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煮酒侃三国-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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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中对于农民起义的态度是肯定的。在丘先生的《三国演义纵横谈》中的“有志图王者罗贯中”一文中，丘先生写到：“他与起义军有过一段血肉相连的生活，使他对农民起义的性质和作用有较为正确的认识。他创作的《隋唐志传》，热情地歌颂了程咬金、秦叔宝等瓦岗寨的英雄。在《隋谈唐五代史演义》中？？？？？？（对于黄巢的刻划）更是写的悲壮动人。他（罗贯中）对农民起义是肯定的。对农民起义采取如此鲜明的态度，在我国古典作家中，并不多见）。既然如此，为何又说把周仓写成一个黄巾余部是为了要“以周仓为榜样，不要造反，纵然委身于绿林，改邪归正后，还可以不朽于人世”呢？岂不是自相矛盾？如果说毛宗岗的点评是丘先生所言的原因，倒是比较有道理的，但对于罗贯中却不是如此。从《三国演义》分析，罗贯中对农民起义的确是肯定的，因此，把周仓写成一个黄巾余部出身不应该认为是劝说世人不要造反，而是要提醒读者：在农民起义的参加者中，到处都有象周仓这样的忠义之士，并通过对周仓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反驳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及起义将领的污蔑，罗贯中用他的特殊方式在对农民起义及起义将领进行颂扬。这样理解显得更加合乎逻辑。同时，罗贯中延续了之前民间艺人和戏曲家对周仓形象塑造的精华，仍然把周仓这个黄巾余部放在“千古忠义”的关羽身边，不但符合国人常说的“一个好汉三个帮”的传统观念，而且有其深意的。关羽原本的出身就不好，不属于官宦之家，是一个平民英雄，而周仓则是因为深受统治阶级压迫参加农民起义进而落草为寇的劳苦大众，两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憧憬和向往。这样理解罗贯中此举的目的，显得更加有情理。
周仓投奔关羽以后，参与了关羽历经的围绕荆州发生的斗争。第六十六回的“单刀会”中，周仓与关羽配合默契，智斗鲁肃。在关羽被鲁肃出言反驳、形势危急的时候，周仓挺身而出，与关羽合奏了一曲英雄的赞歌：
云长未及回答，周仓在阶下厉声言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云长变色而起，夺周仓所捧大刀，立于庭中，目视周仓而叱曰：“此国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仓会意，先到岸口，把红旗一招。关平船如箭发，奔过江东来。云长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鲁肃手，佯推醉曰：“公今请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伤故旧之情。他日令人请公到荆州赴会，另作商议。”鲁肃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吕蒙、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见云长手提大刀，亲握鲁肃，恐肃被伤，遂不敢动。云长到船边，却才放手，早立于船首，与鲁肃作别。肃如痴似呆，看关公船已乘风而去。后人有诗赞关公曰：“藐视吴臣若小儿，单刀赴会敢平欺。当年一段英雄气，尤胜相如在渑池。”云长自回荆州。
罗贯中对周仓的描述虽然不多，但是对人物的刻划却是非常成功的。象“单刀赴会”一节，篇幅虽短，但大开大阖、气势磅礴，即突出了关羽的英雄气概，又衬托出周仓的临危不乱、急中生智，可谓一举两得，相得益彰，属神来之笔！比之《三国志平话》中的周仓，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关羽兵败而亡时，罗贯中也没有忘记对周仓这一人物形象进行进一步的塑造：
却说王甫在麦城中，骨颤肉惊，乃问周仓曰：“昨夜梦见主公浑身血汙，立于前；急问之，忽然惊觉。不知主何吉凶？”正说间，忽报吴兵在城下，将关公父子首级招安。王甫、周仓大惊，急登城视之，果关公父子首级也。王甫大叫一声，堕城而死。周仓自刎而亡。
罗贯中对周仓结局短短的描述，也完成了周仓最后的壮举。通过罗贯中的刻划，我们对周仓这个黄巾余部的印象更加深刻：好一个忠义之士！
三种打督邮 三种意境
说到三国里的这个督邮，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不过，打督邮的故事在一千年来却有着三种不同的版本。而从这三种不同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类型作品中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的构思和想法，也能够从中区分出历史面貌、民间面貌和文学面貌这三种对于历史事件描述方式的区别和延续性。
打督邮的故事最早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先主传》：“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这也就是打督邮的原始版本。为什么被打呢？陈寿没有写。而当时的另一部历史著作—三国魏人鱼豢的《典略》中却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鱼豢的《典略》，不过以陈寿在西晋官居著作郎的身份，也是极有可能接触到相关的资料和记载的，但对于刘备打督邮这一历史事件，在自己尚未弄清刘备打督邮的来龙去脉之前，陈寿只是简单的将其记录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而没有指出缘由。作为严谨的史学家的态度略见一斑。（当然，也就因为陈寿的严谨，对于一些似是而非资料的弃之不用，以至《三国志》的记载太过简单，给后世进行研究和分析造成了诸多不便。裴松之对于陈寿“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
如果说陈寿对于打督邮的记载体现出的是严谨的话，这段历史材料到了后来的民间艺人手里，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充分展现出民间艺人们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独特思维。集三国民间传说之大成的元代《三国志平话》就体现出这一特点。首先，民间艺人们觉得打督邮的故事如果按照史实放在刘备身上的话，不符合作为以仁义著称的刘备形象，而放在已经被他们认定的莽汉张飞身上更加合适，所以干脆就来了一个张冠李戴。请看《三国志平话》的故事设计：
