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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节

资治通鉴全译_001-第1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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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三月,上幸河东,祠后土。减天下口钱;赦天下殊死以下。

  '3'三月,汉宣帝巡游河东郡,祭祀后土神。下诏减少天下人头税,赦免天下死刑以下罪犯。

  '4'六月,辛酉,以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

  '4'六月辛酉(十六日),汉宣帝任命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

  '5'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

  '5'设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安置归降汉朝的匈奴人。

  '6'广陵厉王胥使巫李女须祝诅上,求为天子。事觉,药杀巫及宫人二十余人以绝口。公卿请诛胥。

  '6'广陵王刘胥让巫师李女须诅咒汉宣帝,求神灵保佑他自己作皇帝。此事被人发觉,刘胥用毒药将巫师李女须以及宫女二十余人毒死,企图杀人灭口。公卿大臣请求将刘胥处死。

  四年(丁卯、前54)

  四年(丁卯,公元前54年)

  '1'春,胥自杀。

  '1'春季,刘胥自杀。

  '2'匈奴单于称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

  '2'匈奴单于向汉朝称臣,派其弟右谷蠡王到长安来充当人质。汉朝因边塞地区没有了外族入侵的战事,将屯戍兵卒减少十分之二。

  '3'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岁数丰穰,谷贱,农人少利。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上从其计。寿昌又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

  '3'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说:“连续几年丰收,谷价低,农民获利少。按以往惯例,每年从函谷关以东地区运输粮食四百万斛以供应京师,需用运粮卒六万人。应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购买粮食,以供应京师,可以节省函谷关以东运粮卒一半以上。”汉宣帝接受了耿寿昌的建议。耿寿昌又禀告说:“命令沿边各郡一律修建粮仓,在粮价低时加价买进,粮价高时减价售出,名为‘常平仓’。”百姓因此受益。汉宣帝于是下诏赐耿寿昌关内侯爵。

  '4'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4'夏季,四月辛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5'杨恽既失爵位,家居治产业,以财自娱。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会宗与恽书,谏戒之,为言“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恽,宰相子,有材能,少显朝廷,一朝以昧语言见废,内怀不服,报会宗书曰:“窃自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常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人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诚荒淫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恽兄子安平侯谭谓恽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复用!”恽曰:“有功何益!县官不足为尽力。”谭曰:“县官实然。盖司隶、韩冯翊皆尽力吏也,俱坐事诛。”会有日食之变,驺马猥佐成上书告“恽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验,得所予会宗书,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要斩;妻子徙酒泉郡;谭坐免为庶人,诸在位与恽厚善者,未央卫尉韦玄成及孙会宗等,皆免官。”

  '5'杨恽失掉封爵、官位后,住在家里治理产业,用财富自我娱乐。杨恽的朋友安定太守西河人孙会宗写信劝戒他说:“大臣被罢黜贬谪之后,应当闭门在家,惶恐不安,以示可怜之意。不应治理产业,交结宾客,享有声誉。”杨恽为丞相杨敞之子,很有才干,年轻时就在朝廷中崭露头角,一时受到暖昧语言的中伤,遭到罢黜,内心不服,给孙会宗回信说:“我暗自思量,自己的崐过错已太大了,行为已有亏欠,将长久做一名农夫度过一生,所以率领妻子儿女,致力于农桑之事,想不到又因此受人讥评!人情所不能克制的事,连圣人都不加禁止。所以即使是至尊无上的君王,至亲无比的父亲,为他们送终,也有一定的时限。我得罪皇上,已三年了,农家劳作辛苦,每年伏日、腊月,煮羊炖羔,用酒一斗,自我犒劳,酒后耳热,仰面朝天,敲着瓦盆,放声吟唱,诗中写道:‘南山种田,荒芜杂乱,种一顷豆,落地成秧。人生不过及时乐,等待富贵何时来!’就算是荒淫无度,我不知不可以如此。”再有,杨恽兄长的儿子安平侯杨谭对杨恽说:“你的罪并不大,又曾于国有功,将会再次被任用。”杨恽说:“有功又有什么用!不值得为皇上尽力!”杨谭说:“皇上确实如此。司隶校尉盖宽饶、左冯翊韩延寿都是尽力的官吏,都因事被诛杀。”正巧出现日食,一个名叫成的马夫头上书控告杨恽说:“杨恽骄傲奢侈,不思悔过。这次出现日食,就是因为杨恽的关系。”奏章交给廷尉,经过核查,发现了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信,汉宣帝看了以后,对杨恽深恶痛绝。廷尉判处杨恽大逆不道之罪,腰斩;妻、儿放逐酒泉郡;杨谭受其牵连,也被贬为平民;几位与杨恽关系友善的在职官员,如未央卫尉韦玄成和孙会宗等,都被罢免官职。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议贤、议能,若广汉、延寿之治民,可不谓能乎!宽饶、恽之刚直,可不谓贤乎!然则虽有死罪,犹将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扬子以韩冯翊之诉萧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寿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寿独蒙其辜,不亦甚哉!

