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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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丁说：我想起来了。有一位诗人说过：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我说：这个武器杀不了敌人。三八式步枪还嫌差劲呢！　　
　　青年乙说：也有人说过，诗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品。　　
　　我说：好吧，你做几个艺术品出来，到上海美术品供销社去卖，看他们收不收？　　
　　青年丁说：艺术品不是商品，怎么可以卖钱！　　
　　我说：难道艺术家都把他们的作品堆在屋里，整天饿着肚子，不断地创作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品吗？　　
　　青年乙说：那么，老师，你说，诗到底是什么？　　
　　我说：很抱歉，我也说不上来。　　
　　青年丙说：诗的定义，我们都讲到了。我们否定了一半，老师否定了一半。这么说，诗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它怎么会古今中外永远存在着呢？　　
　　我说：普天之下，无用的东西，存在着的多得很，不止诗一种。　　
　　青年甲说：我想起来了。这就是庄子所谓“无用之用”。　　
　　我说：无用之用，仍然是一种用处，既然有这种用处，就是有用，怎么还说是无用呢？这是庄老头的逻辑矛盾。　　
　　青年丙说：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诗既然从古到今一向存在着，存在就是它的用处。如果一点没有用处，它就没有存在了。　　
　　青年乙拍着桌子说：喔！原来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存在主义”。　　
　　青年丁说：怪不得现在诗人很多，他们的诗，惟一的用处就是“存在”，这叫做“为存在而存在”。　　　　　　　　　　
文学史不需“重写”　　　
　　看了两期《上海文论》，知道有些青年文论家在讨论“重写文学史”。参加讨论的人不算少，似乎很值得讨论。　　
　　我有点不理解。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也从来没有想到写文学史会成为一个问题。　　
　　写文学史，从来没有“专利权”。每一个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都可以自己写一部文学史。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各不相谋，也各不相犯。从黄摩西的《中国文学史》以后，曾毅也写过《中国文学史》，谢无量写过《中国大文学史》，王国维有《宋元戏曲史》，鲁迅有《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有《中国俗文学史》，龙沐勋有《中国韵文史》，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许多“文学史”，每一部都是独立的著作，表现了作者自己的文学史观，谁也不是对另一作者的“重写”。　　
　　只有一部文学史，可以说是“重写”的“文学史”，那就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部文学史，最初是上海沦陷时期作者在几个私立大学中的讲稿。抗战胜利后，作者在国立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把这个讲稿重写了一部分，即出了第一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作者又重写了一遍，在一九五○年代印出了一个新版本。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作者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又重写了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一九七○年代初期印出了最新版本。在我们的许多文学史著作中，只有这一部是名副其实的“重写”本，而且是经过三次重写，但结果却成了离开了“文学”的“文学史”。　　
　　现在，一些人讨论的“重写”文学史问题，其实这不是“重写”，而是“另写”。　　
　　从一些讨论的文章中可以知道，有一种或几种文学史，是他们所不满意的，因此，他们希望有一本新的、可以满意的文学史，出来取代那本旧的。因此，才提出“重写”的呼吁。他们希望“重写”的文学史，大概是作为教材的那些文学史，它们是全国大专院校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　　
