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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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裙子把德纳第夫妇弄到怒气冲天。他们要的原是钱。
他们便把裙子给爱潘妮穿。可怜的百灵鸟仍旧临风战栗。
芳汀想道：“我的孩子不会再冷了，我已拿我的头发做她的衣裳。”她自己戴一顶小扁帽，遮住她的光头，她仍旧是美丽的。
芳汀的心里起了一种黯淡的心思。当她看见自己已不能再梳头时，她开始怨恨她四周的一切。她素来是和旁人一样，尊敬马德兰伯伯的，但是，屡次想到撵她走的是他，使她受尽痛苦的也是他，她便连他也恨起来了。并且特别恨他。当工人们立在工厂门口她从那儿经过时，便故意嬉皮笑脸地唱起来。有个年老的女工，一次，看见她那样边唱边笑，说道：“这姑娘不会有好结果的。”
她姘识了一个汉子，一个不相干、她不爱的人，那完全是出自心中的愤懑和存心要胡作非为。那人是一个穷汉，一个流浪音乐师，一个好吃懒做的无赖，他打她，春宵既度，便起了厌恶的心，把她丢了。
她一心钟爱她的孩子。
她越堕落，她四周的一切便越黑暗，那甜美的安琪儿在她心灵深处也就越显得可爱。她常说：“等我发了财，我就可以有我的珂赛特在我身边了。”接着又一阵笑。咳嗽病没有离开她，并且她还盗汗。
一天，她接到德纳第夫妇写来的一封信，信里说：“珂赛特害了一种地方病，叫做猩红热。非有价贵的药不行。这场病把我们的钱都花光了，我们再没有能力付药费了。假使您不在这八天内寄四十法郎来，孩子可完了。”
她放声大笑，向着她的老邻妇说：
“哈！他们真是好人！四十法郎！只要四十法郎！就是两个拿破仑！他们要我到什么地方去找呢？这些乡下人多么蠢！”
但当她走到楼梯上时又拿出那封信，凑近天窗，又念了一遍。
随后，她从楼梯上走下来，向大门外跑，一面跑，一面跳，笑个不停。
有个人碰见她，问她说：
“您有什么事快乐到这种样子？”
她回答说：
“两个乡下佬刚写了一封信给我，和我开玩笑，他们问我要四十法郎。这些乡下佬真行！”
她走过广场，看见许多人围着一辆怪车，车顶上立着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张牙舞爪，正对着观众们演说。那人是一个兜卖整套牙齿、牙膏、牙粉和药酒的走江湖的牙科医生。
芳汀钻到那堆人里去听演讲，也跟着其余的人笑，他说的话里有江湖话，是说给那些流氓听的，也有俗话，是说给正经人听的。那拔牙的走方郎中见了这个美丽的姑娘张着嘴笑，突然叫起来：
“喂，那位笑嘻嘻的姑娘，您的牙齿真漂亮呀！假使您肯把您的瓷牌卖给我，我每一个出价一个金拿破仑。”
“我的瓷牌？瓷牌是什么？”芳汀问。
“瓷牌，”那位牙科医生回答说，“就是门牙，上排的两个门牙。”
“好吓人！”芳汀大声说。
“两个拿破仑！”旁边的一个没有牙齿的老婆子瘪着嘴说：
“这娘子多大的福气呀！”
芳汀逃走了，扪着自己的耳朵，免得听见那个人的哑嗓子。但是那人仍喊道：“您想想吧，美人！两个拿破仑大有用处呢。假使您愿意，今天晚上，你到银甲板客栈里来，您可以在那里找着我。”
芳汀回到家里，怒不可遏，把经过说给她那好邻居玛格丽特听：“您懂得这种道理吗？那不是个糟糕透顶的人吗？怎么可以让那种人四处走呢？拔掉我的两个门牙！我将变成什么怪样子！头发可以生出来，但是牙齿，呀，那个人妖！我宁肯从六层楼上倒栽葱跳下去！他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他在银甲板客栈。”
“他出什么价？”玛格丽特问。
“两个拿破仑。”
“就是四十法郎呵。”
“是呀，”芳汀说，“就是四十法郎。”
她出了一会神，跑去工作去了。一刻钟过后，她丢下她的工作，跑到楼梯上又去读德纳第夫妇的那封信。
她转来，向那在她身旁工作的玛格丽特说：
“猩红热是什么东西？您知道吗？”
“我知道，”那个老姑娘回答说，“那是一种病。”
