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作品选-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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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写些短小的评论文章，此外便是喜欢写寓言。每写好一篇，都自己很高兴，要我们看了提意见。他写的寓言都是托尔斯泰、克雷洛夫式的，我们有时以为太浅显明白，是“比喻”而不是“寓意”。这一点意见，他似乎是接受的，后来他写得就较为深刻了。　　
　　杜衡开始写短篇小说。望舒继续作诗，大约后来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以《雨巷》为代表的那几首，正是那时候所写。至于我自己，为教学工作所牵绊，不能有较多的时间用于翻译或创作，故成就最少。　　
　　这期间，雪峰和望舒经常到上海去，大约每二星期，总有一个人去上海，一般都是当天来回。去上海的目的任务是买书或“销货”。雪峰一到上海，就去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和设在海宁路及吴淞路一带的日本旧书店；望舒到上海，就去环龙路（今南昌路）的红鸟书店买法文新书；我到上海，先去看几家英文旧书店，其次才到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和别家书店。英美出版的新书价高，而卖英文书的旧书店多，故我买的绝大部分是旧书。所谓“销货”，就是把著译稿带到上海去找出版家。最初和我们有关系的是光华书局，其次是开明书店，它们都为我们印出了一些书。　　
　　光华书局同意为我们出版一个小型的同人刊物，以《莽原》为模式，发表我们的译文和作品，刊名就称为《文学工撤。第一期文稿很快就编定，交与光华书局。当时排版印刷都快，小小的一本四五万字的刊物，两个星期就排出来了。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看了浇版后打出来的清样，觉得内容激烈，他有顾虑，立刻通知我们，他不能出版这样的刊物，决定将已打好的纸版送给我们，就此了事。这份纸版，我一直保存到抗战初期，和我的书籍文物一起毁于炮火。　　
　　刘呐鸥是一个生长于日本的台湾人。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在上海震旦大学读法文，与望舒同级。一九二六年秋，望舒为了等我和杜衡读一年法文后，一起去法国，就暂时转读震旦大学法科。刘呐鸥在一九二六年终回台湾去，好久没有消息。一九二八年夏初，他又来到上海，找到了望舒。他在六三花园旁边的公园坊租了一座小洋房，一个人住着，雇了一个娘姨料理他的伙食和家务。他说要把家眷搬来上海定居，但暂时还不会来，房子很空，邀望舒去住在他那里，共同作文学活动。于是望舒首先去上海，住在刘呐鸥家的三楼。同时雪峰也去上海和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住在一起。放暑假后，我也到上海，住在刘呐鸥家。杜衡回杭州去了。这样就结束了松江的文学工场，而开始了包括雪峰、呐鸥在内的水沫社。　　
　　刘呐鸥带来了许多日本出版的文学新书，有当时日本文坛新倾向的作品，如横光利一、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的小说，文学史、文艺理论方面，则有关于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文艺论著和报道。在日本文艺界，似乎这一切五光十色的文艺新流派，只要是反传统的，都是新兴文学。刘呐鸥极推崇弗里采的《艺术社会学》，但他最喜爱的却是描写大都会中色情生活的作品。在他，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矛盾，因为，用日本文艺界的话说，都是“新兴”，都是“尖端”。共同的是创作方法或批评标准的推陈出新，各别的是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的差异。刘呐鸥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也不无影响，使我们对文艺的认识，非常混杂。惟有雪峰，对这些资产阶级的新兴文学，并不欣赏，他已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下了。　　
　　刘呐鸥愿意拿出几千块钱办出版事业，邀望舒和我合作。他做老板兼会计，我们做编辑兼管出版发行事务。这个计划，商量了五六天就决定了。于是我们一方面编印一个小型的半月刊，定名《无轨列车》。这是刘呐鸥取的刊名，他的意思是刊物的方向内容没有一定的轨道。我们把《文学工撤里的文章也编了几篇进去，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才在《无轨列车》创刊号公开发表。同时，刘呐鸥在北四川路东宝兴路口租下了一座临街的房屋，开设一家书店，也是刘呐鸥取的店号，叫做“第一线书店”。呐鸥亲自写了五个美术字，做了一块大招牌，挂在二楼阳台外。这个新开张的书店，除了经售光华、北新、开明等书店的出版物之外，自己出版的只有《无轨列车》。为一个小小的半月刊，开一家书店，这是毫无出版经验的三个青年干的傻事。　　
　　第一线书店这块招牌，一挂出来就被官方注意，时常有人来问长问短。《无轨列车》出到第六期，就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禁止，书店也被警告停业。经过这一挫折，我们改变办法，在北四川路公益坊租了一幢石库门住宅房子，挂出了一块小招牌：“水沫书店”。这回不开店了，实际上是一家出版社。最初我们出版了一些比较平稳的文艺书，例如我的小说集《上元灯》、望舒的诗集《我的记忆》、蓬子的诗集《银铃》、胡也频的《往何处去？》，还有雪峰介绍来的柔石的《三姊妹》。这些出版物，读者的反映都很好，也有边远省市的书商上门来批购。书店总算站住了。　　
　　一九二九年，我们印出了刘呐鸥译的《艺术社会学》，接着又出版了望舒译的《唯物史观文学论》。这使雪峰很高兴，当时他正在译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基捶，他表示愿意交水沫书店出版。他又告诉我们，鲁迅也在译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　　
