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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晚清七十年文字版-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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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合」;阴阳家则叫它作「气数」;西方汉学家则名之曰「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但是不管称谓如何,我们那部「中央集权文官制」加「农业经济」的国家大机器,亦有其不随人类意志转移的运作周期性。西汉以后历朝的政治史实就警告我们,这部大机器的有效运作期不可能超过两百年。(以世界标准来看,两百年一个周期,不算最长,也算够长的了。)过此时限,就是报废换新的时候了。
满族的统治者于公元一**四年入主中国,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已满一周期。到此时它那部仿汉改良重建的统治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报废之时,不堪任重致远了。
吾人试闭目沉思,如「鸦片战争」等国耻国难,均发生于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时,其结果又将如何呢?这也是我们国运使然吧!这些国难国耻,却发生在「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 expansionism)的极盛时期(根据他们的周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国国运周期衰竭开始之时。在这盛衰对峙之间,则清廷造化如何,也就无待蓍龟了。
所以我国近代史家每喜诟病清室涉外官吏为如何颟顸,如何庸愚,而在下读史数十年,则不以为然也。
设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沈(葆桢)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诸后来国、共、民、青、民盟、民进诸党之高干,优劣之间,岂待区区执简人之饶舌哉?只是大清帝国气数将终,统治机器报废之周期已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之不国岂能厚责于机车驾驶人员和维修技工耶!
「西化」、「现代化」与「阶段性」
综合本篇以上各节之阐述,一言以蔽之,我们大概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传统中国」向「现代西方」转变的「转变史」(history of transformation)。这一转变的过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学人则改呼为「现代化」。其实这两个概念的疆界实在不易划分,不过人类毕竟是个有「历史感观」(sense of history)的动物。历史往往也是解释概念之争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现代生活中的刷牙为例吧!「刷牙」这项卫生习惯,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国都市生活中却变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列入「现代化」的范畴了。据说毛□□就没有刷牙的习惯。这大概由于他年轻时农村背景和叛逆个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反对「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绝这「西化」的习惯了(毛氏也一辈子未穿过「西服」)。所以当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够「现代化」而被老婆骂成「太土」了。
毛□□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见微知著嘛!这项社会学上的「微观法则」却能替我们解决无数大问题呢!
可是不论「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我们近代史上这项转变,几乎是十年一变,层次分明的。它存在著浓厚的「阶段性」。我们如从社会经济史的观点,试一回看鸦片战争前传统中国的历史,那就几乎千年未变了。
从一本千年未变的「静的历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变的「动的历史」,则近代中国之动荡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们这项动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是从「西化」进入「现代化」,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们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给、自足、自满的「三自」文明。它在「现代」阶段忽然大动特动起来,实在是「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吃了洋人的苦头,所以才搞起「洋务」来(那时叫做「夷务」)。我们对付外族的老办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鸦片战争时,我们被夷人的坚船利炮所打败。战后痛定思痛,我们第一个「夷务专家」的魏源(林则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了(见魏著《海国图志》序)。这就就开始了我们「科技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邓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实说,我们在前一个世纪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确是有声有色。九〇年代中期,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竟是世界七大海军之一,远驾于新起的日本海军之上。不幸甲午一战,马脚全露。有识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为他们知道,大清帝国的根本问题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现代化」。康有为、梁启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宪」。他师徒二人认为连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们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则认为要搞政治现代化就得彻底的搞。他主张「建立民国」,干脆把皇帝搞掉,来选个「伯理玺天德」。
康梁失败了。孙先生成功了,并且当选了中华五千年史上第一个「伯理玺天德」。但是孙伯理玺天德并没有解决问题,随他而来的则是军阀混战、夷狄交侵。国政民生反远不如大清帝国之晚年也。这样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识之士」胡适之等来重行考虑了。
胡适之他们认为科技(坚船利炮)余事也,政治经济亦余事也。重要是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害了绝症,非彻底脱胎换骨不为功。这就是他们「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了。要丢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动「全盘西化」,这样他们也就把「西化」运动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从魏源到胡适这一「转变」过程是节节升高、层次分明,「阶段性」是十分浓厚的。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虽然是属于另一大时代了,其变化之轨迹,阶段分明,基本上是与前期无异的。
总之,我们这部苦难而光辉的中国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动之下,时时在变、处处在变。其进度虽然难免迂回曲折、颠颠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终于要找到一个安全而满意的出口则一。出口云何,一个长治久安、名实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国也。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只要我们不停地摸索,最后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局势来看,这个「通」的日子,似乎并不太远了,我们等著瞧吧!
