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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

译林 2007年第6期-第65节

小说: 译林 2007年第6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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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您的这种说法会激起女权主义者的愤怒。 
  莱辛:我认为女权主义对我没什么用处。《金色笔记》一出版便成了妇女研究的一部分,这使得男人厌恶这本书,这对我并没什么好处。 
  20世纪60年代曾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位知识女性,因厌倦了家务,对着一个啤酒桶默默哭泣,我差点就变成漫画中的这位妇女。所以,我觉得《金色笔记》是一种全新的经历:你可以将从未有人表述过的东西写进去——比如:生活与性、母性与情感等。那个时候还是传统盛行的年代,人们觉得有些事情最好还是不要说出来。《金色笔记》的出版可以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至今我还记得。一年之后,拉金说出了“性交开始”这样的言论。 
  我不是个固守传统的人。60年代是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时代,她可是个极重传统的人。 
  [莱辛出生于波斯(现称伊朗),6岁时,全家迁居非洲罗德西亚(现称津巴布韦)。因父亲生病,生活困苦,母亲对生活产生不满。14岁时,莱辛辍学做了保姆,不久开始在南非的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19岁时,莱辛结了婚,生下两个孩子。离异后,莱辛嫁给了带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戈特弗里德,这次婚姻最终以离异而告终。1949年,莱辛将两个年长的孩子留给他们的父亲,自己带着小儿子和她第一部小说的手稿来到伦敦。一年后,莱辛带到英国的手稿《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1950)出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我父母是大英帝国的忠实拥护者,是骨子里渗透着传统的英国人,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所接受的全部教育就是阅读英国文学,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我觉得上大学害了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学过英语的作家。他们的才能受到了抑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损失。我刚到伦敦时,整个社会充满了求知欲,人们就一切事物进行争辩。每个人都在讲政治,每个人都在看书,并且看了各种各样的书,我记得激烈的辩论总是随时发生。我所写的就是那个时代人们谈论的大众话题,女权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是个共产党人,你就会不自觉地讨论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这是个一直都在被谈论的话题,你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辩论是何等地激烈。就连给戈特弗里德倒一杯茶,我都会问:为什么不是他给我倒茶呢? 
  曼:《金色笔记》出版后,这种争论在我读来还是变革性的。 
  莱辛:问题是,现实中女人在谈论男人,实际上她们一直在谈论男人。我这一辈子总是亲耳听到女人在谈论男人、男人在谈论女人。在一个农场里,男人说,女人是多么糟糕,说她们如何无法承担生活的重担,而女人呢,其实也一直在谈论男人。只不过当我把这种谈论落实到纸上之后,人们却认为是惊世骇俗的。 
  曼:我知道您还写过几个剧本。 
  莱辛:其实剧本创作是我的最爱,但我不是一个好剧作家,我用词太多了。好的剧作家总是能为当地剧团开启幕布,比如哈罗德·品特。 
  曼:20世纪70年代末期,您开始写科幻小说,您自己认为这类作品与现实密切相关,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仍属于故事领域。但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些故事是发人深省的警告。 
  莱辛:全球变暖、星球未来这类的话题一直是我关注并思索的题材。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令人不寒而栗,但并非新生事物。科学家们一直在谈论人类对世界的影响,不过,对政治家来说这些可能还是新话题。 
