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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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绝不能达到100％。应当是相对的比率而非绝对值不能达到100％【例如，见《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1851年柏林版。关于这一著作，我以后还要谈到。该著作提出的地租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第3版补注：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这是我所要学习的。而洛贝尔图斯致鲁道夫·迈耶尔的书信的发表，使马克思的上述赞许不能不打一个相当的折扣。书信中说：“不仅要把资本从劳动中拯救，而且要把它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好是把企业主资本家的活动理解为资本所有权委托给他的国民经济职能或国家经济职能，把他的利润理解为一种薪俸的形式，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有其他的社会组织。但薪俸是可以调节的，如果它过多地侵占了工资，还可以降低。马克思对社会的入侵——我要这样来称呼他的著作——也应该这样来击退……　总之，马克思的著作与其说是对资本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现代资本形式的攻击。他把现代资本形式和资本概念本身混为一谈了，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根源。”（《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出版，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111页，洛贝尔图斯第48封信）——洛贝尔图斯在《社会问题书简》里的真正大胆的进攻完全为这些陈旧平庸的思想所淹没了。而这些陈旧平庸的思想却成了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新思想。——弗·恩·｝】因为剩余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作日的一个部分，或剩余价值始终只能是价值产品的一个部分，所以剩余劳动必然始终小于工作日，或剩余价值必然始终小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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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产品。二者必须相等，才能达到100/100的比率。剩余劳动要吞掉整个工作日（这里指一周劳动或一年劳动等等的平均日），必要劳动就必须减到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消失了，剩余劳动也就消失了，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函数。因此，剩余劳动/工作日＝剩余价值/价值产品这个比率永远不能达到100/100的界限，更不能提高到（100＋x）/100。但剩余价值率或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完全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拿路易·德·拉维涅先生的计算做例子。根据他的计算，英国农业工人只得到产品【不言而喻，在这种计算中，产品中只补偿所投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是没有计算在内的。——路易·德·拉维涅先生是一位盲目崇拜英国的人，他只会把比例估计过低，决不会估计过高。】或其价值的1/4，而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得到3/4，不管这个赃物以后还要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怎样进行分配。柯布—道格拉斯也进行了类似的计算，并成就了现代庸俗经济学著名的生产函数。Cobb；　C。　W。　and　P。　H。　Douglas；　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　（1）：　139…165。　依照这个例子，英国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是3：1，剥削率是300％。

古典学派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方法，由于公式II的应用而固定化了，因为人们在这里总是把剩余劳动同一定长度的工作日进行比较。如果只着眼于价值产品的分配，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已经物化在价值产品中的工作日总是具有一定界限的工作日。

把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表现为价值产品的两部分——这种表现方式其实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产生的，它的意义将在以后加以说明——掩盖了资本关系的特殊性质，即掩盖了可变资本与活劳动力的交换，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与产品的分离。代替的是一种协作关系的假象，仿佛工人和资本家在这种协作关系中是按照产品的不同的形成要素的比例来分配产品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切发达的形式都是协作形式，所以，把这些形式所特有的对抗性质抽去，并把它们胡说成是自由的协作，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例如，亚·德·拉波尔德伯爵在《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作精神》（1818年巴黎版）中就是这样做的。美国人亨·凯里有时甚至把这种戏法应用于奴隶制度的关系，也收到相同的效果。】这些“按要素分配”和“自由的协作”的旧戏法则在今天的中国“与时俱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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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公式II在任何时候都能再转化成公式I。例如，如果我们知道6小时剩余劳动/12小时工作日，则必要劳动时间＝12小时工作日减掉6小时剩余劳动，并得出：

