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传 作者:贝克-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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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十分崇敬，祝他百事如意，但这并不等于说不能开胡克纳的玩笑。他说：“只要内容可笑，不管什么事，什么人都可作为取笑的对象，就是自己的母亲也不例外。”
十一月份，他带着波比开车到彼格特去，在那里同波林和他另外两个孩子一起度过感恩节。行车途中，他又一次饱览美国乡村的自然景色。他向来是酷爱自然的。波比坐在车座位上打盹，厄内斯特边开车边遐思起来。他设想，车子到了什么地方就可看到成群的鹌鹑在田里觅食，车子开过去时，它们如何受惊飞走。他不知不觉陶醉于这个想象之中。蓦地，在他脑海里闪现一种观念。秋天意味着打猎和死亡。恰好就在不久前，他得悉他的叔父韦劳毕海明威医生在中国山西省行医，不幸身亡。时间正好是他父亲逝世四周年的前一个月。现在他和他儿子同坐在一辆车里。他想得很多。逐渐地一个以父子关系为中心的故事正在他脑子形成。
厄内斯特即将有一本书被拍成电影。巴拉蒙特影业公司将把他的《永别了，武器！》搬上银幕。领衔者海伦赫斯。其他主角盖里库伯和阿多尔夫·梅约。但厄内斯特并不为此感到高兴。特别当他看到剧本的喜剧式结尾——这和许多报纸上报导的差不多，和描述战争中的英雄主义以及拳坛上的冠军，不免感到闷闷不乐。他一到彼格特马上就写信给伯金斯，重新声明，他对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关于该书内容的宣传有意见。他写道：
海明威先生是个作家，他郑重声明：在战争末期，他曾随军在意大利呆过一段时间。他之所以去意大利，是因为当时呆在法国，处境更加危险。这是人所共知的事。
他在意大利的任务是开救护车抢运伤病员以及做其它零碎工作，从来没有过显赫的英雄行为。任何有识之士都知道，一个作家是不可能在拳击赛中打败一个中量级冠军的。当然，如果这个作家的名字刚好和拳王格恩坦尼的姓相吻合，那又另当别论。海明威先生感谢报界把他的事迹宣扬得那么动人，并把他的名字列入名人录，但他恳切地要求电影界的先生们切勿歪曲他个人的生活史。
厄内斯特在彼格特被一些舆论弄得心烦意乱，为了摆脱这种处境，圣诞节前他和伯金斯到外面打野鸡。每年在这个时候，成群的野鸡来到阿堪萨斯州稻田里觅食。厄内斯特买了二千三万发小子弹准备大干一番。他还租了一条有舱的小木船，停泊在白河边上。由于一阵寒潮的到来，气温突然下降，猎物稀少，伯金斯的兴趣便转到欣赏自然风景上面。“我在寒冷中呆呆地站了好几个小时，这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伯金斯后来写道，“大雪象白粉般不断地撒在陡峭的河岸上……我们站在岸边，静候着野鸡的到来。看着面前这条河使人想起反映南北战争的影片里河流。”这次出猎最使伯全斯难以忘怀的是，他听到河弯那边传来了一阵可怕的咔嚓咔嚓作响的爆裂声，接着河面上出现一只汽船。船顶有两个漏斗形烟囱正飘散出滚滚浓烟。对于海明威，这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但对于一个来自佛蒙特州的人来说，此情此景，仿佛置身于八、九十年前马克吐温时代的环境之中。
厄内斯特回到彼格特后，为了找个比较安静，能进行写作的地方，海明威一家住进普菲费住家后面一个重新修理过的谷仓里。一天，外面正刮着大风，海明威全家正在吃早饭，突然，由于烟囱破裂火焰外延导致房顶起火。当地的自愿救火队迅速地赶到现场把火扑灭。可是他的许多书和一些稿件却被水弄坏了。一位年轻的木匠奥托布鲁斯和一位青年印刷工劳德佩恩，主动协助他修补和烤干书稿。埃日拉庞德闻讯后从雷巴罗写信给海明威。他在信中写道：“哈！哈！老兄这回真够呛。你干嘛住在谷仓里？火怎么又没把你的全部稿子烧掉呢！”
庞德以前曾约厄内斯特给由福德马多克斯福特开办的“费斯特克里费特”刊物写稿。自从近日接到庞德的信以后，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个刊物主要是配合庞德将在一月份出版的《长诗三十首初稿》。福德在信中写道：“如果你能利用权威来压倒那些批评家的话，写长诗便是个妙法。”关于压制批评家的意见，厄内斯特在给对方的复信中是这样说的：
