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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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第一次与张之洞会见
5 第一次与张之洞会见 2月5日，在他的衙门里，我会见了张之洞。梁敦彦先生——留美归国学生，当时是总督下面的外事局的首脑 ——是除我和总督外，唯一参加会见的人。那一天不仅是中国的新年（正月十一日），而且也是衙门的节日，因而有一些进进出出的仆人没有戴帽子。院子里很静，就像我们英国的礼拜天。 在督署的会客室里等了半个小时之后，梁先生身着便装走了进来，告诉我总督正忙，问我要跟总督说些什么。我回答说，我想跟总督当面交流，以免由别人转达造成任何误解。于是我们两个就战争问题谈了起来。他告诉我威海卫失守了，消息是在我动身来南京后到达上海的。他还使我确认了以前在武昌和天津时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大多是派往国外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又转向中国方式，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西方文明失败的方面，并且拿中国文明的优越性相比较。像辜鸿铭，非常挑剔，处在一种经验上很不成熟的状态中。他告诉我，中国人认为欧洲人是在嘲笑他们的无助，不会帮助他们的。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梁先生被总督叫进去了。不一会儿，他戴着他的官帽走了出来，请我去见总督。此时已是一点半多了。我一到内院，总督便走到门外来迎接。他穿着长袍，还戴着御寒的兜帽。按照中国的礼仪，我先向他鞠躬，然后走进屋内，为他在前一年向广学会捐赠三千两银子的义举再次表示感谢。 然后开始谈话，我讲了一下几点：除非立即达成和谈，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彻底的改革以教育为基础（对此，总督毫不迟疑地表示赞同，打断我的话发表他的看法）；对任何政府来说，它的意义就是它使人民生存下去，并摆脱贫困和苦难的能力（对此，总督表现得很严肃，仿佛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新理念）；上帝命令中国变法维新，倘若中国对此无所用心，上帝将让其它民族改革中国，就像在印度、埃及等国所发生的那样。 在回答我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日本何以非理性地打破原来的和平，并说：中国永远不会屈服，日本将耗尽国力，就像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那样。他一直在重复我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看来这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最后，他问——以一种似乎已无计可施的表情——如何实现和平呢？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西方各国也坐视不管。我回答说，如果他主持和谈，并且像在其它事情上那样努力为之，他就能够使北京的大臣们统一意见，在他所控制的南方八省贯彻他的主张，并利用他的影响取得其它省份的支持。听了这些，他面露微笑，显然对他的恭维使他感到惬意。于是我把话题进一步引到原打算讲的道理上。我说，既然上天使他身居显要，就为他赋予了从未有过的崇高使命；他应当起来倡导和谈，为下一步的改革开辟道路。 他对我为中国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说，如果可能的话，应当通过我的书，在50个左右的高级官员中间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其它各级官员会跟上来的。他承认，任何国家要繁荣昌盛都必须进行改革，但他又加上一句，说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原则，不容改变。即将告辞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急着回上海，什么时候再来看他。然后他请我喝茶，戴上镶红宝石的顶戴和兜帽。见状，我赶紧请他不要出去了，因为外面很冷。于是他让梁先生送我上轿。 前一天晚上；由于寒冷——实际上等于睡在露天里，我睡得很少。这天晚上，发现总督的头脑已受到震动之后，我同样没睡好，部分是因为冷，部分是因为我在反复思考拯救可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方案。凌晨时候，我把心里形成的方案写了下来： ⑴在一定年限之内，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 ⑵这个外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 ⑶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 ⑷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爵位； ⑸期限结束之时，外国政府把属于中国的一切资产和负债转交中国政府。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张之洞的第二次会见
6 与张之洞的第二次会见 回到上海不及一个礼拜，我正在煞费苦心的细化自己的方案，收到了张之洞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动身前往南京，再交流一次，旅行费用由他支付。2月16日，我又回到了南京。梁先生告诉我，总督将在第二天上午8：30接见我。趁此机会，我把关于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方案的大纲送给了梁先生，好让他先跟总督提一下，以便总督有充裕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会见时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批评。第二天，按约定地时间到达总督衙门时，我不得不同其他官员 一起等候。在那儿，我见到了一位戴蓝宝石顶官帽的官员，姓于，他说他籍贯永庆（），在山东待过，现在扬州，在洋务局任职已多年了。接着一个红宝石顶戴的官员走了进来。他是前驻英公使郭松焘的侄子。他说，中国正处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何去何从。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南京水师学堂的。他提到新疆专员是他的朋友。还问到傅兰雅博士。随后来了一个水晶顶戴的，说他认识麦肯西博士。接着又进来一位红宝石顶戴的。他一进门，所有人都站起来行礼；我跟着照做了。见过礼后，他在一把最高的椅子上坐下，招呼大家就座。他姓菊（），是总督府的司库，负责总督所辖各行政区长官的选任。 11点，梁先生进来了，并且拿过我的表看了看。我问梁先生，我是不是正好在约定的8：30到达的。他回答说，总督本来希望我早点来，但现在他正在花园里，心情不好，不愿被打搅。于是利用这段时间，我和他又谈起了中国生死攸关的局势和我提出的治疗方案，以便他更清楚地理解我来南京将要向总督提出的建议。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梁告诉我说，总督最得意的方案是派遣年轻的皇室成员赴国外留学。我问是不是他建议派遣20－30岁之间的，他回答说总督希望派遣更年轻一些的到国外接受教育。我说，那将使改革耽误得太久。