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9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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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诺姆打来电话说，他同他的指挥官们交谈过，需要再一次将进攻日期推迟到2月26日。他说，他掌握着最新天气预报，预计24日和25日天气恶劣，26日可能放晴。恶劣的天气无异于减少空中支援，而减少空中支援等于增加伤亡人数。我的处境好不尴尬。上次，切尼接受了我的建议。但是这一次我感到诺姆没有给我以充分令人信服的理由再去向切尼和总统请示，先是布默需要调动他的海军陆战队，转而海军陆战队需要更多的空中支援，现在又是天气恶劣，说不准下一次又是沙特军队未做好准备。我下一次又该怎样处理，推迟到28日？
“注意，”我对诺姆说，“10天前你告诉我是21日。然后你想改到24日。现在你又要求推迟到26日。我怎么向总统和国防部长交代？他们现在遇到了俄国人一个糟糕的和平建议，需要设法规避。你总得给我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推迟理由。
你不了解我现在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施瓦茨科普夫大发雷霆，大声吼着：“你给我讲的是政治理由，说明你不想劝阻总统去做军事上行不通的事！你懂吗？我的海军陆战队司令说我们需要等一等。我们谈的是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生命。”他说，即使别人谁也不关心他们，他必须关心他们。
好啊。我每一步都支持诺姆，我一方面挡开批评他的人，另一方面又减轻他的忧虑。我大声反驳说：“你不要拿这压我！你别想用不关心人的大帽子来压我！用不着你对我说我不关心他人生死！你这是干什么，在你的指挥官们面前装腔作势？”
施瓦茨科普夫说，他一个人在他的私人办公室内，并以不亚于我的火气喊道：“你是在压我只考虑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把我的军事判断搁置一边。我有很长时间这样认为了！”突然，他的语气一下子由愤慨转为绝望：“科林，我感到我的脑袋好像被钳子夹住了。也许我的脑袋要掉了。也许我正在丧失客观性。”
我深深吸了口气。我最不想干的事就是在战斗前夕把战场指挥员逼上疯狂的道路。“你没有失去客观性，”我说，“我们只是遇到了一个要解决的难题。我们这里人人都充分信任你。到头来，你知道我会把你的要求报上去的，事情还将按你的意见办。”结束谈话的时间该到了，要不我们之中谁又会再引发起大吵大嚷。
未过半小时，诺姆又打来电话，提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24日和25日的天气不会太坏，他说：“我们已准备就绪。”我们仍按原计划于24日开始地面进攻。
我不习惯穿着圆翻领毛线衫和运动衫在白宫露面，但是2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点半钟，我突然从家中被叫去开会。我来到总统的书房，总统说他刚从福特剧院回来，他在那里观看了一出好戏，是莱斯利·李的《黑鹰》，讲的是图斯克吉族飞行员的故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声名显赫的黑人战斗机飞行员。随后到来的是切尼，穿着夜小礼服，参加为丹麦女王举行的招待会的余兴未尽，精神抖擞。其他的人陆续来到，“八人帮”全齐了。我们得对戈尔巴乔夫即将到期的和平建议做出决定。俄国领导人当晚早些时候就此事给布什打来电话。总统的问题是如何对戈尔巴乔夫说“不”，而又不显得丢掉一个争取和平的机会。
“有两种选择，”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一是告诉俄国人别多嘴。二是取得更好的条件后加以接受。”
我看看切尼，他正坐在椅子的扶手上。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俄国人，而且痛恨看到他们利用世界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然后把一种解决方案的功劳归于自己，而这一方案可能是最糟糕的。他宁愿用武力把伊拉克人赶走。
我可以听得出总统讲话声音中日益加剧的苦恼。他说：“我不想接受这笔交易，但是我也不想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在他同我们走了这么远之后我不想亏待他。我们得找到一条出路。”
