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9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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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文艺界也生动活跃起来。有许多新的青年诗人涌出，大胆地突破旧教条的枷锁，写出了现代型的新诗歌。于是就有人想起了戴望舒，要找他的诗集来参考和借鉴，也有不少学者，在搜集他的有关资料，作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
青年诗人周良沛费了不少精力，搜集望舒的全部诗作，共得九十二首，编为《戴望舒诗集》，保留了艾青为《诗逊写的序文，又请卞之琳写了新序，卷尾有周良沛的《题记》，详细叙述编辑这本诗集的经过情况和校读观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印行。这是望舒的第七本诗集，可以说是最完全的诗集。可惜的是，此书排字、校对太草率，有许多误字、夺字，甚至有遗漏一整段的。
一九八三年，香港三联书店希望有一本戴望舒的选集，列入他们的《现代中国作家选集》丛书，委托我和应国靖从事编纂。当时我病住医院，精力不济，无法多动手。因此，除了写一篇《引言》，并提供一些资料之外，所有的工作都是应国靖做的。这是戴望舒的第八本诗集，书名就称《戴望舒》。虽然列入选集丛书，实已收入了全部诗作。
此书已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香港出版，不久将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一个国内版。
望舒初期的诗，有很浓厚的中国古诗影响。及至他沉浸于法国诗，才渐渐地倾向欧洲现代诗，竭力摆脱中国诗的传统。他一边翻译介绍外国诗，一边从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养料。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编印了一套《诗苑译林》，委托我收集望舒的译诗，编一个集子。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花了一年时间，编出了《戴望舒译诗集》，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出版。
从这个译诗集，我们可以看出望舒的译诗工作是和他的创作互为影响的。初期的戴望舒，从翻译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开始，他的创作诗也有些道生和雨果的味道。中期的戴望舒，偏爱了法国的象征派诗，他的创作诗就有些保尔·福尔和耶麦的风格。后期的译诗，以西班牙的反法西斯诗人为主，尤其热爱洛尔迦的谣曲，我们也可以在《灾难的岁月》中，看到某些诗篇具有西班牙诗人的情绪和气质。《戴望舒译诗集》首先是研究戴望舒创作诗的参考资料，其次才是作为一本优秀的译诗集，为文艺读者介绍外国诗歌。最近香港报上有人评介这个译诗集，也曾将望舒的译诗和创作进行比较，而认为读了此书，“好像读到了比其他译诗集更多的东西。”①①见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香港《星岛晚报》载叶彤作《翻译与表达》。
戴望舒，作为一位新兴诗人，成名于三十年代初。他的三本诗集也都是出现在三十年代。它们虽然极为文学界所注目和赞扬，它们的风格也确曾影响了许多同时代诗人，但是这几本诗集都只印了一、二千本。四十年代出版的《灾难的岁月》听说只印了五百本。这些诗集如果能够卖完，已经算是新诗集的畅销书了。《戴望舒诗逊出版于一九五七年，正是批判胡适、胡风、《红楼梦》研究的高潮刚才退落，反右的大浪正在涌起，解放前一切文艺作品没有人读的时候，这本诗集却静悄悄地印行了一万八千五百本。一九八一年的四川版《戴望舒诗集》，初版印八千五百本，同年十二月再版，累计到三万八千本。听说后来有三版本，不知印了多少。《译诗集》的初版也印了四千二百二十本。
这一系列数字，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三十年间，文艺书的一般读者和文学研究工作者，青年诗人，猛增了三四十倍。这岂不是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吗？可悲的是，望舒已不能知道，他的诗，非但没有被时代所淘汰，反而使他的声誉更盛于生前。
浙江文艺出版社有一个计划，要为本省诗人印出一系列的“全编”。已出版的第一种《徐志摩诗全编》，获得读书界的高度评价。现在打算将戴望舒的创作诗、译诗和关于诗的一切杂文零札，汇入一编为《戴望舒诗全编》。我以为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对望舒诗的爱好和研究者、图书馆和藏书家，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刘大白选集》序
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七月，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上海大学是一所新创办的貌不惊人的“弄堂大学”，上海人称为“野鸡大学”。但它的精神却是全国最新的大学。在中国新文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它都起过重要作用。我在这所大学的非常简陋的教室里，听过当时新涌现的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讲课。时间仅仅一年，这一群老师的言论、思想、风采，给我以至今忘不掉的印象。
刘大白先生也在上海大学兼任过教职。他每星期来授课二小时。他讲古诗，提倡做新诗；他讲古文，提倡做白话文。
这些讲稿，大约就是后来出版的《白屋说诗》和《白屋文话》中的内容。他把桐城派、八股秀才的文章斥为“鬼话文”，但仍很推崇韩、柳、欧、苏等唐宋古文大家。
从一九一七年《新青年》杂志爆发出来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各大都市的大中学校的师生。上海大学的教师，如中文系的沈雁冰、田汉、方光焘，社会学系的恽代英、瞿秋白、施存统等，都是第一代的革命思想家，年龄都不满三十岁。
在学生眼里，他们都是最新的人物。田汉讲雨果的让·华尔让，讲梅里美的嘉尔曼，讲歌德的迷娘。沈雁冰讲希腊戏剧和神话，方光焘讲厨川白村和小泉八云，瞿秋白讲十月革命，恽代英讲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学生都很有兴味。但陈望道讲修辞学，胡朴安讲文字学，邵力子讲中国哲学史，虽然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课，学生却并没有热忱。
刘大白先生当时已四十五岁，在上海大学教师中，年龄最高，加以刘先生的一头灰白头发，一架深度近视眼镜，一副瘦削枯瘁的仪容，尽管刘先生讲古诗、古文都用新的观点，在学生的印象中，他似乎还是一位冬烘老旧的人物，和上海大学的精神不很相称。
