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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施蛰存作品选-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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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我国,这“无意思”的意思是不容易被人了解的,成人的文学固然不必说,即使是儿童文学,现成的一首无意思的趁韵歌,也会有儿童文学专家来加以注释,附会出一些浅陋的道德教训来,生生地束缚住了儿童的活泼的幻想力,哪里还会有爱德华·李亚这种老傻子,肯白耗费了画笔和诗才来给儿童开辟这意想不到的乐园呢。          
五月   
  五月在欧洲,正如我国的三月一样,从古代以来一直是每年中最有趣味的月份。因为到了五月中,气候已经不再是乍暖乍寒,半晴半雨地惹人憎厌了,花都已烂漫地开放了,鸟雀的鸣声越发婉转了,这是一年中最华丽的月份,所以人们都挑定在这一个月里恣情游乐。希腊的民歌道:五月来了,五月来了,这样快乐的月份来了;四月果然有许多花,但玫瑰都是在五月里开的;四月啊,你这可诅咒的,快去罢!我盼望着甜美的五月;五月使世界上开满了花,五月将送我的情人给我。  
  五月一日,是著名的所谓五月节(May Day),正如我国的清明节一样,是很热闹的日子。英国的女孩子们,大清早就跳下床来,到田野里去挹取花草上的露水洗脸,据说这样能够美容的。在格拉斯哥以西的乡间,居民都在这一天将花朵和树枝装饰着屋子,在爱尔兰有几处地方,人们都在这天早晨种一株五月树在村庄前面,一到傍晚就拿来放在火里烧了,这又完全与我国人家门前插杨柳的风俗相仿佛了。  
  法国的劳兰纳省,女孩子们都在这天穿着纯白色的衣裳,结伴着一对一对地游行在村落间,唱着美丽的五月之歌,乡民就赠给她们许多饼饵和水果。他们还向乡下人讨钱买了小蜡烛,去燃在圣处女的祭坛上,因为五月原来是纪念圣玛利亚的月份呀。  
  选举五月后的典礼,也是在欧洲曾经热烈地通行了好几世纪的。在五月节日,从许多少女中选择出一个最美丽的来,簇拥着她在热闹的街衢上就了宝座,因为她是花的女神,所以尽可能地用许多花来装饰她。每一个过路人都得赠一点东西给她,花,钱,无论什么都可以,有些地方甚至可以每人去和她亲个嘴,也是不禁的。这种风俗的变形,还有所谓五月王,五月爵夫人,五月新娘等许多样式,但意义却大致是相同的。  
  五月节的庆祝,往往还会有祓除冬季之肃杀的意味。在十五世纪的时候,瑞典国有着一种风俗,许多骑马的年轻人,分为两队对立着,一队代表着冬季,一队代表夏季。  
  代表冬季的队长穿着兽皮衣,他的部下都以雪球和冰块作为武器;代表夏季的队长则披着树叶与花编成的衣服,他的部下都执着树枝当作武器。一声号起,两队便作战起来,如果天气很冷,那么冬季队起先总是占优势的,反之,如果天气晴和,则夏季队开头就打了胜仗。但是无论如何,最后的胜利总是归于夏季队的。冬季队的武士把灰撒满在地上,大家便围聚拢来享受一次狂欢的宴会。此外,与这种游戏含着同样意义的,还可以举出许多的风俗来,如意大利的“焚化老妇人”即是。  
  看着欧洲的这些有趣味迎春的古风,真不禁要对于这国历的五月油然而起一种特殊的喜悦。只可惜我们自从好久以前看到过圣玛利女塾的五月园游会以后,实在没有遭逢到一个灿烂的花的五月节过。谁能说我们的五月,几时才能从许多可羞的纪念日中被解放出来呢?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八日          
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   
  在文艺写作的企图上,我的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诗。因为在读到《新青年》杂志的前一年,我方在中学校里读书,那时的国文教师是一位词章家,我受了他很多的影响。我从《散原精舍诗》,《海藏楼诗》一直追上去读《豫章集》,《东坡集》,和《剑南集》,这是我的宋诗时期。那时我原做过许多大胆的七律,有一首云:挥泪来凭曲曲栏,夕阳无语寺钟残。一江烟水茫茫去,两岸芦花瑟瑟寒;浩荡秋情几洄澓,苍皇人事有波澜;迩来无奈尘劳感,九月衣裳欲办难。  
