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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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不定实情是这样的：我母亲跑出去，回到姓刘的身边了。
当然她会这么干的，她打一开始就喜欢他。她在电影院里碰到那个男人以后失踪的，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刘。他们在商量怎么碰头，她怎么逃走，说不定她当时正在干这些事。
也许她在思考的时候也成了一个革命党。那天她把我带进城去，就是为了让我看看上海帝国主义的罪恶，把刘教她的那些东西再教给我──哪些东西太肮脏，太甜蜜，太罕见，大悲哀了。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要剪短头发的原因，她是要借此告诉我，她就像那个吊死在花轿里的姑娘，终于获得了自由。
但是后来我又想，要是她和那个姓刘的私奔了，那么她肯定还活着，她会为了我而回来的。我是她的心肝呀！她会到我的学校去看我，我上的就是她上过的那所学校。她会偷偷地坐小船到岛上来，躲在矮树丛后面。她会突然跳出来说，“我来带你回去，去见我的新丈夫。”
所以我又想，她肯定已经逃走了，因为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太悲伤了。也许她发现刘也死了。她读了那张从福州路上买来的报纸，说不定她早就买了这张报纸。她读到了他被枪杀的消息，他是在教更多的农民认字的时候被枪杀的。许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被枪杀的。突如其来的悲痛使她回想起他们很久前的爱情。当我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睡着的时候，她想到了这些。她为她的失去的爱情而哭泣。在我们去买娃娃鱼的时候，她被一种内疚感压倒了，她回想起她没有坚持住不吃娃娃鱼，没能坚持反对她那门没有爱情的婚事。在回家路上我在三轮车里睡着的时候，她为自己过着舒适的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一切是刘所痛恨和反对的──而感到羞耻。那天晚上，当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她恨透了自己，决定马上永远地洗净自己的耻辱。
于是，她剪下了自己的头发，明确表示她不会再回来了。她成了一个地下革命党人，她的上级命令她不要露面，她无条件地服从了──那就是她为什么不回来把我带走的原因。
但我转念又想：我母亲可不是那种能服从别人命令的人，她只服从她自己的内心。也许她是因为一意孤行而失踪的；也许是这么回事：她冲出大门，披头散发，不知往哪儿去。
有时我想我母亲剪掉头发可能出家当修女去了。正是她学校里的那些修女为我母亲祈祷，要她听从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这样的，当了修女后，就不能随心所欲了。
有时候我又觉得，是那个死去的二姨太在搞鬼，她很妒忌我母亲，是她的阴魂回来把我母亲勾走了。
有时我又想，就像大家都在说的那样，她一下子病倒了，然后就在同一天夜里死了，现在她就埋在崇明岛上。
现在我都搞不清哪个故事是真的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她离开的。这些故事全一样，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每个故事都是那么徘恻动人。我竭力想告诉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法挽回了，还是忘掉它吧。这就是我竭力想相信的。
可我不能这么想。我怎么忘得掉我母亲头发的颜色呢？我怎么能不希望再见到它呢？
当然在我心中，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我仍在思念她。我这辈子不知想了她多少次，永远都会这样。
