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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第9节

小说: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作者:陈铁健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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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良祸鲁残民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于是,一个以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为中心内容的请愿运动勃然兴起。北京、天津、山东、唐山、山海关等地代表齐集于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斗争,要求总统徐世昌取消山东戒严令。

  瞿秋白参加了请愿斗争。

  8月23日上午十时,瞿秋白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东中学集会,决定面见徐世昌,呈递请愿书。请愿书揭露了戒严令颁布后山东人民备受迫害的状况:“下令戒严,横加压迫,以致法网罗织,鸡犬不宁。围校舍如屠城,视人命如草芥,山东全省遂暗无天日。”揭露了马良媚日卖国,屠杀人民的罪行:“济南镇守使马良凭恃权威,平日已无毒不作。自彼兼任戒严司令以来,更逞其摧残教育之积心,肆行荼毒,草菅人命。动触腹诽,市井日惊,居民无告。岂我国家法令森严之日,二十世纪民权昌明之世,而容再有此残杀无辜,横蛮无忌之徒,得以行其祸国祸民之计?矧又昌言媚外,发种种合并之谬说,……且恐腾笑友邦,贻坠国体。”要求徐世昌“即行明令,罢斥马良各职,严加惩办,以慰鲁人,而谢天下”。当天下午三时,瞿秋白与全体代表三十多人一齐到新华门。徐世昌不予接见,派警察处长和督察长敷衍代表,被代表们问得理屈词穷。四时许,京师警察厅竟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全体代表加以逮捕,拘入警厅。代表被拘,激起更大的反响。8月26日,北京、天津代表三十余人再往请愿,徐世昌仍不见。全体代表坚持到深夜,露宿于新华门外。27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到新华门,加入请愿行列。徐世昌仍拒不出见。当夜,二千余人都在新华门外露宿。28日上午,北京政府发出禁止请愿布告,诬指各界代表“不依照法定程序遽行请愿”,并威胁说:“倘再有此等行动,国法具在,断难曲予优容。”午后一时许,大批军警奉令将请愿群众胁迫到天安门。晚八时许,将其中请愿代表十一人拘捕。其余群众被武力驱散,受伤者达数十人。

  北京政府原来打算把被捕的代表全部予以枪决,以收惩一儆百之效。但在全国爱国运动压力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将两次逮捕拘押的请愿代表全部释放。

  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逮捕。由于劳碌过度,再加上监狱中的恶劣条件,他出狱之后,竟至吐血,病了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①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热忱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①秦讷敏(耐铭):《回忆瞿秋白烈士》。无锡《工人生活》1957年6月18日。

文学翻译活动

  五四时期,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

  俄文专修馆“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①瞿秋白大量地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作品。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译作,就目前所知,是1919年9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闲谈》。此后,陆续发表的还有:果戈里的短剧《仆御室》(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曙光》第一卷第四期),果戈里的小说《妇女》(发表在1920年10月1日出版的苏州《妇女评论》第五卷第三期),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发表在1920年4月11日出版的《新社会》第十七期)。他还准备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1920年9月出版的《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共学社”出版预告中已经列为《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后因出国赴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改由耿匡翻译了。

  

  ①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文汇报》1949年7月18日。

  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和介绍,影响了他的一些朋友如郑振铎、耿匡等人。郑振铎后来回忆说:

  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象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

  我们译的东西,其初是短篇小说,由耿济之介绍到《新中国》杂志去发表。这杂志由一位叶某(已忘其名)主编,印刷得很漂亮。后来由一个什么人的介绍(已忘其名)我们认识了“研究系”的蒋百里。他正在主编“共学社丛书”,就约我们译些俄国小说、戏剧加入这个丛书里。①

  

  ①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同这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积极地进行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0年7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了耿匡、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瞿秋白为此书写了一篇序。同时,又为沈颖所译《驿站监察吏》写了序《论普希金的〈弁尔金小说集〉》。瞿秋白和耿匡共同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辑为《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后来在1921年12月,作为“共学社”的《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有耿匡的序。这十篇译作,由于未分别署译者名字,所以现在已不知道究竟哪几篇是瞿秋白译的,只好存疑了。据熟知情况的瞿菊农说:瞿秋白和耿匡当时在翻译俄国文学作品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合作得很好。因为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程度都比耿匡好,耿匡翻译的东西,差不多都经瞿秋白修改过;有时候两个人共同翻译:瞿秋白看着原著进行口译,由耿匡记录下来,经瞿秋白修改定稿。