第一批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应当是那些几年后掌握高层权力的人，否则将错过改革的机会。 这当口，有人进来传话，说总督召见。总督不像我第一次拜访时那样友好，看起来似乎脸上有一团阴云。见面的寒暄过后，他问我要提供的“妙法”是什么。我马上讲了三点。 在答复我的建议时，总督声明，他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但赞成在不超过10年的某个时期内，以某个国家结成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为此可以给予某些商业上的优惠条件，如增开通商口岸，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引进工业的收益权等，但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其它国家的忌妒。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7 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回到上海不久，正碰上张荫桓 于赴日途中在上海暂住。他是作为首席和谈公使去探询日本政府的和谈条件的。感到有必要同他见个面，我把自己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连同我为此书写的绪言，派人送给了他，表示希望他能读一读，并问我是否可以登门拜访。他给了答复，约定2月28日见面。谈话过程中，我首先强调了中国面临的危险： ⑴来于外国的危险：来于法国，来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 ⑵来于她的官员和民众的无知，无知导致了迷信、腐败和贫困； ⑶来于她的人口无法增多这种现状，这将招致列强的瓜分，就像他们在非洲所做的那样。 接着我提出了中国扭转颓势的办法： ⑴派出两位亲王担任对日议和全权代表，有限考虑金钱补偿而不是其它方面的要求； ⑵与一个强大的国家结盟，以推进有益的改革； ⑶大清皇帝应每日召见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每一位督抚都以同样的方式聘用外国专家； ⑷中国应联络列强，成立世界仲裁法庭，以消弭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 随后我详细表述了自己关于与某个大国结盟的方案（前面已提到）。对此，他的回应是：“俄国是一个让其它国家都害怕的国家”；但谈到英国时，他认为英国是最可信赖的。我指出，与所有强势国家结盟是致命的错误。 这位和谈公使是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的： 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可怕的、无可救药的； ⑵把任何改革方案摆在朝廷面前都毫无用处； ⑶本人曾提出派皇室成员出国考察的方案，但却被劝告不要把建议提交朝廷，因为那只会削弱我的影响力； ⑷官员之间以各种罪名相互攻击，但上边从来不调查一下谁是谁非； ⑸铁路会使中国受益非浅，战争期间可以轻松地把兵力运送到任何地方； ⑹恭亲王不敢去日本，但日本人会因此感到高兴的； ⑺日本只是表面上强盛，实际并非如此； ⑻中国派往国外的使臣，极少合格的观察者； ⑼如果李提摩太先生有什么方案，我很高兴见识见识（于是我把拟定的方案呈给他，见下文）； ⑽对于你提到的改革方案，十有八九我赞同。为你创发的这些改革措施表示衷心感谢，但现在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 当我说还有十多天的时间可供转圜时，他回答： ⑾中国已同列强建立了盟约，但现在全都袖手旁观； ⑿在国外，本人受到了各国政府优厚的接待，想到外国公使在北京得到的待遇，感到惭愧得很。 当我提到应大力诱导改革时，他说： ⒀不经过巨大的、激烈的变动，在北京什么事也干不成。 看来，对当今朝廷的失望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读了我送的书，看到了我提到的一下两点： ⑴我把日本进步的原因归于她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基本原则； ⑵我指出了中国由贫穷转富强的途径。 但对于立即实施我所提到的任何措施，他都不抱有什么希望，因为在同日本达成和平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会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讨论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 8 第三次会见张之洞 5月份，我又去南京拜访了张之洞，为的是呈交进一步改革的方案。利用这个机会，我请他为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写了一篇序言。在归途的船上，我碰到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看到书后，他自告奋勇要为我写一篇序。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同时想到他的父亲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谈话中，他提到了由于民众的贫困，不能筹集更多的税款或者发行更多的公债。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张之洞没有把任何税款留在自己手里，同时他强调说，张非常专制，会把当铺、盐商和其它人的积蓄劫夺得一干二净。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上书委员会（图）
1 上书委员会 1890年，在上海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在论文中呼吁关注政府传播的对基督教的敌意，建议就此事向皇帝上书。结果成了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成员有林乐知博士、阿什莫尔（）博士、布劳格特（）博士、约翰（）博士、穆尔（）主教、沃瑞（）博士，还有我。我们被责成起草一份请愿书，以表明基督教会来中国的真正目的，并要求保障宗教自由。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拟定了一份很长的稿子，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送上去。然而，1895年，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我们委员会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 2 对基督徒的迫害 不幸的是，我在1890年的大会上所做的预言：我们正处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的边缘，被事实证明是太正确了。1892年，在芜湖以及整个长江流域，爆发了反对传教士的动乱，而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仍然对基督教怀有敌意。通过在的报纸上——日报和周报同时——大量登载对传教士有利的声明，并且强调传教士在赈灾和医药方面所做的种种善事，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去影响人们，但长江流域的迫害活动仍然在继续着。 1893年，两位瑞士传教士在离汉口不远的宋埠遭到残酷攻击。他们爬上房顶，想从其它房子的顶上逃走，但还是被逮住了，像逮老鼠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