6小时剩余劳动/6小时必要劳动＝100/100

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的第三个公式是：

III、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无酬劳动/有酬劳动

无酬劳动/有酬劳动这个公式会引起一种误解，好象资本家是向劳动而不是向劳动力支付报酬，但是这种误解经过前面的说明已经消除了。无酬劳动/有酬劳动这个公式只是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这个公式的通俗的表述。资本家支付劳动力价值或偏离这一价值的劳动力价格，在交换中取得对活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他对这种劳动力的利用分为两个时期。在一个时期，工人只生产一个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因而只生产一个等价物。这样，资本家预付出劳动力的价格，得到一个价格相等的产品。事情就好象资本家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产品。企业与市场的区别主要在于，企业产出剩余价值。而在剩余劳动期间，劳动力的利用为资本家创造出无须他付出代价的价值。他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的这种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剩余劳动可以称为无酬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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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不仅象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物化。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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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在现代庸俗经济学那里表现为劳动的边际产出，只是由于边际产出递减，而资本家按最低的边际产出支付工资，从而就象消费者获得消费者剩余那样，资本家获得资本剩余。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在这里，人们说劳动的价值，并把它的货币表现叫做劳动的必要价格或自然价格。另一方面，人们说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围绕着劳动的必要价格上下波动的价格。

但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呢？这就是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动的物化形式。我们又用什么来计量商品的价值量呢？用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计量。那末，比如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包含的12个劳动小时决定的；这是无谓的同义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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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无论如何必须在出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工人如果能使他的劳动独立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劳动。

撇开这些矛盾不说，货币即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也会或者消灭那个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价值规律，或者消灭那种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表现为6先令的货币价值。或者是等价物相交换，这样，工人以12小时劳动获得6先令。他的劳动的价格就要等于他的产品的价格。在这种情形下，他没有为他的劳动的购买者生产剩余价值，这6先令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就会消失，然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工人才出卖他的劳动，而他的劳动也才成为雇佣劳动。或者工人在12小时劳动中获得的少于6先令，就是说，少于12小时劳动。12小时劳动同10小时劳动、6小时劳动等等相交换。不等量的这种相等，不仅消灭了价值规定。这种自我消灭的矛盾甚至根本不可能当作规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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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或表述。

从劳动分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这一形式上的区别而引出较多量劳动同较少量劳动相交换，这是徒劳无益的。既然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活劳动的量来决定，所以这种做法就更加荒谬了。假定一个商品代表6个劳动小时。如果一些发明使这个商品用3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末，连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也会降低一半。现在，这个商品所代表的只是3小时社会必要劳动，而不是原先6小时社会必要劳动了。所以，并不象某些新劳动价值理论所说的，资本家所得到的只是以往发明家的技术剩余。《资本论》的内容非常丰富，不好好看一遍，就妄提什么理论，只能自取其辱。可见，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的，是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劳动的物化形式。

实际上，在商品市场上同货币所有者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是工人。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

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象说土地的价值一样。但是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它们是本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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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表现形式的范畴。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相反地，把这些用语说成是单纯的诗人的破格权，这只能说明分析的无能。蒲鲁东说：“人们认为劳动有价值并不因为它本身是商品，而是指人们认定劳动中所隐含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是一种……比喻说法。”因此，针对这种说法我指出：“他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现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34、35页）把价值了解为什么也不是，当然方便多了。这样，就可以随便把任何东西都包括到这个范畴中去。例如，让·巴·萨伊就是这样做的。“价值”是什么？答：“物之所值。”“价格”是什么？答：“以货币表现的物的价值。”为什么“土地的劳动……具有价值？因为人们赋予它一个价格”。这就是说，价值是物之所值，而土地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用货币表现了”它的价值。总之，这是理解事物“因何”和“为何”问题的非常简便的方法。】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也同样反映出分析的无能。

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批判地从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劳动的价格”这个范畴，然后提出问题：这一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它马上认识到，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于劳动的价格也象对于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无非是说明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明市场价格围绕着一定的量上下波动。假定供求相抵，而其他条件不变，价格的波动就会停止。这时，供求也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在供求相抵时，劳动的价格就是它的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价格，即它的自然价格，而这个价格才真正是应当分析的对象。或者我们拿市场价格在一个较长时期（比如说一年）内的波动来看，就会发现，这种上下的波动会互相抵销，而得出一个中等的平均量，一个不变量。这个平均量和围绕着这个平均量发生的互相抵销的偏离，自然是由不同的东西决定的。（正态分布的）样本均值与样本方差是相互独立的。这个支配着和调节着劳动的偶然市场价格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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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劳动的“必要价格”（重农学派）或“自然价格”（亚当·斯密），也象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只能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劳动的价值。政治经济学以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通过劳动的偶然价格进到劳动的价值。然后认为，这一价值也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但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即用来生产或再生产工人本身的费用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不自觉地代替了原来的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在谈到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