*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脱稿于台北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五期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七、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在上篇谈「帝国与民国之蜕变」的拙著里,笔者曾不揣浅薄、斗胆地说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女」,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繁,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
「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二十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别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怒脉贲张、咬牙切齿的。
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亲身体验出来的,有什么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国一般史家和国共两党的官方,都会肯定「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马列派的史学家,更会把它概念化一番说:帝国主义何以是万恶之源呢?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万恶之源的上面,还有一个总源的「资本主义」。
可是这些说法,却不为很多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他们之间有许多极有火候的历史家,甚至是最有权威的泰山北斗,如创立当今剑桥学派的开山宗师费正清教授等,却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包括国共两党)不断的宣传,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幻觉,——虽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却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日本人呢?在他们战败之初,倒颇有些忏悔心态。可是近年来,他们就逐渐地把他们在中国大陆赤裸裸的奸掳焚杀说成「进出中国」了。只是日本人这批「进出论者」引经据典的功力,无法与西方的「幻觉论者」相提并论罢了。
朋友,时间是可伯的。以感情写历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见二十世纪后半纪(尤其是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中青年男女,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对「佳木斯细菌试验所」等等的情感反应,就不会像他们父执辈那样椎胸泣血了。君不见,抗战期间站在不同阵地的一些华裔同胞,他们对日本战犯不也有颇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过些年,纵是华裔大学生恐怕也要靠历史百科全书,才能粗知「帝国主义」的定义了。
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世,警惕将来。历史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他不应为某一时代的喜怒哀乐所局限而笔端常带感情。所以像「帝国主义」这样的议论未定之辞(debatable subject),就应该辞简义赅的去搜搜它的根,再作论断。
「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
若谈「帝国主义」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上溯到历史上的「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扩张主义是个洋名词。我们文化中的同义字大致可说是「强凌弱、众暴寡」。它是「人性」(human nature)中绝对存在的一面;也是最丑恶的一面。它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所揭露的「人类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甚至「动物社会行为」(animal social behavior)中经科学家证实的「客观实在」。
人类历史上「扩张主义」之动机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经济、政治、宗教、文化、虚荣、色欲、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类向外扩张的社会行为。若论其在历史中有记录的荦荦大者,则我们「汉人」,原来也是这一行的老祖宗。我们早期对「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之「扩张」行为,也是天人共愤的——可是我们的圣贤史家帝王将相,不也把这些最不光荣的对外侵略,开疆拓土、犁庭扫穴,说成王化远播等等最光荣的民族史迹吗?民族史家们(包括区区小我在内),又何尝说过这些都是民族之耻呢?
就以我们对付匈奴族为例吧!
匈奴族是我们汉族扩张主义者最早的,有明显史料可稽的受害者。其族本名曰「匈」(Hun),「匈牙利」(Hungary)之匈也。「奴」字可能就是我们汉族扩张主义者把它加上去的。正如日本人的老祖宗本自名曰「倭」(Wa),它那个倒楣「倭奴」的「奴」宇,也可能是我们汉人给他们加上去的。早期的欧洲史家和汉学家,对Huns是否就是Hsiung…nu颇存疑虑,就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nu」字,可能就是我们中国「种族主义者」(racist)所玩的花样。
匈民族被我们的侵略大将卫青、霍去病、窦宪等人,给「扩张」出去了。他们抛弃祖宗庐墓、君父故土,逃难逃到中亚和东欧。在那儿,他们又把当地土著「扩张」得七零八落。终于在四、五世纪之间把整个欧洲弄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个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移」(The Great Migration)来。没有民族大迁移,哪有中古和现代的欧洲呢?所以历史家如果说,只有现代的欧人东侵才具有「史无前例」的影响,那就昧于古史了。
四、五世纪时欧洲,为什么闹得那样天翻地覆呢?曰:「中国扩张主义」西进之后果也。「中国扩张主义」为何物也?威尔斯(H。 G。 Wells)教授所谓「Chinese Imperialism」也。所以「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大致可以说是「同义字」。至于十三世纪的蒙古西侵,也可说是「Chinese Imperialism」,因斯时的东方政治哲学尚无国际平等之概念(equality of nations),蒙古人所服膺者仍是儒家传统之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彼以少数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其性质正如满族之建立清朝,亦天下共主之一朝而已。
所以现代西方的「帝国主义」,盖亦起源于近代欧洲的「扩张主义」。这一点,任何国家、任何派别的历史学者,大致都可完全同意的。
可是本为中国扩张主义的「受害者」(victims)的欧洲民族,何以于近代,忽然大肆「扩张」起来呢?而近代欧洲扩张主义又是个什么性质呢?为著一般中文读者的方便起见,我们最好还是把中西史籍对比著看,将这桩史实,简单地从头叙述一遍,再及其他。
封建末期的解放运动
笔者于前章曾略言之: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溃,时间上虽相去一千七百余年,在性质上与形式上则颇为相似。中国在封建末季的「战国时代」,王纲解纽、五霸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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