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上的风筝-第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知道光靠董未明一个人也生不出来孩子，于是就想尽千方百计做儿媳妇的思想工作。但董未明的父母作官作惯了，再加上儿媳妇出身寒微，所以作起思想工作来，总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于是关系日渐紧张，感情日渐淡漠。又于是董未明渐渐受起了夹板气。回去看父母，要听一大通埋怨，什么软耳朵啦，什么不孝顺啦，翻过来倒过去总是这些话。回到自己的家吧，又得听妻子念叨，什么没出息啦，什么老封建啦，他也得不到清静。有时他真想找一个一了百了的办法，但他的确没有找到，也许他不是真心去找，也许他是没有能力找，也许他已经找到了但又没有勇气去做。反正渐渐的他的性格越来越绵了，怪异的想法也越来越多起来了。特别是妻子从川外辞职进了外企以后，他越发如此了。

　　　　就在这时，一连几辆警车按着个儿地呼啸而过，警灯飞速旋转，警报高声鸣叫，董未明心里一动，怎么啦？对了，前面不就是防暴队吗，心里又是一动，若是刚才自己真正按照意愿去做了，警方会如何呢？警方首先会寻找动机，如若真是这样，那警方就会一无所获。何以如此？要是谋杀，就一般会有谋杀的动机，除非董未明的心智不够健全。这就简单了，警方只要到学校稍稍了解，就会认定自己心智健全，就会认定绝无杀妻的动机存在。要么是谋杀，要么是意外，不管警方如何查，查来查去，越查越觉得象是意外。董未明有这样的把握。因为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肯定地说，妻子是他的命根子，妻子是他的摇钱树，他若谋杀妻子，就如同自掘坟墓，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再者说了，肯定会有人证明，董未明虽然喜欢耍点儿小聪明，但是董未明胆小如鼠，即便是有这个贼心，他也没有这个贼胆。于是一切的一切就都会重新开始，重新选择了。可是不对，警方不会这么容易就被哄骗过去的。警方当然会分析，正常情形时，看见对面来车，本能的反应是躲避，而且也不需要有多大的动作去躲避，只是稍稍侧一下身子就行了，警方当然也会想到，一个反应能力正常的人，看见扑面而来的车子，躲避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般的本能，假若开车的人正常，那么被撞的人就有可能是被外力所致，就有可能是被旁边的人推过去的，而当时妻子旁边就只有董未明一人，那么想当然地董未明就会是谋杀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嫌疑人。

　　　　妻子见董未明一声不吭，以为他又在呕气，所以和解般地找着一些无相关的话题说了起来。　说着说着，妻子象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听说前两天前面砖瓦厂门口的电线杆子上吊死了一个人，你知不知道？〃

　　　　〃我又没有亲眼看见，我怎么会知道。〃

　　　　〃你们学校没有人说起这件事吗？〃

　　　　〃说是有人在说，但谁知道是真是假呢？〃

　　　　〃是真也好，是假也好，你就说说吗。〃

　　　　〃你能对这个有兴趣？〃

　　　　〃不是现在没事吗？〃

　　　　董未明偏不说了，你想听我还不想讲呢，凭什么你想干什么我也就得干什么？平常我要问一问你公司里的事，你不总是轻蔑地说，你又不懂，听起来有什么意思？什么不懂？不就是整天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转，有什么深奥的东西吗？吊死人的事我知道，但我就是不说。我就是不说被吊死的是一个按摩小姐，我就是不说是被人害死的，我就是不说到现在这个案子都没有破。董未明不说，倒也不完全是呕气，因为他不能做到象学校里传说这件事的人那样绘声绘色，也没有多少猎奇的兴致。可是妻子提起了这件事，却让他想起了一个问题：听说吊死的按摩小姐被高高地挂在电线杆上固定瓷瓶的三角架上，是不是太高了一点儿？又是怎么挂上去的呢？活着吊上去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先杀死以后再把尸体挂上去的，离奇了一点儿，也残忍了一点儿，动机好办，风流场上祸事无穷吗。可是为什么非要挂在电线杆子上呢？为什么也可以不去管他，问题是凶手是怎么把按摩小姐弄到电线杆子底下的？这个问题不能去问妻子，要不她又该说自己俗不可耐了，又不能去问别人，别人兴许还不如自己，还是问自己吧。董未明自顾自地陷入了沉思。他制造着幻象，凶手怎么弄？先杀死再移尸，那就必须考虑时间，只能是晚上移了，肯定是要有车子啦，在某个地方杀死了按摩小姐，装进事先预备好的车子里，一个人够吃力的，得有帮忙的人，然后？不好，又费事又不安全。应该是把按摩小姐活着带到现场，杀死后吊上电线杆，这才真实。下一步就是如何带了。当然是骗，问题是怎么骗？董未明难住了。他想，假如他要想骗妻子到那个犯罪现场，该如何骗呢？就象现在这样，出去散步。可是要是妻子提出来要去散步才可能去散步，自己提是枉然的，提了也白提。何况又必须是深更半夜，董未明做不到。做不到的事情他也就不愿意在去想了。他想起有一次同学聚会，为了劝说妻子与他同去，他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是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可妻子就是不去。妻子自打进了外企之后，诸如这样给董未明留有面子的事情不再愿意做了，弄得他在同学面前狼狈不堪。