在我心中有个小房间，这个房间里有个小姑娘，还只有六岁。她总是在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希望，超越理性的希望，她相信，门随时都会飞开，她母亲一定会进来。小姑娘心中的痛苦顿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现在她母亲正带着她飞举而上，翱翔在太空，欢笑，喊叫，喊叫，欢笑。“心肝，心肝！原来你在这里！”
第六章 花生的命运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我没有母亲来告诉我，该嫁谁，不该嫁谁。不像你，尽管有时母亲也帮不了女儿，不管是什么事。
还记得那位你以为离开他就活不了的男孩吗？他叫什么来着？伦迪。不记得了？他就是第一个引起你注意的那个男孩。有一次你还把他带到家里来吃饭。
我瞧见了，他一开口说话，你就笑，可你说话时，他怎么就不在意呢？你说，吃点东西吧，他没说，不，不，你先吃，你自己先吃点吧。他说，你家有啤酒吗？你当时很不好意思，你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后来我跟你说，要当心，要当心啊。你说，你在说什么呀？我说，这男人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其次才是你，说不定后来你的位置就被挪到第三、第四去了，到头来你什么也没有了。可你不信我的话，于是我说，你要是老对他说对不起，到头来你就会对不起你自己。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吗？“妈，你干吗老把事情往坏处想？”这不是把事情往坏处想！这是为我女儿着想，因为她还不会为自己着想。
后来你再也没提起过他的名字，可我知道你的心碎了。你心肠好，尽量自己弥合伤口，尽量不让我知道，所以我什么也没说，你也什么也没说。
我不会对你说“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类话，我的心也为你碎了，因为我知道好心会得到怎样的回报。我年轻的时候，心肠也很好，我不知道怎么看待文福这样的人，不知道想一想，这个男人会让我遭很多罪，这个男人会消磨我的天真无知。正是因为这个男人的缘故，我不得不老是警告我女儿，要当心，要当心。
我认识文福的时候，他已经和我的堂妹华珍好上了，她是新阿婶的女儿，我们都叫她“花生”，因为她人生得又矮又胖，活像花生壳里蹦出来的花生米。你明白吗，本该是她嫁给他的，到如今我还弄不明白，后来怎么成了我嫁给他。
那时，我住在崇明岛上的家里已经快十二年了。那些年里，我一次也没见着过我的父亲，连我被送到上海寄宿学校去的时候也没见到他。每次我回到我叔叔家，就得像个客人似的，从来不要这要那，只是等著有人想起我还需要些什么。
比方说吧，如果我需要一双新鞋子，我会一直等到有客人来的时候，大家都要到楼下去喝茶，老阿婶和新阿婶会轻松地闲聊几句，表明她们这辈子已经没什么要操劳要费心的了。我就抓住这机会让旧鞋子暴露在大家眼皮底下，我轻轻地敲敲脚，老阿婶常因此骂我，然后我就等着，让她和她的全家还有客人们都来瞧我的大脚趾伸出破洞，她的脸由白转红。
所以你瞧，我从来没觉得我是他们家里的人，可我又只认识这一家人。他们对我并不凶，真的不凶，可我知道他们不爱我，不像爱花生和我的堂兄弟那样：吃晚饭的时候，老阿婶和新阿婶会对花生说，“瞧，这是你爱吃的菜。”她们也会对那些小男孩说，“多吃点，多吃点，免得被风吹倒了。”可她们从不对我说这种话。她们只有在想骂我的时候才会注意我，不是骂我吃得太快了，就是骂我吃得太慢了。另外还有另眼相看的地方，我和花生从寄宿学校回来的时候，叔叔总要悄悄地给她一个小礼物──糖果啦、零钱啦、孔雀毛啦，而对我呢，他只会拍拍我的头，说声“雯雯，回来了”就完事了。我亲爸的弟弟，想不出更多的话来说。
当然，我很伤心，哪怕现在回想往事，我还很伤心。但我又怎么能抱怨呢？我只有强颜欢笑。我是一个名声不好的母亲生下来的，他们收留了我。按照他们的标准，他们待我已经够好了。他们没有待我凶一些的意思，一点也没有。说不定这就是我感到伤心的原因──他们一点也不在乎我。他们忘了，我没有母亲，一个能告诉我真正的感觉、真正的需要，能指引我满足期望的人。在这个家庭中，我学会了什么也不指望，却又满怀渴望。
有一年，一切全变了。那年过小年夜时我十八岁，而过大年夜时每人都要大一岁，所以按阳历或许是1937年，不管怎么说，是在抗战爆发前。