　　我以为，作为教材的文学史，不是学术性的文学史。一个文学史家，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都不能以文学史教本为主要参考资料。不单是文学史，其他文理各学科，也是一样。从来没有一篇学术论文后面所附的参考书目中，提到大专院校教本的。　　
　　因此，我以为，对于作教材用的任何文学史，不必提出“重写”的呼吁。它们即使重写、重编一百次，结果还只是一个教本。　　
　　有一位青年文论家说，他之所以要求重写“现代文学史”，是因为目前对现代文学的评价和分析，各执一辞，观点纷乱，因此，他希望有一部可以依据的文学史，作为一个标准的研究现代文学发展的框架。　　
　　我以为，每一个文学史家、文论家，在他们的各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中，都可以累积而构成自己的框架。如果依据一个别人提供的框架，来进行研究，势必成为别人写的文学史的注疏家，他的研究成果，只能是发挥别人的观点。　　
　　一九四九年以前，我们已经有过许多文学史，不论是古典文学史或新文学史，每一本文学史都是作者个人研究的成果。它们有些什么特点，有些什么缺点，都只能由读者去判断。当时，大专院校的文、史、哲各科教材，没有教育部颁定的统一教材，一般都是由教师自编讲义。既没有“钦定”的文学史，也没有“重写”一说。　　
　　文学史，不论是古代文学史，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或专题文学史，如小说史，诗史，各个流派史，人人都可以写，各有千秋，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写别人的文学史。　　
　　我看《上海文论》和其他报刊上的有关文章，还是去年腊月中的事。当时有些想法，打算写出来参加讨论，可是给别的事搁下来了。春节中，台湾作家林耀德来访问，谈起这件事，我当时就讲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最近，收到台湾《联合文学》七月号，其中发表了林耀德和我的谈话记录，关于我对“重写文学史”这个问题的观点，也透露了一些。　　
　　因此，我感到不能不把我的全部意见写出来，供参加讨论的人作参考。用了三天时间，写完此文。天气太热，还是没有畅所欲言。　　
　　一九九○年八月四日　　　　　　　　　　
闲话孔子　　　
　　十八号台风暴雨驱散了上海的高温，新凉天气，就有人来找我老拙聊天。前天来了一位好学中年人，他正在钻研中国思想史，近来看了不少时髦书：《易经》，禅学，新儒学。他来问我对新儒学如何看法。　　
　　我说：“新儒学，我还不很理解，不知新在哪里？”　　
　　他就问：“那么，您老对旧儒学如何看法？”　　
　　我老实回答：“旧儒学，我也不甚了了。真可以说：未知旧，焉知新？”　　
　　来人就采用激将法：“您老太谦虚了。您老读过孔孟之书，怎么会不懂旧儒学？”　　
　　我说：“你所说的旧儒学，我知道的只有汉儒和宋儒两派。汉儒讲章句训诂，其实是治一切古学的第一道工作程序，就是现在西方的‘文本学’，这种工作，本身还不是一种‘学’。宋儒讲义理，把孔孟的唯物主义行为准则提高为唯心主义哲学原理。这种工作，虽然是一种‘学’，可离开孔孟的实用主义远他说：“孔孟的学说属于儒家。研究儒家学说的工作，称为‘儒学’。你老既否定了汉儒学，又否定了宋儒学，那么，你以为儒学应该是什么呢？”　　
　　我说：“你知道，儒学早已分为许多流派了。每个流派都自以为是孔孟之学，其实他们都是把孔孟的语录作为一张画皮，披在各自的身上，吓唬别人，隐藏自己。我们可以举一个例，譬如马克思主义，不是有过‘斯大林马克思主义’，‘铁托马克思主义’，‘霍查马克思主义’吗？”　　
　　他沉思了一刻，说：“明白了。你是根本否定儒学这个名词。”　　
　　我说：“也无法否定，至少我不想用这个名词。”　　
　　“好。”他说，“我们不提儒学，就说孔孟思想吧。请你谈谈对孔孟思想的看法。”　　
　　我说：“孔孟思想，是一种思想呢，还是两种思想？天下没有两个思想相同的人，孔孟思想，毕竟还是两家。孔孟、老庄、申韩，都是被司马迁硬捏合拢来的。他们原来都是自成一家。”　　
　　“好，”他说，“那就请你谈谈孔子吧。你以为孔子思想到底有多么伟大？为什么近年来东方与西方都在颂扬孔子？国内也很有点尊孔气象。”　　
　　我说：“我读《论语》，总该有几十遍了。第一个阶段，在二十岁以前，读《论语》就是读语文课本，一句一节的识字会意，只懂得‘不亦说乎’就是‘不亦悦乎’，孔子的思想，从来没有感到。　　
　　“过了二十岁，重读《论语》，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不巧，同一个时期，我又在读马克思的书，也跃跃欲试地想去干革命。我读《论语》，觉得孔子教人处世的方法很对，读马克思主义者的书，觉得他们批判孔子，说他麻痹人民的革命意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政权，这些话也一点不错，确实如此。足足有三四十年，我的思想依违于孔马之间，莫衷一是。　　