朝廷发下使命督邮，姓崔名廉，御史台走马，前至定州馆驿内安下。大小众官来见使命，问使命有何公事。督邮曰：“为杀了本处太守，以此差我来问您众官人每，这里有县尉么？”“县尉在门外，不敢便来见。”使命随叫县尉。
县尉引兵三百余人，内有关、张，左右随尉二十三人，来见使命。使命曰：“你是县尉？”刘备曰然。使命曰：“杀了太守是你么？”刘备曰：“太守在后堂中，明有灯烛，上宿者三五十人，杀太守二十余人，灯下走脱者，须认得是刘备。那不是刘备。”督邮怒曰：“往日段圭让被你弟张飞打了两个大牙，是你来！今日圣旨差我来问你杀太守之贼。前者参州违限，本合断罪，看众官面，不曾断你。因此挟仇，杀了太守。你休分说！”喝左右人拿下者。
傍有关、张大怒，各带刀走上厅来，唬众官各皆奔走，将使命拿住，剥了衣服。被张飞扶刘备交椅上坐，于厅前系马桩上将使命绑缚。张飞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有刘备、关、张众将军兵，都往太山落草。
痛快吧！整个一江湖好汉、草莽英雄！民间艺人可不管你历史上是怎么回事，怎么痛快就怎么说。你也不能说它不好。估计当时在市井街坊讲述这个打督邮故事时，听众们一定是掌声雷动，叫好不止，已经全然忘记了历史上打督邮的故事发生在刘备的身上了，也就更不会去理会最后刘、关、张去落草为寇的结局又是不是符合刘备的性格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民间面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
不过，民间传说始终是民间传说，终究难登大雅之堂。它还需要文学家们进行合理的加工和改造方能流传于世，，文学家们也需要吸取历史和民间传说的养分，又要加以甄别和分析，进行再创造。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延续性。很明显，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时候，就综合了史书《三国志》记载的故事和民间艺人们《三国志平话》的说法，创作出一个更加精彩而又合理的打督邮：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见五六十个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玄德惊问其故。飞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督邮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傍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督邮归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捕捉。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投刘恢。恢见玄德乃汉室宗亲，留匿在家不题。
在《三国演义》中，打督邮的还是张飞，但是没有了《三国志平话》中“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的血淋淋场面，又删除了落草为寇的不合理成分。从故事的编排到对人物的描述及合理性比《三国志平话》显然高出了一个档次。
我们仔细比较一下《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这三部作品关于这个故事描述的区别。《三国志》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史学家严谨和简略的历史面貌，《三国志平话》则体现出一种民间艺人对史料的延续和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民间面貌，而《三国演义》却又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家那种取之于历史、改之于传说、用之于作品的文学面貌。三种描述，真是各显风采、各尽其妙，三种打督邮 ，体现出来了三种意境，可谓妙哉！
论刘焉
益州牧刘焉，是一个在后汉末年时期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早年在朝廷身居高位，可突然之间又在权利的中心销声匿迹，跑到边远的益州做起了州牧；朝廷在全力剿灭早期道教分支…太平道组织的黄巾起义，他却和道教的另外一个分支…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和平共处，还私自给了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做；诸侯混战打的是热火朝天，他又躲在一边无声无息，静观其变；别人都在为争夺皇帝而勾心斗角，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断绝了与朝廷的联系，还做了千余辆皇帝使用规格的舆车；在有人弹劾他“阴图异计”的时候，他又和马腾上演了一出亲王剧。这一切与众不同的表现，不禁令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本文根据陈寿《三国志》及其它相关史料来对刘焉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
刘焉（？—公元194年），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皇族。年轻的时候在州郡为官，后来因为自己的皇家宗室的背景，被拜为中郎这样职位不高但身份特殊的小官。后来虽然因为自己的老师祝恬去世而辞官，但不久便受司徒府征召，先后担任过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等官职，最后当上了九卿之首—太常这样的高官。通过《三国志？刘焉传》的这段记载，我们发现刘焉的仕途之路和东汉末年的另外一位皇族后裔刘虞的经历差不多，从基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成为朝廷重臣。虽然不见刘焉在担任这些官职时的表现和评价，但从后来他那个著名的设立州伯（即州牧）的建议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上书给灵帝建议：“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