  一位比我年长十岁的研究旧诗的朋友看了,批了一句“神似江西”,于是我欢喜得了不得,做诗人的野心,实萌于此。以后又从宋诗而转读唐诗了。这一转变的机缘是很有趣味的。那时我在中学四年级,要读《纳氏文法》第四册。我家里本来藏着黄布面的《纳氏文法》第四册有二十余本之多,那是我父亲在“光复”的时候从“学堂”里“揩油”来的,一向没有用处,这时市面上所有的《纳氏文法》多已经变了蓝色纸面的了。  
  同学们看见我有黄布面的,就追问起我那本书的来历。于是我就做了一笔生意,把其余的几本黄布面《纳氏文法》都卖给了同学。但是我觉得似乎不好意思以“揩油”来的东西卖钱,于是我想出一个法子来,请他们各人到扫叶山房去买一部诗集来交换。这次交换得来的诗集却都是唐诗,《李义山集》,《温飞卿集》,《杜甫集》,《李长吉集》,一时聚集在我书斋里,这不得不使以前费了工夫圈点的宋诗让位了。在这些唐人诗中,尤其是那部两色套印的,桃色虎皮纸封面,黄绫包角的《李长吉集》使我爱不忍释。它不仅使我改变了诗格,甚至还引起了我对于书籍装帧的兴趣,我酷爱精装书本的癖性实在是从那时开始的。我摹仿了许多李长吉的险句怪句。《安乐宫舞场诗》就可以作为我那时的代表作。  
  高甍接栋破天起,日暮张灯白江水。叩弦裂管一时繁,绮箔憧憧閟娇美。吹兰嚼蕊浮空脂,粉縠遮光荡眸子。叉腰垂手迥轻鸾,毾氉乱落金钗铒。搓烟点雾月华紫,不辞踏碎拖珠履。百丈游丝罥春树,抱月飘云为郎死。掌中偷掏相思字,星眼斜飞做淫媚。  
  纵雨腾花意不支,颊上红霞扑人醉。筝铜浅涩箜篌喑,明烛千枝落残穗。楚罗之帏喷冷香,阿郎枕断吴娥臂。锦衾不羡汉仙人,贴脸缝唇合情泪。不知门外玉骠嘶,长教朱轮点苔翠。  
  可是这时期并不长久,胡适的《尝试集》在我学期大考的时候出版了。我以一个暑假期反复地研究它。结果是对于胡适之的新诗表示反对了。因为我觉得他的新诗好像是顶坏的旧诗,我以为那不如索性做黄公度式的旧诗好了。但是我从他的“诗的解放”这主张里,觉得诗好像应该有一种新的形式崛兴起来,可是我不知道该是哪一种形式。  
  这个疑问是郭沫若的《女神》来给我解答的。《女神》出版的时候,我方在病榻上。  
  在广告登出的第一天,我就写信到泰东书局去函购。焦灼地等了一个多礼拜才寄到。我倚着枕读《女神》第一遍讫。那时的印象是以为这些作品精神上是诗,而形式上绝不是诗。但是,渐渐地,在第三遍读《女神》的时候,我才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女神》出发的。  
  那时候,我曾用了各个不同的笔名寄诗到邵力子先生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去发表。虽然是浅薄到了不得的东西,但在我个人是很值得纪念的。  
  这时候,革新了的《小说月报》中所载的许多俄国小说的翻译,引起了我的对于小说的兴趣,并且还很深地影响了我。我于是也写小说了。许多短篇被寄出去了,过了十天,十五天,二十天,除了《觉悟》上给刊载了一二篇之外,大半都退回来了。还有一小半呢,它们的运命是不可知了。我不自觉自己的幼稚,我只要发表。此路不通,则另谋彼路,于是我投稿《礼拜六》,《星期》这些杂志了。所以,到现在有许多人骂我曾经是“鸳鸯蝴蝶派”中人,以为这是我的不名誉处,其实除了一小部分杂文之外,我那时的短篇小说倒纯然是一些写实主义的作品。  
  因我自己明白了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这中间是有着一重鸿沟的,于是我停止了这方面的投稿生活。同时,因为新文学杂志中没有安插我的文章的地位,于是我什么也不写了。中学毕业后,从之江大学而上海大学,而大同大学,而震旦大学,这五六年间,我的思想与生活是最混乱的时候,我只胡乱地读书。对于文艺书,我觉得一切都是好的,到手就读。非但读,而且还抄。在之江大学图书馆里,我选抄了一部《英国诗逊,在大同大学的文艺书很贫乏的图书馆里,我选抄过一部《世界短篇小说逊。这是我当时最得意的工作。  