“难道那种病需要很多药吗？”
“呵！需要许多古怪的药。”
“怎么会害那种病的？”
“就这样害的，那种病。”
“孩子也会害那种病吗？”
“孩子最容易害。”
“害了这种病会死吗？”
“很容易。”玛格丽特说。
芳汀走出去，又回到楼梯上，把那封信重念了一遍。
到晚上，她下楼，有人看见她朝着巴黎街走去，那正是有许多客栈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玛格丽特走进芳汀的房间（她们每天都这样一同工作，两个人共点一支烛），她看见芳汀坐在床上，面色惨白，冻僵了似的。她还没有睡。她的小圆帽落在膝头上。那支烛点了一整夜，几乎点完了。
玛格丽特停在门边。她见了那种乱七八糟的样子，大惊失色，喊道：
“救主！这支烛点完了！一定出了大事情！”
随后她看见芳汀把她的光头转过来向着她。
芳汀一夜工夫老了十岁。
“耶稣！”玛格丽特说，“您出了什么事，芳汀？”
“没有什么，”芳汀回答说。“这样正好。我的孩子不会死了，那种病，吓坏我了，现在她有救了。我也放了心。”
她一面说，一面指着桌子，把那两个发亮的拿破仑指给那老姑娘看。
“呀，耶稣上帝！”玛格丽特说，“这是一笔横财呵！您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些金路易的？”
“我弄到手了。”芳汀回答。
同时她微笑着。那支烛正照着她的面孔。那是一种血迹模糊的笑容。一条红口涎挂在她的嘴角上，嘴里一个黑窟窿。
那两颗牙被拔掉了。
她把那四十法郎寄到孟费郿去了。
那却是德纳第夫妇谋财的骗局，珂赛特并没有害病。
芳汀把她的镜子丢到窗子外面。她早已放弃了二楼上的那间小屋子，搬到房顶下的一间用木闩拴着的破楼里去了；有许多房顶下的屋子，顶和地板相交成斜角，并且时时会撞你的头，她的房间便是那样的一间。贫苦人要走到他屋子的尽头，正如他要走到生命的尽头，都非逐渐弯腰不可。她没有床了，只留下一块破布，那便是她的被，地上一条草荐，一把破麦秸椅。她从前养的那棵小玫瑰花，已在屋角里枯萎了，没有人再想到它。在另一屋角里，有个用来盛水的奶油钵，冬天水结了冰，层层冰圈标志着高低的水面，放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她早已不怕人耻笑，现在连修饰的心思也没有了。最后的表现，是她常戴着肮脏的小帽上街。也许是没有时间，也许是不经意，她不再缝补她的衣衫了。袜跟破了便拉到鞋子里去，越破便越拉。这可以从那些垂直的折皱上看出来。她用许多一触即裂的零碎竹布拼在她那件破旧的汗衫上。她的债主们和她吵闹不休，使她没有片刻的休息。她在街上时常碰见他们，在她的楼梯上又会时常碰见他们。她常常整夜哭，整夜地想，她的眼睛亮得出奇。并且觉得在左肩胛骨上方的肩膀时常作痛。她时时咳嗽。她恨透了马德兰伯伯，但是不出怨言。她每天缝十七个钟头，但是一个以贱值包揽女囚工作的包工，忽然压低了工资，于是工作不固定女工的每日工资也减到了九个苏。十七个钟头的工作每天九个苏！她的债主们的狠心更是变本加厉。那个几乎把全部家具拿走了的旧货商人不停地向她说：“几时付我钱，贱货？”人家究竟要她怎么样，慈悲的上帝？她觉得自己已无路可走，于是在她心里便起了一种困兽的心情。正当这时，德纳第又有信给她，说他等了许久，已是仁至义尽了，他立刻要一百法郎，否则他就把那小珂赛特撵出去，她大病以后，刚刚复原，他们管不了天有多冷，路有多远，也只好让她去，假使她愿意，死在路边就是了。“一百法郎！”芳汀想道，“但是哪里有每天赚五个法郎的机会呢？”
“管他妈的！”她说，“全卖了吧。”
那苦命人作了公娼。
十一 基督救我们
芳汀的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社会收买了一个奴隶。
向谁收买？向贫苦收买。
向饥寒、孤独、遗弃、贫困收买。令人痛心的买卖。一个人的灵魂交换一块面包。贫苦卖出，社会买进。