在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出生的诗人可以真诚老实地说，他们从未受过埃日拉庞德的影响，也没有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这样的诗人值得怜悯，而不应加以指责。
倒是出生在上述时期的散文小说作者，似乎不应该向詹姆斯佐斯学习，接受他的影响……庞德的伟作——如长诗三十首——将在文坛上永放光芒。
当海明威全家即将离开波格特的时候，不巧波比得了流感卧床不起。海明威给波比量体温，热度达到一百零二度，波比知道后吓坏了。他六神无主，甚至在他父亲给他念霍华德波尔写的《海盗》一书的某一精采片断时，波比也显得心不在焉。后来，海明威同普菲费家里一位爱尔兰的年轻姊妹出去打鹌鹑。回来后，他看到波比的一举一动仍不正常。原来波比的同学曾告诉他，人的体温一旦超过四十四度生命就有危险。他心想，现在他的体温已超过那个量度一倍多，肯定自己马上就会死去。当海明威向波比解释，体温表有两种——一种叫华氏，另一种叫摄氏，波比的紧张情绪才明显地缓和下来。这件事，虽然隔了好几年没有想到它，后来被海明威编成一个故事。
新年一过，海明威的三个孩子的健康情况都很好，于是波林便带着孩子们乘火车返回凯岛。厄内斯特自己开着福特牌越野车，先去罗诺克，再到弗基尼亚，把车子停放在车行里，然后乘火车前往纽约。汤姆沃尔弗当时正在那里。斯克里布纳杂志社特约的这两位大作家迄今未曾相见。这一次伯金斯特意安排，请他们共进午餐。专门拜访一位同业作家，在海明威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见面后，沃尔弗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的举止十分幼稚。他后来写信给伯金斯时说，他这样的天才人物就象儿童一样真实可靠。天才和儿童就其纯真的方面讲，恰似一对孪生兄弟。他认为，汤姆沃尔弗禀赋高，思想崇尚，学识渊博。他估计，伯金斯肯定指望汤姆沃尔弗今后写出更多的作品来。
在逗留纽约短短的两个星期中，厄内斯特还遇到一件不快的事。原来他的三妹卡露在弗罗里达温特派克罗林学院读书时有个男同学约翰卡德纳爱上了她。作为一家之长，海明威决心在卡露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期间保护她不受外界干扰影响她的学习。因此，当卡德纳登门请求海明威同意卡露与他结婚的时候，海明威不但断然拒绝，还正颜厉色地威胁他说，要是他再敢纠缠想娶他妹妹为妻，他就要打断他的脖子。不幸的是，这种虚张声势吓唬人的作法，结果适得其反。那年轻人在盛怒之下，买了去欧洲的船票，然后东渡前往维也纳。
在纽约期间，厄内斯特除了忙于同伯金斯和他的律师及代理人毛里斯史贝塞应酬业务外，他还抽出几天的时间同西德奈费兰克林交谈。由于海明威在《下午的死亡》一书的附记上歌颂了他，他现在简直变得目中无人了。海明威的反犹思想在其朋友西德奈·摩尔斯贝塞和书目提要编纂者科恩的影响下有了明显的改变。离开纽约的前一天，厄内斯特拜访了科恩。科恩征求他的意见，以快版形式出版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先生们，愿上帝赐给你们欢乐和幸福》。科恩对于一些评论家说了《下午的死亡》一书的坏话感到很恼怒，他自告奋勇要为海明威鸣不平。但海明威坚决表示，一切由他自己来对付。过了不久，他声称（但不是针对着科恩），他非常有兴趣办这种事，而且将奉陪到底，但他不希望那些友好支持他的人出面去做。
同一天，在科恩办事的地方——书屋，厄内斯特第一次见到了一个从宾夕法尼亚来的荷兰青年阿诺尔德·金格里奇。此人热衷于藏书，曾在十二月份写信给厄内斯特，请他在一本《下午的死亡》的书上签名留念。厄内斯特提醒他不要被评论家的批评所吓倒。他听了说：“啊，不会的，人们对你印象很不错。”即便他的评价还不能说是很高很高，但他是把写评论和写书弄混淆了。金格里奇正在负责编辑一个商业杂志《外观艺术》，总部设在芝加哥。他把厄内斯特看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并为他的会面交谈的时间太短促而惋惜。海明威告别了他，匆匆赶到火车站，坐上开往费基尼亚的火车。