　　“于是，我老了。重读《论语》，进入第三个阶段。我才发现孔子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圣人’，也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哲学家’，他只是一个政客：在春秋战国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奔走于王侯之门，献策求官，孔子也是其中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代，大大小小的国家，都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　　
　　强凌弱，众暴寡，面对强邻压境，小弱的国家都惴惴不安，谋求自保身家。这叫做国际矛盾，和现代一样。于是有一批政客出来为列国王侯提供外交政策，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便是载在史册的著名外交政策。另外一种是国内矛盾。上有暴君、昏君，下有顽民、愚民，统治者一意孤行，不恤民困；被压迫，被剥削者，忍无可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公然暴乱。暴乱壮大，便是革命，古称造反。于是有一批政客出来，为列国王侯提供防暴政策。孔子的一生活动，便是做这个工作。”　　
　　来客似乎有些吃惊。他说：“你把孔子和苏秦、张仪放在一起，这个观点从来没有人讲过。”　　
　　我说：“可能是没有人讲过，因为从来都把孔子尊得太高，又把苏秦、张仪看得太低。没有人注意他们的工作属于同一类型。”　　
　　他说：“可是，一部《论语》，里头没有提到孔子的防暴政策，到底他的具体措施是怎样的？”　　
　　我也有些吃惊，对来客看了一眼，我说：“具体措施？你还没有理解吗？”　　
　　他瞪着眼：“请你讲讲明白。”　　
　　我说：“孔子也创立了一个主义，叫做中庸主义。中庸主义有两块王牌：一曰仁，一曰义。仁是对统治阶级用的。他劝告统治阶级多施仁政，不要使人民控诉‘苛政猛于虎’。人民只要有一口苦饭吃，有工作做，养生送死，没有多大困难，他们自然就不会怨气冲天，起来闹暴乱了。义是对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用的。他劝谕人民在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下，要克己复礼，正名定分，即使有些愤怒不平要发泄，也可以发泄一下，不过要‘发而皆中节’。这就是说，人民的怨恨不能升级而成为暴乱，成为革命、造反。所以汉儒解释说：‘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人，就是人道主义；宜，就是安分守己，不为过甚。越过了这个宜的限度，就是作乱犯上，大不宜了。”　　
　　来客说：“这样一讲，很明白了。原来孔子的政治理论，也并不彻底。”　　
　　我说：“什么叫彻底？天下一切矛盾都无法彻底解决，因为矛盾本身也在运动，你要彻底解决，它会统一，会转换。我也知道孔子的中庸主义很可笑，简直是和稀泥主义，但是，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候，总还是一种缓和方法，可以暂时取得安定、团结。”　　
　　客说：“为什么你说暂时？”　　
　　我说：“我怎么能说永久？”　　
　　客说：“那么，中庸主义所取得的安定、团结就不是巩固的了？”　　
　　我说：“罗贯中早已说过：‘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哪有永久巩固地安定团结的国家？”　　
　　客问：“那么，暂时安定团结之后，又会怎么样？”　　
　　我说：“会两极升级。”　　
　　客问：“什么叫两极升级？”　　
　　我说：“在统治阶级这一方面，在安定团结之后，会以为天下太平，高枕无忧，于是得意忘形，变本加厉。一点点仁政，堆上了一大片苛政。在老百姓方面，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有新的欲望，新的要求，新的怨愤。于是，前一个矛盾升级了，前一个中庸主义失败了。”　　
　　客问：“那怎么办？”　　
　　我说：“孔夫子也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提高中庸主义的规格。”　　
　　客说：“也许这一次中庸主义毫无用处了。”　　
　　我说：“当然，中庸主义不会永远麻痹革命意识。商汤、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