　　　　夫妻俩不知不觉中走到了砖瓦厂。到平顶山要穿过砖瓦厂厂区。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砖瓦厂里机器轰鸣，一队工人模样的人排着一列纵队，扛着工具往车间方向走去。妻子对此并没有再意，但董未明注意到了。怎么会排着队去上班呢？是不是有着特殊的厂规，还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管理？看来都不象。董未明百思不得其解地自言自语道：〃怎么上班还要排队呢？〃

　　　　妻子说：　〃连这都弄不明白，我看你是教书教得思维退化了。你没看见也有不排队的工人吗？排队的是劳教人员。〃

　　　　董未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劳教人员？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人员。董未明心里老大一阵不舒服。这些人都做了什么？杀人，放火，等等，我要是杀人，要是放火，想必被剥夺人身自由是最起码的，至于别的什么就更不用说了。董未明最感恐惧是就是被剥夺人身自由，这主要是因为他自由惯了。妻子整天忙忙碌碌，连饭都很少在家里吃，每天都有无穷无尽的应酬，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家里雇了一个小保姆，做饭洗衣，扫清洁搞卫生，什么都不用他去做，什么也都不用他去想。再加上妻子每星期都要为他准备一笔钱，由着他去花，由着他去玩。课不多，也不想投入过多的精力在教学上，于是每天也就是东窜窜西逛逛。一般是约几个朋友打打桥牌，要不就是约几个酒友猜拳喝酒，有时也到娱乐场所玩玩刺激，有时也到茶楼充充典雅。而不管做什么，董未明全凭兴致，高兴了乐此不疲，不高兴了甩手就走。有人说他象公子哥，有人说他象大款爷，但就是没有人说他象一个精神颓废者。他尝试过堕落，但又从心底的深处憎恨堕落。他经历过空虚，但又从灵魂的深处惧怕空虚，所以他拚命地玩，拚命地乐，他把妻子交给他的钱看得很轻，很小，花起来从来没有皱过眉头。所以别人以为他大方，别人以为他豪爽，别人更以为他仗义疏财，颇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本色。而个中滋味只有他个人知。他曾试探过妻子，别人说了，男人有钱就学坏，你难道就不怕我学坏吗？他问的主要目的是想知道妻子对自己是不是仍然再意，他特别想听妻子的这方面的担忧，这方面的顾虑，每逢这时，妻子只有一句话：那简单，你学坏了我跟你离婚不就行了。从这句简简单单的话语中，董未明听不出担忧，也听不出顾虑，只有几分冷漠，几分无谓，每逢这时，董未明就恨不得敲碎妻子的脑壳，看看有没有情感，有没有热血。从妻子到外企去上班没有多久，董未明就明显地察觉到妻子身上发生了某种对他而言的灾难性变化。他对妻子是否能挣很多的钱，并没有多大的热情，他只想妻子还象过去那样，对他有一种依赖感，一种崇拜感，一种什么事情都非他不可的感情。一当董未明发现妻子身上没有了这些他曾热衷的东西，他就设法使用各种手段来找回来，他讨好，奉承，他关心，体贴，甚至他哀求，哭泣，他把他所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到最后他发现全是徒劳而无功。不仅如此，妻子仿佛更加对他不理不睬，漠不关心，这样的夫妻生活没有丝毫乐趣可言，他一气之下，提出了离婚，他以为一当他提出来离婚，妻子一定会让步，夫妻应有夫妻的缘份吗，要不怎么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同枕眠呢！妻子听到他的离婚要求，没有哭，也没有闹，更没有惊讶和悔意，只是冷静地说：那么你要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能买到夫妻的缘份？我不要钱。那你要什么？你知足吧，有钱给你花，你还花出毛病出来了，你又要离婚，又不要钱，那你到底要什么？要什么？董未明被妻子问住了，要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到底要什么。要什么？到这个份上了，他又能要什么，又能要到什么呢？妻子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好象谁也没提过这件事一样，唯一的变化就是给的钱更多了，多得让董未明感到羞耻，感到泯灭。

