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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

女友杜拉斯-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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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开始戴上一顶鸭舌帽,并摘下了眼镜。她那几年接受的采访比她一生还多。档案资料泛滥成灾。最大的玩笑。上当受骗了,还是没有?她欣赏报纸头版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肖像,哪怕是最老相的。她嘲笑贬义的批评。现在,年龄过时了,她达到了另一种美。高傲的孤独她已经受够。不管怎样说,把自己当做名人总比在衰老中耗尽自己有趣些。
  当别人攻击她时,我便保护她。在她做出过激的行为时,我几乎总能发现其中有一道微光,一种真相。她没有证据,没有准则,但她有直觉。总有一天,我会把那些都讲出来,这毫无疑问。她讲不了自己的传奇经历,这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她死后将无能为力,这一点已经激怒了她。再也不能掌握什么控制什么,这个专横的人被惹急了。她放风说我很坏。30年来第一次。“坏”,这是孩子用的词,课堂里面用的词。世界上毕竟只有很少的坏人。人们有时也说她是坏人,我觉得这同样也是不真实的。玛格丽特不坏,她往水塘里扔方砖,因为她不能忍受和谐。尤其是任何湖泊都不能给人以幸福的幻想。这个世界一下就被毁了。爱情和友谊也如此。她必须不时地让别人知道这一点。
  十二年,直到她去世,她一直对我关闭大门。她甚至不把门开大一点让我的孙子进去。我希望安托万还能记得起来,他曾见过那个以诗祝贺他出生的神奇女人。她没有回我的信。
  晚上,我得给她打电话。我的大胆使她震惊,我的不敬又惹怒了她。我还可以让她发笑,但我没有这样做。远离,我最后感到挺合适:一个单独的地方,一个经过选择的地方,一个我所习惯的观察点。她是否关闭家门让我写作……她是否给我这些时间让我思考,让我慢慢地习惯她的消失……不,她不是一个关心我的利益的女慈善家。我妨碍了她,仅此而已,她没有好好考虑。
  她很少盘算,以至于不能完全离开我。她希望我读某某书,看某某演出,某某电影。于是,扬打电话给我:“你得去卡图什里剧院。以她的名义打电话给迪迪埃·伯萨斯。那是她喜欢的一个电影导演……”一天,扬高兴地对我说:“对了,她想和你一起吃饭。《情人》的制片克洛德·贝里在一家大饭店给她开了个户头。她想在公爵厅请你吃饭。”
  不一会,扬又打电话来抱歉地说:“我不该提前通知你她的邀请。她改变主意了。”
  


女友杜拉斯(61)