我举起了一个手指。总统转向我。“有何高见，科林？”
我说：“我们不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我指出，联合国要求萨达姆将军队于1月15日前全部撤出科威特，世界舆论支持联合国的截止日期。“所以我出个妙主意，让我们在戈氏建议中加进一个截止日期。譬如说，要求他们于星期六中午以前全部上路撤走。如果他们走，诺贝尔和平奖就归你戈尔巴乔夫先生。倘若如我所料，他们赖着不动，那么我们就开始迎头痛击。”
由于每个人好像都在深思这个主意，房间内鸦雀无声。
“怎么样？”总统问。除了切尼外，其他人很快表示同意。“你怎么看，迪克？”总统问。
切尼看上去好像备受谴责的样子。“我想没问题。”他说。
翌日上午10时40分，布什总统站在玫瑰园中面对着摄像机，板着面孔说：“联盟限萨达姆·侯赛因在星期六中午以前做他必须做的事，立即无条件地开始从科威特撤军。”
2月23日星期六中午，萨达姆没有接受俄国的撤军建
议，从而错过了最后的一线生机。翌日利雅得时间凌晨4时，在一片漆黑和寒雨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一个陆军坦克旅在前，沙特、埃及、科威特、叙利亚和阿拉伯其他国家部队紧跟其后，越过边界进入科威特。远在西线，第十八空降军开始进攻，以第八十二空降师及法国的一个轻型装甲师掩护左翼。第一○一空中突击师和第二十四机械化步兵师北上长驱直入伊拉克，向幼发拉底河谷挺进。在东西两线的这些部队之间，担任主攻的第七军和英国第一装甲师正严阵以待，一旦查明，助攻部队将伊拉克军队牵制在原地，就立即发起左勾拳进攻。地面战斗打响了。
由于心情太激动无法入睡，我就留在办公室接收汤姆·凯利和迈克·麦康纳尔发来的战报。我还观看有线新闻电视网的电视，以便了解其他人正在获得的情况。海军陆战队不仅牵制住了伊拉克部队，而且还突破了敌军防线并已经在向科威特城进军。突击通道已由海军陆战队的侦察分队开通。他们数天前冒着生命危险，匍匐通过带刺铁丝网，越过灌满原油的壕沟，为突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西线，巴里·麦卡弗里将军的第二十四步兵师于第一天突入伊拉克领土60英里。最初的穿插如此迅速和深入，它使施瓦茨科普夫能够将左勾拳的时间表提前15小时。在地面战斗的最初24小时内，被38天空中轰炸吓成了惊弓之鸟而又饥渴交迫、精疲力竭的1万名伊军缴械投降。仅加里·勒克将军指挥的第十八空降军就俘虏敌人3200名，而自己只有1人受伤。我军第一天的伤亡总数是8人阵亡，27人受伤。
到第二天上午为止，第一海军陆战师正在科威特城国际机场内及其周围战斗。海军陆战队不仅完成了牵制伊军的使命，到当天日落前，他们已包围了科威特城。科威特沿海的两栖登陆佯攻牵制了更多的伊拉克部队。第十八空降军已突入到伊拉克腹地。由弗雷德·弗兰克斯中将指挥的第七军扮演主要的战略角色，即从西向东实施侧翼突击，切断在科威特的伊军，特别是其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的退路，并将其歼灭。然而第七军推进的速度不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快。
在这一天里，我们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一枚苏制“飞毛腿”导弹落到宰赫兰附近的一座临时兵营里，炸死28名美军士兵。阵亡名单展示了我国现代军队的严酷现实，受害者中有几名女兵。
2月26日，即发起地面进攻的第三天，我在当地时间中午前后给施瓦茨科普夫去了个电话。我告诉他我痛恨事后批评战场指挥官，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第七军仍未完全投入战斗。“你不能责令弗雷德·弗兰克斯推进得更快些吗？”我问。施瓦茨科普夫本人已经在对弗兰克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正好乐得转达主席追加的压力。他很快给我传回话说，第七军最终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弗兰克斯的部队几乎全歼了共和国卫队的一个师，并且迫使另两个师溃退。
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沙特、埃及、科威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部队解放了科威特城。第十八空降军正在逼近幼发拉底河谷。我们的情报表明，位于交战地带的42个伊拉克师中，已有27个被歼灭或被击溃。我们俘虏了3．8万名伊军，而且更多的伊军还在不断缴械投降。我军的伤亡依然很小，但是本军的火力误伤给我们造成了令人不安的损失。不过，总体看来，伤亡数量甚至远远低于我们最为乐观的估计，这主要归功于我空军部队对伊拉克军连续不断的猛列轰炸。