　　　　自从这以后，他不想离婚了，也不愿意离婚了，他要毁灭，毁灭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在内。可是方才看见排队的劳教人员，他又害怕了，他不是怕别的，就是怕失去人身自由，真是如此，他宁愿去死，去一道毁灭。所以他要认真想一想，所以他要仔细算一算。

　　　　妻子被汽车挂走，被吊在电线杆上，被这样或者那样，看起来都不够理想。那么什么才是理想的方式呢？没有，至少目前董未明还没有找到。更为关键的是，什么时候应该去做，他也没有想好。

　　　　夫妻俩走到这时，已经能看见平顶山的轮廓了。

　　　　平顶山不高也不大，正面望过去，它不象山，倒有点儿象是一个渐渐隆起的土坡，但若从另一面望过去，就有山的味道了，陡峭，高耸。山上正大兴土木，据说是某个颇有些钱的集团企业要在平顶山上建造一个大型的渡假村。山的正面正在平土填整，没留下一棵树，没留下一棵草。山下同时在修路，而且修得特别宽，足以让四辆大卡车并排行驶，好象修渡假村的人预计到将来会是车如流水，好象非得把路修得够宽才能车如流水。董未明被这种颇具气势的场面吸引住了，他感觉到人的神奇，感觉到人的能耐，人连山都能平移，那还有什么人做不到的。他对妻子说：搞这么大的规模，一定要花很多钱。妻子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什么。他说：那你的洋老板怎么不来搞呢？妻子笑了笑，没有说，也没有说的打算。尽管没说，但其实什么都说出来了，这一类的事，向一个一无所能的教书匠怎么能够说得清楚，既然说不清楚，那索兴还是不说的好。董未明就如同是被大马蜂狠狠地蛰了一下，痛楚的感觉让他后悔，让他愤恨，让他感到自己蠢不可及。记得有一次，妻子在电话上与同事为着什么事争执起来，放下电话后，妻子一脸的怒色，闷闷不乐地满屋子蹿，董未明顺口问了一句怎么啦，却招惹妻子一阵狂吼。董未明被激怒了，回敬了一句，你有什么了不起。妻子阴侧侧地重复地说，有什么了不起，要没有我，你还不得讨饭去。什么？我难道没工资吗？工资？你那点工资也叫钱？你也太狂了吧，我那点儿工资吃不到山珍海味，吃稀饭总还是绰绰有余地吧？你可别在我面前充什么男人的硬气，你董未明是吃得惯稀饭的人吗？董未明气冲冲地出了门，漫无目的地走着，漫无目的地想着，一直漫无目的地在茫茫黑夜中等待着，他等待妻子给他打传呼，他等待妻子带着深深的悔意向他道歉，他等待着妻子向他保证，永远不再说这样的话，永远不再做这样的事。他执拗地等待着，一直等待到他确定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时候，他回到了家里，他想他让一步，妻子也就会让一步，他想他要心平气和地好好与妻子谈一谈，他想要调整一下目前极为不正常的夫妻关系，他想个性的冲突需要彼此有诚意的磨合来缓解，他希望彼此渐渐地互相适应，反正在回家的路上他想了许多许多，可是当他打开家门一看，就象是掉进了冰窟窿一样全身僵硬，而最僵最硬的是他的心。妻子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睡着了，而且是睡得如此地香甜，如此地深沉。

　　　　这个时候下山的人要比上山的人多，而山上仍然还有不少的人兴致勃勃地放着风筝。放飞的风筝有的高有的低，但不管高也好低也好，都有一根肉眼不易看见的线系着飘扬的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