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0170-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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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乃至当时整个重庆进步新闻工作者女性中最漂亮的一位。
乔冠华和龚澎，堪称天作之合。龚澎，这位深得周恩来器重、才华横溢、追求进步、美丽聪明而又风度迷人的女性。给予乔冠华的整个外交生涯、文学生涯极大的帮助和影响。
1949年乔冠华调北京工作，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而龚澎也调来北京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二
新中国外交部一成立，周恩来就把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调查研究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在内部组建了外交政策委员会，新自兼任主任委员，并把年轻的乔冠华调来任副主任。
1951年，周恩来特意挑选38岁的乔冠华担任举世瞩目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方代表团的高级顾问。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代表团由邓华、解方、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李相朝为谈判代表，全盘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但李、乔对外都不露面。两年多漫长的谈判斗争的大部分过程，乔冠华都参加了。
乔冠华集笔才、口才、人才于一身，他虽有浪漫气质、不拘小节的特点或缺点，但他分析深刻、预见准确。他修长的身材，“绅士”般的举止，再加上他时时显露的微笑，使他在任何一个外交场合都引人注目。他“既是一个活动家，又是一个学问家”，是一个“把善于分析的冷静头脑和热情的性格结合起来的人”。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的国际会议。为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并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近200人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中除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王炳南等知名人士外，乔冠华和龚澎也双双在其中。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苏、美、英、法、束埔寨、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十几个国家，乔冠华随从周恩来在各国代表团中穿梭往来，挥洒自如，起草、整理文件也是“老乔”承担的一个重要工作。
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乔冠华又随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参加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年48岁的乔冠华再次出任中国代表团的主要顾问，又是文件起草班子的主要成员，最后文件的定稿，是由乔冠华整理、修改而成的。
在外交口，毛泽东赞赏乔冠华写的文章。六十年代中期，一次主席给非洲一位国家元首写贺信，由于主席工作忙，要外交部的同志先起草初稿。写毕，主席阅后不满意，谓之曰：“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流血”，随后，主席点名叫乔冠华重写。在世界上引起重大反响的“5。20”声明，大概由于工作对口关系，也是毛泽东授意乔冠华起草的，据说，“老乔”受命后，在他家当晚的餐桌上，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他就拿出了这篇气势磅礴文章的初稿。
三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
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门。”
1968年底，乔冠华恢复工作。但是在他恢复工作不久，一个致命的打击向他袭来。1970年春天，平日身体就不大好的龚澎由于动乱的影响和强烈的心理刺激，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脑溢血。住院治疗的两个月内，乔冠华日夜陪伴着龚澎，凄凄惨惨。
周恩来到医院探视，并亲自为龚澎号脉，详细询问了她的病情，参加会诊，还指示组成抢救小组。作了脑颅手术后，昔日美丽的龚澎已不成样子，深深的刀痕，厚厚的绷带，脸色蜡黄。周恩来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样子，看了我就难过，以后我不来医院看她了……。”1970年9月20日，56岁的龚澎去世了。
龚澎去世，外交部的干部十分怀念她。乔冠华和龚澎虽然都是才华出众，但夫妻俩的性格却不尽相同。乔冠华锋芒毕露。如果外交部里的“老实人”在处理微妙的外交关系不如人意时，“老乔”的批评总有点尖酸刻薄，不免使人难堪；而龚澎稳重、谦和，也决不“恃才傲物”，在外交部人缘颇好。正因为龚澎各方面都比较出色，有一段时间，“老乔”竟对自己的夫人有些妒嫉之意。不管怎样，聪明、美丽的龚澎是妻子，在龚澎去世后一年多时间里，乔冠华哀痛欲绝，他是个感情外露、起伏很大的人。他与数十年的结发妻子感情很深，许多年来，不论是外交大政方面的评估，还是生活中的和风细语，乔冠华对妻子大都言听计从。如今这位志同道和、息息相通的伴侣永远地逝去了，乔冠华怎能不怀念呢？在繁忙的一天工作结束后，晚上，他就拿着放大镜仔细地一张一张地观看龚澎的相片，他的感情不能自禁，边看边哭，甚至嚎啕大哭，就是邻居听见了，他也不加掩饰……。
四
乔冠华恢复工作以后，他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9。13”事件。就在9月13日这一天，周恩来将乔冠华和《人民日报》的崔奇找去准备写关于“9。13”事件的声明。在讨论中，乔冠华首先想到被林彪迫害得很惨的陈毅。在长期的工作交往中，乔冠华与陈老总私交甚厚。议事完毕，不待休息，他特意赶到301医院，向卧病的陈毅报告这一好消息：“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说明。先让你高兴高兴。”
当天晚上，乔冠华在家中开怀痛饮，酒兴正浓时，邻居符浩也因兴奋不眠前来畅谈。两人边谈边饮，即兴赋诗，乔冠华听罢符浩吟出一首唐诗，沉思片刻，突然将手中的茅台一饮而尽，边走边吟：“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吟毕，他又是一饮而尽，豪兴冲天。
1971年10月26日，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关于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的电报。同时，吴丹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讨论联大决议问题，我们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
