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8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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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做一首咏菊花的诗，能说“东篱黄蜀葵”吗？花色也相近，可以这样代称吗？　　
　　作者还引裴迪诗，“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用以证明“芙蓉”就是指“辛夷”的。这个证据，提得也非常牵强。我以为反而可以证明辛夷坞中也有木芙蓉花。再说，裴迪没有说明是木芙蓉，他这句诗也很可能是说辛夷花的颜色可以乱荷花。辛夷花是紫红色的，木芙蓉花的萼是深红色的，开出花来却是粉红色的，也有白色的。荷花有红有白，要说颜色相近，倒是荷花可以和辛夷相乱。裴迪这一句“色与芙蓉乱”，我看是指荷花的。这也可以有诗为证，白居易咏辛夷诗云：“紫粉笔含尖火焰，红胭脂染小莲花。”　　
　　荷花大，辛夷花小，故只比作小荷花。王维《辋川集》中还有一首题作《临湖亭》的诗：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　　
　　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　　
　　岂不可以证明辋川别业中也有荷花吗？　　
　　以下抄第二段，是赏析全诗总论：　　
　　这首诗浅近单纯，说的是：在辛夷坞这个幽深的山谷里，辛夷花自开自落。自然得很，平淡得很，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诗。诗以言志，诗人的志哪里去了？诗以言情，作者的情何处可寻？然而，这确实是一首好诗。你看，辛夷花在树梢怒放，开得何等烂漫！　　
　　辛夷花又在纷纷凋零，又是何等洒脱！既没有生的喜悦，也没有死的悲哀，无情有性，你能说，这仅仅是一棵普普通通的辛夷花么？　　
　　王维笔下的辛夷花，是他内在精神的外射，是一棵人格理想之花，然而又是一棵与众不同的花。　　
　　这一段赏析，用的是欲擒故纵、欲扬故抑的手法。因为这首诗中，看不到诗人的志或情，所以简直不敢相信它是诗。原来这位赏析家不知道诗有赋体。不言志，不抒情，就不是诗。王维的《辋川集》诗二十首，除去最初三四首外，全是赋体，既不言志，也不抒情，难道全不是诗？　　
　　底下，笔头一转，不是诗，确实是好诗了。你看，花开得多烂漫而没有生的喜悦；花落得多洒脱，而没有死的悲哀。现在，赏析出禅意来了。花即是人，人即是花。说花就是说人。人是谁？作者王维。王维的生，确是十分烂漫。他能以书画音乐，服侍王公贵人，为歧王家宴席中的常客。他又是和尚尼姑的大护法。自命维摩诘居士，经常有天女散花，优婆问道。家财富裕，买下了宋之问的大庄园。安禄山造反，打进长安，他立即附逆，做了汉奸。乱平之后，别的汉奸都分别得罪，他却非但不坐牢，反而授了官，至于他的死，也确实非常洒脱。他临终时，还从容不迫地给兄弟亲友写了许多遗书。没有生的喜悦，何以活得如此烂漫？没有死的悲哀，何以装得如此洒脱？要知道，烂漫是喜悦的现象，洒脱是悲哀的面具。　　
　　如果说，以人喻花。那么，芙蓉花的“纷纷自开落”，既然是“自然得很”，你又何以知道它们没有“生的喜悦，死的悲哀”？难道禅学家已超过了弗洛伊德，能分析植物的心理了吗？我看，还是庄周老实，他倒还能说一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现在，再抄一小段，是芙蓉花的颂词，也是王维的诔词：在这个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在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零，既没有人对它们赞美，也不需要人们对它们的凋零一洒同情之泪。它们得之于自然，又回归于自然，没有追求，没有哀乐，听不到心灵的一点震颤，几乎连时空的界线都已经泯灭了。　　
　　多么玄妙？真是一棵“与众不同”的“人格理想之花”。不过，我以为，王维没有那么自然，倒是千千万万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可以当之无愧。而我们的禅学家硬要把一朵芙蓉花，当作辛夷花，插在王维的胸前。　　