海明威从罗诺克开车到杰克逊威尔，波林已先在那里等他。见面后他们便一起返回凯威斯特岛。诗人伊凡西普曼已准备当波比的导师。伊凡和过去在巴黎相比，没有多大的变化。仍是那样的懒懒散散，漫不经心，饱一餐饿一餐，写出许多不成熟的抒情诗，用他那平板无味的新英格兰口音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跑马的事。虽然他在生活上不时碰到困难，但他总可以从海明威那里及时得到帮助。
海明威回凯岛后，他的创作欲又旺盛起来了。斯克里布纳杂志已接受他的三篇新作，准备在春季刊载。这三篇故事是：《一个清洁、明亮的地方》、《向瑞士致敬》和《医生，请开给我一张处方吧！》最后那篇的名称，后来改为《赌徒奈恩和雷迪》。故事内容是根据作者在比林医院医治受伤的手臂时的见闻写的。《向瑞士致敬》是回忆一九二七年作者尚未同哈德莉离婚，访问瑞垣时的情景。这是一个分成三部分的幽默讽刺故事。故事里主要描述三个人——威尔先生、约翰逊先生和哈里先生。了解海明威的婚姻关系的人都会明白，故事中的三个人都是指作者本人。作者企图通过故事的描写来医治他同结发妻离婚所造成的心灵的创伤。《一个清洁、明亮的地方》是一个自传体的故事。它主要揭示作者的心灵世界——内心的空虚所引起的恶梦般的恐惧。厄内斯特把这三篇故事称之为“安全”故事。所谓“安全”是指象斯克里布纳这一类型的家庭杂志而言。斯克里布纳来了一位新的编辑阿尔费雷德戴希尔。此人厄内斯特从未批评过他。这一次他拒绝接受海明威的另一篇故事《世界之光》。它描写北密执安一个小市镇的火车站里一群妓女的故事。戴希尔认为——他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故事所描写的内容对该杂志的读者太过于裸露。但是厄内斯特说，戴希尔根本不知道，故事当中的潜在的爆炸性的东西究竟有多少已故人们所接受了呢？
厄内斯特现在手上有三个短篇小说要写。他的干劲又来了。由此，他更加苛求那些少产的作家，批评他们太懒惰。而其中之一便是司各脱。司各脱的妻子日尔达写了一部小小说《华尔兹救了我》。厄内斯特读后觉得过于荒诞。至于司各脱，他认为只有两件事才能拯救他。要嘛日尔达死去，要嘛司各脱自己得了严重的胃病迫使他不能再喝酒。他为什么不能振作起来？为什么每次厄内斯特见到他，他总是醉醺醺的？他的《见鬼去的浪漫主义》和《廉价的爱尔兰式的失恋》现在它令人感到烦闷讨厌。另一方面，厄内斯特说，他有的是时间，他一工作起来，就精神抖擞，干劲倍增。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可以工作三百四十天。他认为这是一种乐趣。他常常意识到他正在过着两种类型的生活。一种是作家的生活。将来作家死了，他就得到了报酬和荣誉，而现在只能带着他现有的一切到阴司去；另一种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这种人现在已得到了一切他想得到的东西，但死后却万事休。名声与荣誉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人有时只要写上十行诗或一篇一百页篇幅的文章便可一举成名，而且流芳百世。但是，如果运气不好，你写得再多，也无济于事。名声与荣誉永远和你绝缘。一个活着的作家，评定他的一生的成绩主要是根据他作品的多寡。但是，他死后，则是根据他作品质量的优劣。他认为人大概是为了“受苦”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过根据他个人的经验。只要你不杞人忧天，一切世事，你都会习以为常。
海明威正计划着四月份再次到古巴去作一次钓鱼旅行。他不仅把这次旅行看作是一次良好的体育活动，而且是一次搜集编写一本关于古老而神秘的斯特里姆海湾一书的材料的极好机会。与此同时他正在写一个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以哈瓦那凯威斯特岛和海峡为背景。故事的主人公是遐迩闻名的亨利摩根海上大盗。这个形象的塑造是根据海明威对曾把船租给他的那个专搞酒类走私的渔商佐鲁赛尔。二月二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