当毛泽东打电话询问此事时，不假思索地对周恩来说：“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正在酝酿代表团团长的人选时，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乔老爷”就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
乔冠华紧急受命，欣喜异常，他废寝忘食地准备着联合国之行的各种文件、资料。首要的一件事是他要连续数夜赶写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他还是老习惯——在吸雪茄和畅饮茅台酒之间，凝思挥笔。
11月8日晚8时，即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在幽默风趣的谈话中，指出了这次重大外交活动的要点：“送代表团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11月9日下午，由乔冠华率领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在北京机场，中国代表团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和首都4000多群众的热烈欢送。
11月15日美国时间上午10时30分，被大会主席马利克称之为“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走进大会会议厅就坐。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欢迎仪式盛况空前。大会主席致欢迎词后，57个国家的代表相继登台致欢迎词，欢迎仪式进行了整整一天。
最后登上讲台也是新中国代表第一次正式登上联大讲台的是乔冠华。他修长的身材，身着藏青色制服，手持一份雪白的发言稿，于严肃中又昭示着正义，他健步走上讲坛，全身充满着活力；他容光焕发，目光明亮锐利，充满着自豪和信心。他在讲话中有时躬下身子，双手按在案前，他的语调中肯而略带严厉，更显示其发言的分量。
当乔冠华发言结束时，热烈的掌声长时间地回荡在联合国大厅。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23个提案国及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团围着他，同他频频握手表示感谢。
在联合国大会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开怀大笑，得意舒心的大笑，那笑声表现了新中国进入世界讲坛的豪情。更多的时候乔冠华是在微笑，含蓄而又近乎神秘的微笑。由于“老乔”的微笑或大笑都具有那般不可抗拒的魅力，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就是《乔的微笑》。
由于乔冠华的才学和他在本届联大的出色活动，自1971年至1976年的历届联大，中国政府都派出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老乔”对新中国外交工作功不可没。
乔冠华回国后，周恩来表扬他，外交部同仁钦佩他，“大左派”江青自然抢在前面，大耍手段，百般赞誉……
1972年2月21日，中国外交史上又迎来了尼克松访华这一重大事件。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乔冠华与基辛格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是最为艰巨的会谈。那些天，乔冠华与基辛格躲在钓鱼台的国宾馆细细地推敲公报里的每一个字。
在联合公报的会谈中台湾问题又是最困难的问题。虽然公报的框架在去年10月已由周恩来和基辛格肯定，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辞也在那次会谈中解决，但是双方在台湾问题的措辞却是针锋相对的。中美两国的这两位外交才子，在会谈中各自旁征博引，据理力争，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而每到相持时刻，双方都会绷紧的弦放松，说两句俏皮话缓和紧张气氛，用轻松、友善的态度把各自的坚定立场掩起来。
还是风趣外向的乔冠华打破僵局：“博士，你是在德国出生的，我是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我们应该有共同点。但在德国哲学里，我喜欢黑格尔的辩证法，您喜欢康德的‘自在之物’，这大概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基辛格哈哈一笑，会谈气氛活泼、轻松起来。
及后，双方都做了让步，提出了新方案。基、乔会谈已取突破，周恩来参加最后定稿的谈判。这就是引起强烈反响、意义深远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
那些天，“老乔”几乎夜夜不眠，劳累不堪，但他心情格外愉快，多喝了几瓶茅台酒。
五
1974年，华夏大地掀起一场铺天盖地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是“四人帮”策动的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的一场运动。
也是在这动乱的一年，乔冠华任外交部部长。无休止的运动使乔冠华的头脑昏昏然了，他摇摆起来，在外交部布置起“批林批孔”运动……
乔冠华好喝酒，他高兴时喝，苦闷时也喝。在那“高气压”的几天，老同事晚上去他家串门，发现“老乔”只一个人在低头喝酒，也没有菜肴，沙发边还有全空的酒瓶，那是在喝闷酒。“你怎么了？”乔冠华满面泪痕地摇摇头……
1975年，经过邓小平的大力整顿，全国形势有所好转，可是到了年底，形势忽又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接踵而来，人民与“四人帮”的斗争再度白热化。恰在此时，1976年1月8日，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病逝。对总理的病逝，乔冠华是悲痛的。仅仅过了8个月，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在悲痛之际，乔冠华感到全国形势将有一个大变化，但究竟怎么变，他似乎没有把握。
1976年10月初乔冠华如期率团参加第31届联合国大会。在联大期间，他从国内发来的电讯中得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乔冠华十分震惊，匆匆回国。他看到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鲜花如潮，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场面。
乔冠华的老友、龚澎的同学韩素音，相隔几天再一次来到中国。韩素音曾这样写道：
我到中国后，发现乔冠华情况很不妙……
“乔的许多朋友也很难过。‘他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周恩来是乔冠华的保护人，是乔的良师益友，把他从一个新闻工作者培养成外交部长，他怎么能与周的敌人为伍呢？
“也许是因为他害怕再一次遭受1966年至1967年那样的折磨。在从‘四人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