耶稣基督的神圣法则统治着我们的文明，但是没有渗透到文明里去。一般人认为在欧洲的文明里已没有奴隶制度。这是一种误解。奴隶制度始终存在，不过只压迫妇女罢了，那便是娼妓制度。
它压迫妇女，就是说压迫柔情，压迫弱质，压迫美貌，压迫母性。这在男子方面绝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耻辱。
当这惨剧发展到了现阶段，芳汀已完全不是从前那个人了。她在变成污泥的同时，变成了木石。接触到她的人都感觉得到一股冷气。她以身事人，任你摆布，不问你是什么人，她满脸屈辱和怨愤。生活和社会秩序对她已经下了结论。她已经受到她要受到的一切。她已经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体会了一切，放弃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痛哭过一切。她忍让，她那种忍让之类似冷漠，正如死亡之类似睡眠。她不再逃避什么，也不再怕什么。即使满天的雨水都落在她头上，整个海洋都倾泻在她身上，对她也没有什么关系！她已是一块浸满了水的海绵。
至少她是那么想的，但是如果自以为已经受尽命中的折磨，自以为已经走到什么东西的尽头，那可就想错了。
唉！那种凌乱杂沓、横遭蹂躏的生灵算什么呢？他们的归宿在哪里？为什么会那样？
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他就会看透人间的黑暗。
他是惟一的。他叫做上帝。
十二 巴马达波先生的无聊
在所有的小城里，尤其是在滨海蒙特勒伊，有一种青年人，在外省每年蚕食一千五百利弗的年金，正和他们的同类在巴黎每年鲸吞二十万法郎同一情形。他们全是那一大堆无用人群的组成部分；不事生产，食人之力，一无所长，有一点地产，一点戆气，一点小聪明，在客厅里是乡愚，到了茶楼酒馆又以贵人自居，他们的常用语是“我的草场，我的树林，我的佃户”，在剧场里叫女演员们的倒彩，以图证明自己是有修养的人，和兵营中的官长争辩，以图显示自己深通韬略，打猎，吸烟，打呵欠，酗酒，闻鼻烟，打弹子，看旅客们下公共马车，坐咖啡馆，上饭店，有一只在桌子下面啃骨头的狗和一个在桌子上面张罗的情妇，一毛不拔，奇装异服，幸灾乐祸，侮蔑妇女，使自己的旧靴子更破，在巴黎模仿伦敦的时装，又在木松桥模仿巴黎的时装，顽冥到老，游手好闲，毫无用处，但也不碍大事。
斐利克斯·多罗米埃先生，如果他一直住在外省，不曾见过巴黎的话，便也是这样一个人。
假使他们更有钱一些，人家会说“这些都是佳公子”；假使他们更穷一些，人家也会说“这些都是二流子”。这种人干脆就是些游民。在这些游民中，有恼人的，也有被人恼的，有神志昏沉的，也有丑态百出的。
在那时代，一个佳公子的组成部分是一条高领、一个大领结、一只珠饰累累的表、一叠三件蓝红在里的颜色不同的背心、一件橄榄色的短燕尾服、两行密密相连一直排列到肩头的银钮扣、一条浅橄榄色裤子，在两旁的线缝上，装饰着或多或少的丝曾超过的限度。此外还有一双后跟上装了小铁片的短统鞋，一顶高顶窄边帽、蓬松的头发、一根粗手杖，谈吐之中，杂以博基埃式的隐语。最出色的，是鞋跟上的刺马距和嘴皮上的髭须。在那时代，髭须代表有产阶级，刺马距代表无车阶级。
外省佳公子的刺马距比较长，髭须也比较粗野。
那正是南美洲的一些共和国和西班牙国王斗争的时期，也就是玻利瓦尔①和莫里耳奥②斗争的时期，窄边帽是保王党的标志，那种帽子就叫做莫里耳奥，自由党人戴的阔边帽子就叫做玻利瓦尔。
①玻利瓦尔（Bolivar，1783—1830），领导南美洲人民摆脱西班牙王朝统治的军事政治家。
②莫里耳奥（Morillo，1778—1837），西班牙将军，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年为镇压南美西班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西班牙总司令。
在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