  她改变主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她的出尔反尔,我只一笑置之。我发现,她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不能再动摇我的爱。玛格丽特要么热情如火,要么冷若冰霜。她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她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我的生命,不管狂风暴雨,都放出自己的光芒。
  1986年,灯塔可能要熄灭了。玛格丽特又濒于死亡,深度昏迷了几个月。我在没有她的乡村,在我们曾一同走过的墓地来来回回地走着。有一天,她曾给我留下过类似遗嘱的东西。她说,当一个作家死了的时候,只有肉体去了。因为他已在自己的每一本书中慢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我却慢慢地继续自己的哀伤。
  1989年,她打电话给我。我的儿媳瓦莱莉因车祸身亡。她问我关于孩子们的情况。我寥寥数语,很奇怪,不想回答她。我怀疑她是否真的悲伤。我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尽力博取她的同情。恰恰相反,她自愿在电话里讲了那么长时间,我却爱理不理。
  听到她的声音,我并没有激动,只对她重新采取主动感到高兴。我从心底里感谢她在我们之间设了这段距离,它迫使我更加独立。
  1991年,我去了越南,印度支那的战争痕迹和她度过童年的地方同样使我好奇。我不是去抒思乡之情的,而是想在瓦莱莉死后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我去了沙甸,去了永隆,我在湄公河边的阳台上过了一夜,听机帆船的隆隆声,在轮船间捕捉渡船,它们像蚂蚁一样活跃。但根据《情人》拍摄同名电影的让…雅克·阿诺德却用深蓝的色调来重新描绘“层层都有平台、四周围着栏杆的大别墅”。深蓝或鲜红的屋子镶嵌着马赛克。人们在河上组织水上竞赛,就像威尼斯的狂欢节一样。确实有个副领事全副武装,在岗亭里朝远处的女人们开枪,还有一些空旷的网球场,我乐意向她描述,但所有可能集中在她的小说里的东西,玛格丽特都认为是偷来的。
  我并没有因为去了越南而对玛格丽特有更多的了解。她写的比我能看到的更精彩,我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佚事。我不去听别人对她的追忆,只希望自己的回忆能因年久而产生某种色泽,从此永不磨灭。
  我并不比她的读者更清楚她写的东西是完全真实、有点真实还是完全虚构。她本人知道吗?当人们写作的时候,人们最终会更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而不是自己所经历的东西。她真的和她哥哥睡过觉吗?又是和哪个呢?是诱惑人的无赖皮埃尔还是听话挨打的保尔?她在医院里发谵妄时,曾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哥哥真的死了:“你知道,是小约瑟夫。”
  总之,“那是一段永远不会结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爱情,它是不真实的、难以存在的、受人诅咒并肯定要遭到噩运。”
  我没有问她。皮埃尔还是保尔?完全虚构的事情?我相信她所说的一切。没关系。关于这种乱伦的爱,只有作品让人相信。
  “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
  对于那个“世界性”的情人也如此。他真的很有钱,是个中国人吗?他回来看望过她吗?或仅仅是有这么个人而已?我对此一无所知。朋友间所说的任何秘密都不能代替作品。
  “我的身世并不存在。我写的东西都合乎逻辑,但又全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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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年头,玛格丽特没有明确向我讲明任何事实。或者说法不一。甚至地名、她母亲隐居的村庄和她父亲的出生地,她也含糊其辞。我从来没有想到要问她。真假问题与传记作者或参加文学考试的人有关,与从事精神活动和小说创作、生活在变幻不定的领域中的作家无关。她的前夫罗贝尔·昂泰尔姆写过一本书,叫《人类》,讲述自己被流放的经历。她说:“他写了一本书,写他以为在德国经历过的事。”这“以为经历过的事”使拥护历史真实的人大为惊讶,甚至使他们不满,但对玛格丽特来说,没有作品与生活间的这种神秘就没有作家。
  对她来说,完全真实的书,甚至是传记故事,应该出自暗处,出自经过提炼的记忆。这种记忆不过是一团雾,一种关于有利于阴影和怀疑的记忆的记忆。人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我还有太多的回忆,这我感觉到了。但在她沉默的当儿,我即席创作了,我甚至创作了一些疯狂的故事:事实上,那个中国人是她母亲的情人,而她,是这桩秘密结合所混血产下的女孩。她母亲只是一个好斗的妓女。当这个女人去世时,她身边有600只小鸡,床的四周有40平方米的小鸡,还有羊。至少她是个有怪癖的人,很可能有情人。