  臣司马光曰:以汉宣帝的英明,加上魏相、丙吉当丞相,于定国当廷尉,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被杀都不能使众人心服,这实在是汉宣帝善政的最大污点!《周官》上关于司寇职责的规定,有“议贤”、“议能”,象赵广汉、韩延寿在治理百姓方面,能不说他们有才能吗!而盖宽饶、杨恽刚强正直,能不说他们贤明吗!既然这样,那么即使真有死罪,仍应宽恕,何况罪不至死呢!扬雄认为,韩延寿诽谤萧望之是自取其祸。但韩延寿之所以冒犯上官,则是因萧望之的逼迫。汉宣帝不察究竟,使韩延寿独受其辜,不是太过分了吗!

  '6'匈奴闰振单于率其众东击郅支单于。郅支与战,杀之,并其兵;遂进攻呼韩邪。呼韩邪兵败走,郅支都单于庭。

  '6'匈奴闰振单于率领军队向东进攻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与其交战,杀死闰振单于,兼并了闰振单于的军队,于是进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退走,郅支单于建都单于王庭。

  甘露元年(戊辰、前53)

  甘露元年(戊辰,公元前53年)

  '1'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1'春季,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在泰祭祀天神。

  '2'杨恽之诛也,公卿奏京兆尹张敞,恽之党友,不宜处位。上惜敞材,独寝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验,舜私归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昼夜验治,竟致其死事。舜当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乃弃舜市。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舜家载尸并编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敞前坐杨恽奏,免为庶人。敞诣阙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数月,京师吏民解弛,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杀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薄俗化。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不辜,鞠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敞到部,盗贼屏迹。

  '2'杨恽被杀之后,公卿上奏弹劾京兆尹张敞,说他是杨恽的朋党,不应再占据官位。汉宣帝爱惜张敞的才干,特将奏章压下不发。张敞派下属官员絮舜调查某事,絮舜私自回家,说道:“张敞这个京兆尹最多再干五天罢了,怎能再来查问!”张敞听说絮舜如此说他,立即派官吏将絮舜逮捕下狱,昼夜审崐讯,终于使他被定成死罪。絮舜被杀之前,张敞派主簿拿着他写的教,告诉絮舜:“我这个‘五天京兆尹’究竟怎么样?冬季已经过去,想多活几天吗?”于是将絮舜斩首示众。适逢立春,朝廷派出调查冤狱的使者,絮舜的家属抬着絮舜的尸体,将张敞写给絮舜的教联在辩冤状上,向使者控告张敞。使者上奏汉宣帝,称张敞残杀无辜。汉宣帝打算对张敞从轻发落,便先将以前弹劾张敞为杨恽朋党的奏章发下,将其免官,贬为平民。张敞到宫门前交还印绶,然后从宫门前逃走。数月之后,京师官吏百姓懈怠,多次敲响追捕盗贼的警鼓,冀州也出现巨盗。汉宣帝想起张敞为政的功效,派使臣前往张敞家征召张敞。张敞身遭严厉弹劾,当朝廷使臣到来,其妻子、家属都吓哭了,只有张敞笑着说:“我是一个逃亡的平民,应由郡中派官员来逮捕我。如今朝廷使臣到来,这是天子要起用我。”于是整治行装,随使臣前往公车府,上书汉宣帝说:“我先前有幸位列九卿,担任京兆尹,被指控杀死属员絮舜。絮舜本是我平时厚待的官吏,曾几次加恩宽恕他的过失。他认为我受人弹劾,当会免官,所以我派他去查办事情,他竟然回家睡大觉,说我只能再当五天京兆尹,实在是忘恩负义,伤风败俗。我因他态度恶劣,便借法令以泄私愤,将他诛杀。我残杀无辜,判案故意不公,即使伏法,也死而无恨!”汉宣帝召见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张敞到任后,盗贼敛迹不敢再出。

  '3'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常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柰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过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3'皇太子刘性格温柔仁厚,喜欢儒家经术,看到汉宣帝任用的官员大多为精通法令的人,依靠刑法控制臣下,曾在陪侍汉宣帝进餐的时候,从容进言说:“陛下过于依赖刑法,应重用儒生。”汉宣帝生气地说:“我大汉自有大汉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与‘霸道’兼用,怎能像周朝那样,纯用所谓‘礼义教化’呢!况且俗儒不识时务,喜欢肯定古人古事,否定今人今事,使人分不清何为‘名’,何为‘实’,不知所守,怎能委以重任!”于是叹息道:“败坏我家基业的人将是太子!”

  臣光曰: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在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钜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岂若是而止邪!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暗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哉!非所以则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

  臣司马光曰:“王道”与“霸道”,并无实质的不同。过去,夏、商、周三代昌盛时,无论是制礼作乐,还是发动战争,都由天子决定,则称之为“王道”。天子微弱,不能控制诸侯时,诸侯中有能率领盟国共同征讨叛逆以尊奉王室的,则称之为“霸道”。无论行“王道”还是“霸道”,都以仁义为根据,任用贤能,奖赏善美,惩罚邪恶,禁绝凶残,诛除暴乱。二者只不过于名位上有尊卑之分,德泽上有深浅之别,功业上有大小之差,政令上有广狭之异罢了,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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