由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回到了一片荒芜残破的洛阳,处境仍然非常困难,所以曹操有奉迎天子的想法,与手下的谋士商谈此事。如果天子还在军阀的控制下在外面颠簸,曹操才不去淌那汪浑水呢! 
  3。“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初平元年(公元190),渤海太守袁绍和冀州牧韩馥等人,要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曹操表示反对。易书写道: 
  “曹操悲愤地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也就是说:‘你们到幽州去朝拜新皇帝去吧,我自己一个人西进长安,到那里保卫当今皇上去!’”(《品三国》74页) 
  这件事见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原文说是“太祖答绍曰”,是口头回答还是书面回答,不详。易书写为:“曹操悲愤地说”,而“悲愤”之意,为原文所无。这件事,只是一个基于本集团利益的口水之争,曹操并不是与现任皇帝有什么真情实感,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勤王”,有什么可以“悲愤”的?易中天添加一些情绪上的东西,往往会失去历史的真正韵味。而最主要的是:对“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的翻译是错误的。北向,是面向北方,尊奉那个幽州的皇帝刘虞;西向,是面向西方,尊奉长安那个皇帝刘协;并没有让袁绍等人到幽州去朝拜新君,曹操本人西进长安去保卫现任皇帝的意思。说的是“北面”和“西向”,并不是“北上”和“西进”。 
  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先贤行状》的记载:建安九年(公元204),曹操攻克邺城,袁氏的守将审配被俘,曹操有意不杀他,而他始终没有说一句服软的话。临刑时,面向北方而死,说是“我君(袁尚)在北。”说明古代的忠臣义士,以国君或主公所在的方向为贵,有大事时要向那个方向祷告或跪拜,临死时也要朝着那个方向死去。我们看史书,这种例子很多,可以作为“北面”和“西向”的注脚。 
  4.“分野”与“奔北”官渡之战,袁绍惨败北逃,沮授被俘。易书说:“沮授也是曹操的老朋友,曹操就迎上前去说: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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