  曼:在对您的作品进行学术研究时,部分学者抱怨您从现实主义作品转向科幻作品来得“太迅速、令人难以预料”。 
  莱辛:我一向喜欢科幻小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都看科幻小说,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在看。 
  曼:您有没有留意过人机交互的网上世界? 
  莱辛:我不会用计算机,虽然从理论上说我应该用,但那种蹲在那儿的机器总是出些小毛病。我曾用过一台,当时我朋友的办公室里淘汰了一台计算机,我对他说:给我用吧。以前,我曾以打字谋生,现在我有自己的打字员,全靠他能把我书写潦草的稿子整理出来。 
  曼:您是不是又在计划写下一本书? 
  莱辛:是的,刚开始写。但我跟自己说,好了,现在是最后一本了。 
  曼:您以前也说过这话吗? 
  莱辛:不,以前从未说过。不过,我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写书也是,一种艰辛的苦力——我如此自愿地写书,简直是太荒唐了。但我确实已经开始写一本新书,我想写写我的父母。我父母都是了不起的人,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不幸地是,他们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毁了,战争完全毁了他们的生活,在我父亲身上尤为明显,在我母亲身上稍好一些。如果没有一战的灾难,我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我很想写一写。战争压在我的心头,像是一场噩梦一样,因此写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我的想法是: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 
  曼:您是通过写作体验自己的想法,还是表达自己的想法? 
  莱辛: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会惊奇地发现:有些东西是超乎自己想象的。 
  曼:您下笔的时候就知道结尾吗? 
  莱辛:哦,这可不一定。我写上本书的时候,本来已经构思好了紧凑的故事情节,让我没想到的是,其中的一个人物自己蹦出来了,这可是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他把整个故事情节都破坏了,突然之间,他控制着整本书,我该怎么办?整个故事都走样了,然后我就想故事本来应该是这样发展的,这才找回了原来的故事结构。 
  曼: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必须舍弃一些已经构思好的东西? 
  莱辛:哦,是的,经常有。谢天谢地,我总能将它们撕成碎片,不受它们的影响。 
  曼:您平常写日记吗? 
  莱辛:是的。谁想要,我就留给谁吧。 
  曼:您的两本自传才写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 
  莱辛:这个有点难度。60年代,我像大地母亲一样为人所熟知,我的屋子里总是挤满了14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已人近中年、有些已是知名人士,所以那本书我不可能接着写下去了。我写了《最甜的梦》(The Sweetest Dream,2001),在那本书里有60年代的风情,但我把一些真实的人物剔除出去了。 
  [从那时起所发表的自传性作品,不论是纪实体还是小说体,都没有涉及到莱辛的个人生活。有些作品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展现了有关莱辛的一切,其实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信息。] 
  曼:曾有人未经您的授权写过一本您的传记。 
  莱辛:哦,那个人确实不好对付。那位女士想当然地以为,我很乐意由她来写我的传记,她已经跟出版商签了合同。她脑子里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会不同意。没办法,我就跟她说,等着吧,我会跟我的朋友说不要配合。接下来,她就走访了很多地方,找到了很多人,有的我只见过一次,有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些人向她提供了我的各种信息。这本书里的东西极不准确,她也根本不关心这个。 
  曼:网上还有一个您的个人网站。 
  莱辛:是由我早期的一个书迷管理的,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这个网站做得很棒,有些过奖之处。我一般不看,因为我知道那会令自己陷入无休止的争议之中。有很多东西,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仍在变。事实上,我觉得自己从未对任何东西保持一贯的看法。 
  (邹咏梅:山东警察学院,邮编:250014) 
   