  由沉醉于吟咏那种排遣个人积郁的旧体诗词,到热心地翻译和介绍俄罗斯文学作品,使文学活动面向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人民大众,这在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后,随着他的政治思想转变而必然出现的新的现象。

  1920年3月16日,瞿秋白写《〈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其中对于文学与社会变革、社会思想变化的关系,写道:“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就是欧美文学从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①文学受社会的影响,反过来也能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变革。瞿秋白在1920年2月4日翻译果戈里的《仆御室》时写的《后记》里写道:文学作品“描写刻划‘社会的恶’,……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有助于改变‘社会的恶’”。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对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怎样创造和创造什么样的中国新文学,瞿秋白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当时,一些朋友主张只从事文学创作或翻译活动,不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瞿秋白不赞成朋友们的这种脱离政治的倾向。一次,他们在北京中央公园玩,谈到文学与社会问题。瞿秋白认为文学不是根本的首要的变革社会的手段。一个朋友问:根本问题在哪里?瞿秋白指着大家正在吃着的包子,幽默地答道:“根本问题在包子上面。”他主张文学工作必须从社会革命着眼。他说:“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中国现在的社会固然是不安极了,然而假使我们不觉着有改造的必要,本来可以不问不闻,假使我们觉着非改造不可,那么,新文学的发见随时随地都可以有。”②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页。

  瞿秋白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这次革命的巨大影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革命服务的。他说: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①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近的地方”②,例如“屠格涅夫所描写的乡村教育的简陋,果戈理所描写的俄国官吏的卑鄙龌龊,都是如此”③。瞿秋白赞扬果戈理是“俄国写实派的第一人”④,他的《仆御室》在对“下流社会”细致而又平淡的描写中,现出社会的真相;俄国社会的恶象,在中国同样存在。果戈理的名剧《巡按》,对俄国官场的怪现象刻划无遗,“于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还常常能与读者以一种道德上的感动。他的艺术所以能有价值,也就如此。”⑤

  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实在很需要这种文学”,“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⑥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3—5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页。

  ④⑤《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3卷,第13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⑥同上书,第1304—1305页。

  瞿秋白十分推崇俄国伟大作家普希金,说他的作品“艺术上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动读者,使作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①瞿秋白引用果戈理的话,指出:“现在时代,俄国文学家,没有一个人能出普希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人能称为民族的文学家。……普希金于俄国的天性,俄国的精神,俄国的文字,俄国的特质,表显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妙’,真象山光水色,反映于明镜之中。”②瞿秋白指出,中国实行文学革命,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意中国的民族特点。“中国现在所需的文学,似乎也不单是写实主义,也不单是新理想主义(此处专说现在人所介绍到中国来的),一两个空名词,三四篇直译文章所能尽的,所以不得不离一切主义,离一切死法子,去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文学,应当怎样去模仿,模仿什么样的,应当怎样去创造,创造什么样的,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受得着新文学的影响,受得着新文学的感动。”③对于果戈理评论普希金是“民族的文学家”,瞿秋白特别指出:“歌歌里的推崇普希金,固然是杜少陵之于王、杨、卢、骆,极其佩服,而流于过分的夸奖,可是应当注意他说的‘民族的文学’,国民性的表显,所以我更希望研究文学的人,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格外注意。”④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页。

  ④同上书,第543页。

  在文学译著上,瞿秋白的工作作风,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和朋友们翻译的作品,事先都经过认真研究。他自己译的,总要仔细校订,反复修改,力求符合原意。朋友们译的作品,他有时帮助修改,有时请译者自己慎重校订。沈颖译了普希金的小说《驿站监察吏》,给瞿秋白看。瞿秋白很欣赏这篇小说,劝沈颖慎重修改后再发表。沈颖在这篇小说的后记中记下了这件事。

  朋友们之间在文学观方面,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截然不同。瞿秋白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沈颖不完全同意。他说瞿秋白是研究哲学的,对文学的意见不一定对。沈颖不懂得文学家的创作活动,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支配于文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任何哲学观点的文学家是不存在的。郑振铎热烈主张“文学为人生”。它比“为艺术而艺术”是一大进步,但他所为的人生仅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圈。瞿秋白和郑振铎有过多次争论,提出了“文学为谁的人生”以及从什么立场和思想出发来为人生服务的问题。他说:我们的人生很浮浅,劳动平民才有丰富的人生,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才是真正的痛苦。大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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