那几年，刘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新诗，第一本诗集《旧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和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在前集》、俞平伯的《西还》等都属于新文学史上第一代的新诗集。这些诗集的共同特征是还没有完全摆脱旧诗词的牢笼，读起来还是半解放的旧体诗词。在思想性的表现上，一点人生感喟，一点社会批判，还是从旧诗中某些现实主义作品折射出来的悲天悯人观念，没有超越仁道主义。因此，这一代诗人的作品，要不了三五年，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在诗坛上让位给郭沫若的《女神》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国的政治、社会、文化，都以高速度同步发展。每一个新思潮掀起以后，来不及扩大，就被后一个浪潮摧散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间的作家作品，至今多数已不很有人知道。即使鲁迅的小说，也只有文学史家还在钻研。刘大白先生同样也没有人提及了。
在回忆刘大白先生和第一代新文学前辈作家的时候，我偶尔有一些感想。举个例来说，王、杨、卢、骆，号称“初唐四杰”，但他们的作品，到开元、天宝年间，已经为后辈文人所诋毁。尽管有杜甫出来为他们鸣不平，颂扬他们的作品还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但也不能不承认它们是业已过时的“当时体”。由此可见文学的风尚，不能不随时代为转移。在时代的车轮急剧改辙的时候，一种文学风尚的流行期也极为短促。赵瓯北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用这两句诗，验之于我们的现代文学，似乎已有些夸张了。从一九一七年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家不断有新作品问世，蜚声文坛，领袖风骚的，极少有维持到数十年之久的。多数作家，也像运动员或歌星舞女一样，不过占了十年的时运而已。由此又可知，文学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时代和社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又不免为同时代和下代作家的命运感到悲哀。
萧斌如同志近年来致力于文化史研究资料的纂辑工作，《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是她最初的贡献，对近百年文化史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帮助。一九八四年，她又编出了一本很详尽的《刘大白研究资料》，使我惊异于刘先生著作方面之广，数量之多。今年她又从刘先生全部著作中选出部分重要作品，编成《刘大白选集》，拿稿本来给我看，要我写一篇序文。这使我重新又回忆起刘先生，他的课堂讲授的姿态历历犹在眼前。一半是由于新文学诗文的风尚转移得太快，一半也由于刘先生过早地病逝，使他的声望和著作没有获得广泛的较长久的流传。萧斌如同志这部选集，不但为新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一份几乎已经晦迹的重要史料，也可能有人由此而对刘先生在初期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新的评价。我相信这是萧斌如同志又一次卓有成效的贡献。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日
《十年创作集》引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我结束了大学生活，走入社会。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我的职业是中学语文教师、书店编辑、文学刊物编辑。我的业余工作是写诗、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书。我热心于做作家，以文学创作为我一生的事业。在那一段时期，我把我所写的诗和小说看作是我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在主题选择和创作方法等各方面，我还在摸索阶段。我想逐步地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创造自己的文学风格。
度过三十岁生辰，我打算总结过去十年的写作经验，进一步发展创作道路，写几个有意义的长篇小说，以标志我的“三十而立”。我计划写一本《销金锅》，以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为背景，写当时的国计民生情况。正在累积史料，动手写起来，想不到爆发了抗日战争。我的职业变了，生活环境变了，文学创作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也都变了。流离迁徙于大后方整整八年，我只写了一篇与抗战有关的小说，自己读过一遍，觉得对抗战没有什么效益，我封笔了。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回到上海，仿佛涸辙之鲋，返回长江大河，重新获得跃浪腾波的条件。原以为可以继续过去的创作生命，抓起笔来再写。又谁知内战突起，社会秩序大动荡，生活气氛大紧张，绵延五六年，天时，人和，都不是安居写作的环境。这一段时期中，我只写了几篇杂文。也曾计划写一个长篇《浮沤》，以记录抗战八年的社会生态，只写了几段，无法完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从属于政治，五十岁左右的作家几乎都自叹才尽，无法效命，不得不让青年人出来主宰文坛。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逐旧人”。我才知道：我的创作生命早已在一九三六年结束了。
文艺作品，和妇女的时装一样，它们只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精神面貌。时过境迁，时装换了新样，文艺作品也在推陈出新。只有少数几位杰出的伟大作家，如但盯莎士比亚、赛文提斯、哥德、托尔斯泰等人，据说他们写的是人间永久的主题，所以他们的作品能够历万古而常新。在一九三○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只是一个小卒子，何敢希望高攀伟大作家？我的那些作品，也正是当时文学界的几点浮沤，转眼之间，便自然破灭，我也视为当然，并无遗憾。出于我意外的是，近几年来，我的那些尸居余气的作品，会有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和青年作家们从灰积尘封的图书馆书架上找出来，像鉴赏新出土的古器物那样，给予摩挲、评论或仿制。严家炎教授根据五十年前适夷同志的分类法，把我的作品归入“新感觉派”，承认它是现代文学流派之一，是具有现代文化的代表性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在台湾的《联合文学》上介绍我的旧作，封我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此外，还有吴福辉、余凤高、施建伟等好几位文论家，都为我写了专论，称许我是在文学上首先动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方法的作家。诸如此类的不免有些过分的虚誉，使我常常感到受宠若惊。
一九八○年至今，我的作品已有十多篇被选入各种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