桑塔格传(节选)
[美国]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著 姚君伟/译 

  卡尔·罗利森(Carl Rollyson)是美国桑塔格研究专家,主要著作包括《桑塔格传》(与夫人莉萨·帕多克合著,2000)、《阅读桑塔格》(2001)、《女性偶像:从梦露到桑塔格》(2005)等。此处节选的是《桑塔格传》第六章。 
  ——译者 
   
  桑塔格回国,里夫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时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讲师。1950年12月,桑塔格在该校读大二时在课堂里与他认识,10天后两人结婚,里夫28岁,桑塔格17岁。桑塔格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毕业后,在全美大学妇女联合会的资助下,赴牛津大学做研究,撰写博士论文。1958年年底回国时,论文未完成。到机场去接。他们拥抱。他们朝车子走过去。他车子尚未发动起来,她便提出了离婚。他们坐着,他们哭了。结束了。 
  里夫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是个比较极端的人,表现得就像柯尔律治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诗人、评论家,作品有《古舟子咏》等。笔下对参加婚礼的宾客述说着自己的痛苦的古舟子。他的心似乎在滴血。哈佛大学丹尼尔·阿伦教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安慰他这位同事。里夫在他的论著——《弗洛伊德:道德家的心灵》——几次再版中,都把桑塔格的名字从鸣谢名单中画掉了。 
  桑塔格26岁时从里夫父母手上要回了6岁大的大卫,1959年元旦带他抵达纽约。她记得,当时他们仅有2只箱子和70美元。“我激动万分。我就像《三姐妹》中渴望去莫斯科的艾琳娜一样,心里能想的就是纽约!纽约!” 
  在欧洲,桑塔格的博士论文没写多少。她向资助者全美大学妇女联合会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感谢联合会对她的研究多年的支持,“对我来讲,这是很有价值的一年,或许是我学术生涯中最珍贵的一年”;同时,也感谢她们对女学者的支持。她的博士论文“断了的线头得回过头去接上”。她说要很快写完博士论文,可她终究没能完成。 
  独自一人,桑塔格得马上找个栖身之处(她在韦斯滕德街350号1栋2居室小公寓住下),还得找份工作。开始的半年,她在《评论杂志》找到一个编辑的职位,生活得以支撑下来。她脑子聪明,长相漂亮,给那里的一位叫马丁·格林伯格的编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格林伯格也清楚,对桑塔格而言,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活儿,她很快就要写作,动笔写小说处女作。有一次,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来编辑部访问,格林伯格把桑塔格指给他看。克雷默一眼望过去,看到一个非常迷人的年轻女郎身穿居家棉布衣衫,就是他母亲穿着洗碗的那种。单调却别有风韵。尽管《评论杂志》的编辑的衣着并不时尚,但穿得还算讲究,而这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却穿便装。克雷默说:“这多少有点儿矫情。” 
  从一开始,桑塔格就做着许多有志青年作家在纽约做的事情。她在“所有的派对、乱七八糟的派对”上游弋,寻找新面孔。偶尔,理查德·霍华德会陪她去。霍华德是一位集法国文学爱好者、翻译家、诗人、评论家于一身的人,是一个在文学界玩弄权术、追名逐利之徒。他也是个同性恋,有着杜鲁门·卡波特那样的对竞争作出估计的能力。你还别说,罗伯特·吉拉德真拍到过他像卡波特那样疲惫不堪的照片:霍华德四仰八叉,一只纽约的文学猫,看上去却要比卡波特凶猛,他似乎不那么挑逗,却更狡猾,也更有自控力。 
  对桑塔格来说,在纽约的头一年半是充满活力的,也是可怕的。她以《希波赖特之梦》为书名的小说进展迅速;她逐渐结识了许多纽约文人;她像其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在大都市穿街走巷,探幽寻胜。她得为大卫整个家,她得拼命干活,养活儿子。她不愿从里夫那里接受什么孩子抚养费或离婚赡养费,尽管根据加州社区财产法,她有权得到这两笔钱;她是在加州向当时在斯坦福的里夫提出离婚诉讼的。她的律师对她讲,他还从未碰到过一个代理人会放弃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桑塔格在发表独立宣言,她决心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1959—1960学年,桑塔格在位于布朗克斯维尔的萨拉·劳伦斯学院和城市学院找到了工作,教哲学。正如西蒙·克莱因——她在康涅狄克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位朋友——所注意到的,这种折磨人的生活让她时不时形容憔悴。但是,克莱因倒不妨引用阿尔弗雷德·切斯特说过的一句话:“试图找到路,找到自己的路,吃点苦也甜。” 
  为了得到指点,桑塔格找到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桑塔格在巴黎的好友。和哈丽雅特·索姆斯桑塔格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好友,在巴黎重逢后,结伴周游欧洲各国。。阿尔弗雷德1959年2月已从巴黎回到纽约,哈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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