　　最后，还要抄一段“禅意更浓”的赏析：辛夷坞也是这样一个境界，只不过禅意更浓，显得更为空灵。因为“对境无心”，所以花开花落，引不起诗人的任何哀乐之情；因为“不离幻相”，所以他毕竟看到了花开花落的自然现象；因为“道无不在”，所以他在花开花落之中，似乎看到了无上的“妙谛”：辛夷花纷纷开落，既不执着于“空”，也不执着于“有”，这是何等的“任运自在”！纷纷二字，表现出辛夷花此生彼死，亦生亦死，不生不死的超然态度。　　
　　读了这一段赏析，才知道一首二十字的绝句，具有如此法力，连“纷纷”二字，也能表现出如此玄妙的超然态度。自愧读诗六十年，竟没有能看到“无上的妙谛”。在禅学家面前，读诗简直比猜哑谜更难了。　　
　　一九九一年　　　　　　　　　　
杂览漫记　　　
　　《胡萝卜须》　　
　　这本书不记得是谁所赠，在我书架上已有一年多了。昨晚，枕边无书可看，才从架上抽出，看了小半本才放下入睡。　　
　　列那尔是法国十九世纪末期的文人。他写过散文、随笔、小说、剧本，但总的成就，只能说是一位散文家。他在世只有四十七年，作品不多，但他的文章，在法国文学中，却是精品。从文字风格而论，他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文体家。　　
　　这个译本，是他三种著作的选译本。第一部分为《自然记事》，选译了七十一篇记录自然界小动物的小品文，第一篇《形象的捕捉者》，大约就是全书的引言了。第二部分是《胡萝卜须》。说是小说，却没有故事；说是散文，却有一个中心人物。我想名之为小说体的散文。《胡萝卜须》是一个小孩的绰号，相当于中国的“萝卜头”。这本书，三十年代有过一个黎烈文的全译本，现在怕已找不到了。　　
　　第三部分是列那尔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一○之间的日记，选译的是与文学艺术有关的部分。这部日记，挺厚的三册，一九三四年已有了英译本。我在一本英国刊物上看到一部分摘录，觉得很有趣味。当时我正在为天马书店编译《域外文人日记钞》，很想把这部日记也选译一部分编入，可是一时还无法买到，而交稿期已迫近，只好放弃，特地在《日记钞》的序言末尾提了一下，为访求日记文学的读者提供信息。至今已六十年了，才见到这三十多页的中文译本，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一种现代意味的拉勃吕耶风格，这是最佳风格。”　　
　　“风格，就是说：忘记了一切风格。”　　
　　“梅里美可能是将来流传最久远的作家。他比任何人更少使用描写、渲染，这种文笔中的陈套。未来属于文笔简练，惜墨如金的作家。”　　
　　“我明天的句子是：主语、动词和谓语。”　　
　　拉勃吕耶是法国十七世纪作家，以文笔简练著名。列那尔也主张文章以简净朴素为美。他不喜欢用各种修饰语，做长句子。从这里引用的四段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倾向。　　
　　我想，对我们今天的青年作家，可能有益。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给我一个美好的现实，我将按照它的样子来写作。”　　
　　“我是一个为现实所苦的现实主义者。”　　
　　这两段日记，却使我吃惊。作者分明以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必须写美好的现实社会。　　
　　因为他所见到的社会，并不美好，所以他苦恼了。这个想法是独特的，从来没有一位文学批评家规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必须写美好的现实。不过，列那尔这一观念，倒有些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前奏。　　
　　《心理分析派小说集》　　
　　这部书是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出版于一九九○年六月，我到一九九一年五月底才见到，也才知道。　　
　　全书共二册，上册正文四四六页，有三五二页是选印了我的二十五个短篇，占我全部短篇创作的二分之一。　　
　　还是四五年前的事，编者来找我，说要把我三十年代写的小说选入他编的一个什么集子，作为现代文学教材，征求我同意。我同意他在我的五个小说集中各选一二篇，总数不要超过十篇。过了好久，他拿了一个选目来给我看。我觉得选得很乱，篇数又很多，当时向他提了一些删定的意见。此后就没有消息。　　
　　现在才知道书名是《心理分析派小说集》，可是入选的我的二十五篇，几乎有三分之一不是心理分析小说，似乎编者对心理分析还不很明白。　　