  那时候,我也几次想发展一点文学生活。看了别人的文学结社,东一个西一个地萌动起来不免有点跃跃欲试。可是终于因为朋友少,没有钱自己印自己的作品,更没有日报副刊或大杂志收容我们,不成大事。  
  但这时候,有两个投稿记录是值得我追忆的。当我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时候,我打听到了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诸先生也都住在同一里内。我就将我所写的两篇小说封了亲自去投入他们的信箱中。这两篇之中,有一篇的题目是《残花》,我还记得。过了几天,《创造周报》上刊出郭沫若先生给我的一个启事,问我的通信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去告诉他我就住在与他们同一里内。并且还问他我的小说是否可用,因为我很担心他问了我的通信处是预备退稿的。三日后,接到他的信,要我去一谈。可是我忐忑着没有敢就去,延迟了一个多星期。等到在一个晚上去时,他已到日本去了。只见到了成仿吾先生,他说郭先生把我的小说稿也带着走了。这样,再过了七八个星期《创造周报》停刊了。我的小说稿又遭到了不幸的运命。还有一个投稿记录是成功的。那是《现代评论》居然给我刊出了两首诗。《照灯照地》,《古翁仲之对话》。其时我刚从牛津大学出版部买到了英译本的《海涅诗逊,它对于我的诗格也起了作用,这两首诗便是当时的代表作了。  
  在短短的努力于诗的时期中,我也曾起了一点转移。海涅式的诗引起了我的兴趣并不长久,所以我只摹仿了十余首就转移到别的西洋诗方面去了。我吟诵西洋诗的第二阶段是司宾塞的《催妆诗》及《小艳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曾读了《催妆诗》的全部,又曾用Spencerian Stanza的脚韵法做过一首较长的诗,题名《古水》,可是这一阵热中也不过一年多些。  
  差不多在同时,我和戴望舒,杜衡合办了一个题名《璎珞》的旬刊。我就在这仅仅出了四期的小刊物上发表了《上元灯》(原名《春灯》),及《周夫人》两个短篇,望舒发表了魏尔仑(Verlaine)诗的译文及自作诗,杜衡发表了从德文译出的海涅诗。但那时候,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小刊物。  
  自从在自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上述的两个短篇以后,写小说的心在我胸中蠢动起来了。  
  但是我实在找不出可供我写的材料。这其间,在《东方杂志》上读了夏丐尊先生所译的日本田山花袋的中篇《棉被》,于是我摹仿了一下,写了一篇《绢子》,寄给《小说月报》发表了。这是纯粹的摹仿,几乎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创作功夫,实在是可耻的事情,虽则它曾经和其他二篇同样不成话的东西编在一个集子里出版,那是为了要钱用的缘故,我不愿意再提起它们。  
  第一本新俄短篇的英译本“Flying Osip”在这当儿运来中国了。我从别发西书店里买了来,看了大半本,(其实是,只除了赛米诺夫的那篇《仆人》没有看)于是我又想摹仿一下了。《追》就是在这种不纯的动机之下产生的。继续了《追》而写成的尚有《新教育》一篇。那似乎较好得多,因为这篇并没有摹仿任何作品,实在是因为那时已在故乡当教师,对于现行教育制度确实有这样的不满而写出来的。  
  当了两年中学教师,望舒与刘呐鸥在上海创办第一线书店了。而我这时正在耽读爱仑坡的小说和诗。他们办了一个半月刊,题名《无轨列车》,要我也做些文章,于是我在第一期上写了几段《委巷寓言》,在第四期上写了一篇完全摹仿爱仑坡的小说《妮侬》。  
  在这时期以前,我所曾写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习作,都是摹仿品。  
  直到第一线书店改名水沫书店,我才继承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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