新年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唉，我们没有灶神，不像你杜姨婆那样。我们虽说是乡下人，但又不是那么老派的乡下人，当然，说不定佣人们有一个那样的神，我记不得了。不管怎样，我们还有另外求好运的方法，有些只是开开玩笑的，有些可是认真的。那一天，我又梦见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比什么好呢，我记不清了。我不想梦见赢了一百万，不像你炒股那样，我心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来点什么变化。也许我只是想不那么孤独一些，所以你瞧，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碰上了文福。
我们庆祝新年不像你今天在美国看到的那样，游行啦，放焰火啦，给孩子们压岁钱啦，一个劲地玩，玩，玩。那是一个思考的日子。
根据我们那儿的习惯，新年到来的时候，家里不能留下一丝旧年的灰尘，不能欠下一笔旧年的债务，连续三天每个人的嘴里不能吐出一个不好的字眼。正因为此我喜欢新年，不管怎么样，老阿婶也不能骂人。但是三天前可就不一样了，到处都听得到叫骂声。
新年前最后一个寒冷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花生和我已经能听到老阿婶命令佣人的声音：扫扫这儿，扫扫那儿，不要那样，要这样！
花生和我睡一张床，当然，我们的被窝是分开的。哪像你现在在美国，我们可没有那么多毯子和床单，而是把什么东西都堆在身上。
我们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一团，就像两个蚕茧，可暖和啦。
那天早上，花生把她的被子拉过去蒙在头上，想再睡一觉，但这时我们听见新阿婶在喊，“花生，你这个懒丫头，你在哪儿？”
你可明白，她干吗只叫花生，而不叫我？她对我可没那么好，让我睡大觉。她是想让她女儿早点起来整理屋子，以便花生有朝一日知道怎样当一个合格的太太。新阿婶才不会想到我也应该学学这些本领呢。但我都看仔细了，没人教我怎么干，我也能学着做。
我知道怎么把棉被抽出来，怎么拍打，才能把被套洗干净，不留下一点污迹。桌子腿要用油上下来回擦拭，木头才会光亮如新，不会油腻腻的。每件东西都得从墙边拖出来──箱柜啦，大衣橱啦──这样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灰尘、蜘蛛网和老鼠拖来的脏东西。我也听到了怎么责备佣人，新阿婶老这么说：“你说都弄干净了，怎么还那么脏？”
然后我就去看老阿婶在灶房间干什么，她正在吩咐厨师切更多的肉和菜，然后她检查所有她提供的原料。她掂掂花生油瓶、酱油瓶和醋瓶的分量，一个个嗅过来。她数数养在木盆里的鱼、关在笼子里的鸡鸭。她用筷子戳戳拌有枣泥的糯米糕，看看蒸的时间够不够。她责备厨师的帮手让肉汁汤里漂的猪油太多了，责备另一个切鱿鱼的方法不对：“傻丫头！鱿鱼炒起来要卷成一团才会有运气，你怎么切得像一条条的布条，要背运的。”
我为了我的未来学着这一切。咳，你长大后，我竭力教你学做这一切。可你从来不听，你说，“太没意思了。太麻烦了。我宁可去吃麦克唐纳的汉堡包。”是的，你是这么说的。你可明白我干吗那么想学？打我年轻时起，我就已经知道一切东西都必须看上去漂亮，尝起来可口，要好得名副其实。只有这样，才能持久，满足你的口味，让你以后回味无穷。
那天还发生了什么事？哦，我想起来了，每个人都有事干，不光是佣人。我得把家里的衣服整理完。我已经理了一个星期了，修修补补，把那些会带来坏运的标志弄掉──松开的线脚啦、破掉的小洞啦、裂开的地方啦、丢掉的纽襻和扣子啦。那天早上，我得赶紧把这些活儿干完，才能和花生到市场去买东西。
前一天晚上，新阿婶给了不少钱，叫我们到市场专开的摊头去买新年礼物。我比花生大一岁，但小婶婶没把钱交到我手中，而是一五一十地数给她的女儿。当然，花生应该分一点钱给我，即使新阿婶没说，花生也应该这么做。可我料到花生会怎么着，她会很快把钱花光，满足她自己的欲望，要不她就会把钱紧紧地捏在手中，到头来弄得我只得不好意思地提醒她。
“你们俩，早点把事做完，就可以去了。”小婶婶说，“可别忘了，省着点，别乱花钱。”这就是说，我们得跟店主讨价还价。“别让你弟弟吃太多的糖。”这就是说，我们还得把十岁的小功和十一岁的小高也带去。
我把手上的活计带到外面，以为我能坐在屋子门口一条安静的长凳上，梦想我的秘密的愿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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