　　编者的《前言》是一篇不易理解的玄文。他对心理分析小说既似赞赏，又似持批判态度。洋洋数千言，到底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编这本书。这两册书中的作品，是正面教材，还是反面教材？　　
　　“心理小说派的艺术手法，既不完全属于现实主义，也不完全都是非现实主义的。”　　
　　这是此书《前言》中的警句。不过很难理解，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外，文学上还有什么主义？　　
　　《收获》一九九二·一　　
　　《收获》双月刊是侧重刊载长短篇小说的文学期刊。承蒙编者不弃，已连续送了我三年。我已没有精力阅读长篇小说，每期收到，只能看一二个短篇。不过从去年以来，这个刊物上有了不少老年人以为可读的杂文，例如徐迟的自传，使我对这个刊物刮目相看了。　　
　　这是今年第一期，我首先看了王蒙发表的八封作家书简，其次看了高汾追忆廖沫沙的文章。看后也有些说不清楚的感慨。　　
　　“三家村”中人，我只认识一个吴晗。一九三七——一九四○年，我和吴晗在云南大学为同事，又同住在一个宿舍里。第一年，初到昆明，还没有社会关系，本省教师与外省教师之间还有隔阂，不多往来。我们住在王公馆宿舍里的外省教师，自成一个部落，生活闲静得很。有好几个月，每星期总有四五个晚上，大家都在我房间里打扑克，打桥牌。吴晗是一名高手，他的桥牌打得好，每逢我和他做伴，我屡次打错，常常挨他的骂。　　
　　吴晗这个人，性直气爽，很急躁，对一切事情太主观。他似乎没有客观世界。他在清华大学读历史系，专攻明史，为蒋廷黻的得意门生，一九三四年清华毕业，留校当助教。一九三七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被任命为新由省立改为国立的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是云南人，此次是奉命去为桑梓服务。他先在清华组织他的师资班子，文理科各系都罗致了一些人，大多是助教、讲师一级的人。只有吴晗，在清华还刚升上讲师。　　
　　他由于蒋廷黻的推荐，要求熊校长以教授名义聘任他，熊校长同意了。因此，在我们这一辈人中间，吴晗可以说是飞黄腾达得最快的一个。但也因此而助长了他的自信和骄气。　　
　　他那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时我看到后，就震惊于他的鲁莽无知。后来果然，这篇小文章成为他的大罪状。　　
　　廖沫沙，我不认识，如果不批判“三家村”，也许到今天我还没有看过他的文章，甚至未闻其人。现在，读了高汾所引录的这几首诗，才知道此人胸襟十分宽宏、气度十分高朗。想不到“文化大革命”居然会培养出两位幽默诗人，一位是散宜生，一位是廖沫沙，他们都活下来了。　　
　　淳于髠、东方朔是中国幽默的祖师，但是，自从司马迁写了《滑稽列传》以后，历代以来，幽默家还不多见。林语堂在上海提倡幽默，几乎有十年之久，也没有提倡出一个高明的幽默家。看来，中国人的气质，很不容易酝酿出幽默感。　　
　　再说，淳于髠、东方朔，都是皇帝的弄臣，有些像十七、八世纪法国皇宫中的小丑和“比哀乐”，他们以逗人发笑的言行，娱乐皇帝。在他们自身，这种幽默感仅仅是出于机智。散宜生、廖沫沙的幽默感，却是他们内心悲愤，失望的苦果。我们读了他们的诗，不会发笑，只会慨叹，甚至会想掉泪。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幽默。有一个时候，我们曾说：“化悲愤为力量。”如果力量发挥不出，也只好化为幽默了。然而，很不容易。　　
　　《唐宋词集序跋汇编》　　
　　一九五九年，我以“右派分子”资格，从嘉定劳动回来，被安置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本职工作十分清闲，一天用不到八小时，因此，我就利用空闲，抄写历代词籍的序跋、凡例，打算从这一方向，收集词学的研究资料，编为一书，亦可以说是别创一格的编纂工作。用了四五年时间，时作时辍，抄成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历代词籍序跋汇编》。　　
　　这部稿子，在资料室书橱里沉睡了将近二十年，到一九八四年才由继任工作人员找出来送给我。由于当年是用土法造的格子纸抄写的，纸已大半霉烂，字迹不清，不得不挑出一部分无法辨认的，请中文系同学重抄了一份。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