战争开始前，我的一名参谋给了我一本由弗雷德·伊克尔所著的题为《每场战争总得有个结束》的书。我曾同伊克尔共过事，当时他是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而我是卡普·温伯格的军事助理。他的书的主题激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曾两度参加了一场似乎没有尽头和没有目的的战争。伊克尔写道，战争是一种需要极其全神贯注的事业，因此在战争开始后，政府可能会把结束它的事给忘了。正如他所述：
因此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即军事领导人在巧妙地规划其复杂的军事行动和协调复杂的机动作战的同时，却令人难以理解地认识不到，决定他们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国家利益的是战争结局，而不是战争中各次战役的结局。与此同时，资深政治家们可能不愿意将这些精心筹划的战役同结束战争的某些期确的主张联系起来……
作为例子，伊克尔提到了日本人精心设计的对珍珠港的袭击，这种设想的巧妙与日本人对如何结束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一事的极少考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克尔的看法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复印了一些主要章节并将它们分发给各军种参谋长、切尼和斯考克罗夫特。我们是在打一场目的有限和任务有限的有限战争，它的目的即将实现。我认为，负有责任的人们应该开始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
2月27日下午，奥蒂斯·皮尔逊驱车送我去白宫参加
“八人帮”的每日军事情况通报会。重型装甲防弹车卡迪拉克令人放心地紧贴路面前往，转过五角大楼巨大的停车场，开上27号大道经过纪念大桥，进入华盛顿。一路驱车前行途中，伊克尔书中的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战斗常常远远地超出了‘合理’推算指出的战争应当结束的那个点。”
早上，我已同施瓦茨科普夫谈过，我告诉他，我感到我们正在接近结束阶段。战俘快要达到7万之众。萨达姆已命令他的部队撤离科威特。最后一条主要出逃路线，即从科威特城伸向伊拉克巴士拉市的四车道公路，变成了我军飞行员的射击靶场。道路上挤满了出逃的士兵，到处杂乱地弃置着近1500辆被烧焦的军用和民用车辆残骸。记者将这条道路称做“死亡之路”。
我对诺姆说，我得尽快就停止战争的时间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出建议。我还补充指出，电视报道渐渐地认为我们在为了屠杀而进行屠杀。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事。”诺姆说。
我问他需要什么。“再给一天就成。”他回答。到那时，他就可以宣布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再能够对它的邻国构成威胁了。而且他补充道：“你想到没有，如果我们明晚停战，地面战斗将持续5天，可以叫做‘五日战争’，听起来怎么样？”
由于这比1967年以色列战胜阿拉伯国家的著名战争少一天，我说：“不坏，我没有意见。”
下午2时左右，我驱车进入通往白宫西翼的大门。奥蒂斯接我下车，把车停好，而且在我等候在休息室中时，小心翼翼地给我送来了一只大型黑皮地图箱。我上楼梯左转，经过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以避免穿行接待室。说不准会在那里遇到谁，从苏联大使到女童子军代表团都有可能。一名空军军官布鲁斯·考曼少校——总统的私人助理——帮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架好图架，图架面对着壁炉。
乔治·布什情绪乐观，精神轻松愉快。“八人帮”再加上斯考克罗夫特的中东问题专家理查德·哈斯，围坐在壁炉的前面，形成通常的U形。有人就总统把点火任务留给专门人员去管之事开了个玩笑。在数天前的一次情况通报会上，布什亲自点火，但没有打开烟道。椭圆形办公室顿时烟雾缭绕。报警铃响了。特工人员飞奔而来，把门打开，2月的刺骨寒风从玫瑰园中直往里灌。
这天上午，我打开激光指示棒的开关，开始描述战况：海军陆战队和哈立德亲王的阿拉伯部队在科威特城内，第七军正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