  玛格丽特是否从这场通奸中继承了这张亚洲人的面孔,并且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汉族女皇?但我很高兴,很快乐,玛格丽特的书也有此倾向:车站的那种滑稽可笑和幻想。在她的书中可以找到一切,纯洁的和不纯洁的,通俗和诡辩,正如生活中的她一样:掩盖或提示空虚,两样都滔滔不绝。
  最后,她烧了整座林子。尽管喉咙被刺穿了,她仍要让别人听见她的声音。但在这一点上,我感到很伤心。我再也听不出她的声音,也认不出她。这个朋友消失了,荣耀从我这儿把她夺走了。我只记得起来我过去爱过她。她对某些人来说才是“明星”,她还在歌唱,在她嗓子很漂亮的时候。现在,她打嗝了,人们跪着听她说话。她用伤心的声音给人以教诲,所有信徒都来者不拒。
  扬,非常忠于她的人,对我说:
  “你错了,她看见自己离去了,她很痛苦。不再活在世上了,这对她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她不再嘲讽人了。”
  “你不再了解她。”
  也许……我宁愿认为她死了。我已常常将她埋葬。几个月过去了。我已习惯她不再存在。
  作家去世了,但人们可以永远喜爱他的作品。1996年,伊丽莎白·德帕迪厄、奥罗尔·克莱芒和雅克·斯皮赛尔在蒙巴那斯剧院演出《河流与森林》和《萨伽王国》。2月份,为了庆祝我的生日,我为十位朋友定了十个座位。看完演出后,我们举行了庆祝活动。扬也来了。他送了我一束花,非常漂亮,关于玛格丽特的健康状况,他显得很谨慎。他不能忍受她越变越小。他说她有时和他在一起时他仍觉得她“跟以前一样”,但她不想让别人看见她这副模样。他把圣伯努瓦大街的家门关得紧紧的。除了乌塔,对谁都不开。
  由于我们刚在剧院里领略过她昔日的幽默,玛格丽特又出现在庆祝活动当中,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并决定再次聚会。
  演出后的一个星期天,扬、伊丽莎白和奥罗尔来我家中吃饭。我们定了时间:3月3日。
  刚好在那个星期天,1996年3月3日,演出结束后,演员们宣布:玛格丽特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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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以为她已经死了,但那是另一回事,又出现了另一种死。
  那天晚上,扬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但伊丽莎白和奥罗尔在。我们一起追忆她。当人们开始追忆已去世的人时,昔日就像忧伤一样使人们心情沉重。我们也谈起了昔日的她,但我们照样笑。追忆玛格丽特不能不笑,不能不把痛苦与这种滑稽结合起来,它曾像酒精一样,帮助她忍受生活。
  漂亮的塔蒂亚娜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她曾演过蒙巴那斯剧院的那场戏,现在与布鲁诺一道生活。布鲁诺是个可爱的摄影师,玛格丽特最初的那批电影就是他拍的。他忠于爱情,忠于友谊。那天晚上,她的一群朋友重新聚集在一起,就像在诺弗勒一样。十二年的不快之后,我又重新加入其中,几乎完全出于偶然。
  我们永远分离了吗?现在,也许是这样。所以,为了不让她失去,我要写。至少,她在纸上不会死。正如她说过的那样:“写作永存。”
  我不打算参加她的葬礼。我在圣伯努瓦大街她家的信箱里给扬和乌塔投了一封信。我甚至不敢上楼。
  玛格丽特在世时不希望我再靠近她,我尊重她的意愿。
  在马莱伊…勒吉庸,我本来可以再见到她的。但不是在圣日耳曼…德普雷,不是在教堂里,除了在已成废墟的瑞米耶日,我从来没见过玛格丽特上教堂,哪怕是在罗马。
  安托万举行洗礼时,她说:“为什么不?一种赎罪的仪式……”但为了上天堂……我猜扬愿意上去看她。扬想象葬礼应该十分壮观。棺材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就像为维克多·雨果送葬一样。
  乌塔羞答答地提出异议:“我母亲不会喜欢这样的。”但谁都知道我们的送终习俗。
  我的朋友维奥莱塔告诉我,在巴西东北部,所有接近过死者的人,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都必须聚集在死者的坟墓边上,以重新创造他完整的生命。
  “哪怕你在她的生命中只占小小的一部分,你也必须出席。我和你一起去。”
  我们提前到达了。教堂里已挤满了人。我们准备从旁边溜进去,但两个我在阴暗中没有认出来的年轻人过来找我:“你的座位已经预留好了,在前面,和家属在一起。”
  我的泪水突然涌了出来,终于,我被一个家庭接受了,而这是她的家庭。我认出了让…马克和让娜,我从他们后面走向教堂的唱诗班,这一回,我的头脑糊里糊涂的,好像这十二年并没有过去。十二年前,我没有哭。我年轻时就学会了对付忧伤,我突然感到十分幸福,这种让众人在此进行告别的仪式,把我带到了幸福当中,我因重逢而幸福得流泪。
  


女友杜拉斯(64)


  扬和乌塔走在棺材后面,两个年轻人就像两张小小的纸。一本书中的纸。她曾写下这个可怕的句子:
  “由于各种原因,我的一生充满了耻辱。”
  亲爱的玛格丽特,我也为她的痛苦而哀伤。我听见她说:“痛苦就像是一种解除痛苦的方式,就像是第二次爱情。”
  巨大的耻辱!谁能说出对自己如此无情的话来?也许只有另一个已故的朋友阿兰·坎尼能。他下葬的那天,几乎没有任何人参加。圣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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