　　大家一谈，就产生了一个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计划。我们托雪峰去征询鲁迅，能不能由他主编这个丛书。雪峰和鲁迅一谈，鲁迅立即赞成。他愿意支持我们，但不能出面主编。于是在鲁迅的指导下，雪峰和望舒拟定了十二种书，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从一九二九年五月到一九三○年五月，陆续印出了五种，以后就被禁停止。当时我和望舒已住在店里，为了联系这套丛书的文稿和校样，雪峰常是晚上来的。　　
　　雪峰曾希望我们恢复党的关系，但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雪峰很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他把我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交上的朋友。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联在中华艺术大学开成立大会，前一天，雪峰特地来通知我们，邀我们去参加。那时我恰巧回松江去了，没有知道，所以第二天只有望舒和杜衡去参加。　　
　　关于“第三种人”的论辩掀起以后，雪峰和杜衡（苏汶）常有会晤，他是想当一个挽回僵局的调解人的。在他写的那篇总结性的文章《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里，语气之间，也还是把苏汶期许为同路人。前年看到《新文学史料》第六期上发表了夏熊整理的《冯雪峰谈左联》，其中记录了雪峰曾谈到过他的另一篇署名洛阳的文章《并非浪费的论争》。他说这是“与瞿秋白商量后由瞿秋白代我起草的，当时我另有任务，来不及写。”又说：“鲁迅《论第三种人》最后一句：‘怎么办呢！’是我加的，引用苏汶的原话，意在给对方留个后路。”从前一件事，我以为，文章虽然是瞿秋白起草的，总的论点和态度还是雪峰的。这从后一件事可以证明。　　
　　雪峰的文章，很受党内文艺理论家的批评，甚至以为他是认敌为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不知道雪峰和我们的关系。雪峰是一个笃于友谊的人，一个能明辨是非的人，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尽管在这次论辩以后，雪峰对苏汶的作为同路人的期望，多少有点幻灭，但友谊还保持着。　　
　　我和雪峰，从一九三四年以后，就没有机会见面。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在蓬子的作家书屋里碰到，三个人漫谈了一阵多年阔别后的情况，言不及义，匆匆分手。一九五二年，雪峰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了一封信，邀我去参加编辑工作。我觉得我还是做教书匠适当，就复信婉谢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和雪峰见面或联系。　　
　　杜衡于一九四○年在香港投奔国民党，使我非常失望。望舒于一九五○年忽然逝世，也使我极度伤感。雪峰对我们始终保持友谊，也始终在回护我们，我也很感激他。我常常想起当年文学工场里四个青年的亲密的情谊，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再也没有同样亲密的朋友，真感到非常寂寞。雪峰的政治生活，我无可叙述；现在我笔下的冯雪峰，是一个重情谊，能念旧的好朋友，是一个热情团结党外人士的好党员。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四日　　　　　　　　　　
《红鼻子》的作者　　　
　　一本台湾话剧《红鼻子》，居然红到大陆，上海、北京正在上演，轰动一时。我两耳失聪，话剧久已不听，剧本作者姚一苇，我也不知其为何许人，想来总是台湾的文学新秀。今天收到江西友人来信，才知道这位新闻人物就是我四十年前的学生姚公伟，这就使我想起了一段旧事。　　
　　一九四○年代，我在厦门大学（长汀）任教，有十多个学生经常来我宿舍里聚会闲话。有的谈文艺创作，有的谈古典诗词，有的谈戏剧小说。这些学生，都是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毕业的。四十年来，各人际遇不同，我也和他们久失联系。当时作新诗的有朱伯石，现任华中师院教授，有勒公贞，现任江西吉安教育学院教师，作旧诗的有欧阳怀岳，诗做得极像黄山谷，可惜毕业后即被疯狗咬死。有马祖熙，填词不下陈其年，现在安徽当中学教师。教育系学生潘茂元，文学是他的副系，也常来参加茶话，他现在是厦门大学副校长。姚公伟写诗，也写散文。他的爱人范筱兰，善演话剧。他们两人总是一起来的，我早知道他们的终身大事快要定局。　　
　　忽然有一天，学校里传出消息，有一对男女学生在防空洞里情不自禁，被拈酸的同学去向训导长告发了。为此，校长萨本栋主张有所处分，以整肃学风。于是召开了校务委员会，讨论办法。萨本栋是一位极其民主的大学校长，他并没有成见，他开会决不预定调子，只是先请训导长报告事实，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这时，我才知道这一对犯事的学生就是姚公伟和范筱兰。　　
　　当时发表的意见，几乎都是主张对这两个学生从严处分。不过所谓“从严”，有的主张开除，有的主张记大过一次，这里还有些不同。有一位教授坚决主张开除，理由是这一对男女在校内做出了不名誉的事，严重地败坏了校风，如果不开除他们，将来必有更多的丑闻。　　
　　我站起来，讲了我的意见。我以为，第一，防空洞在山上，校舍在山下，防空洞不在校园内，因为老百姓也可以去避敌机轰炸。第二，他们都是成年人，婚姻有自主权。　　
　　如果他们愿意结婚，那就不必处分。如果他们中有一方不愿结婚，那就成为法律问题，受损害的一方可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处分。　　
　　辩论的结果，我的意见说服了大多数人，萨校长也点头同意，就这样做了决议。会后由训导长和姚范二生谈话。他们都同意先公开确定婚约，待毕业后即在校内举行婚礼。　　
　　他们毕业后即到台湾去就业，那时我已离开了厦门大学，不知他们的消息。现在我回忆起这件事，感到姚一苇的剧作才能，恐怕和他的爱人不无关系，但不知这一双情侣现在是否还厮守在一起，或者是否还是一双佳偶，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了我。　　　　　　　　　　
《宝姑》　　　
　　一九三五年，我卧病在医院，王莹曾带了一束鲜花来看我。现在我又卧病在医院，却收到谢和赓同志惠赠的王莹遗著《宝姑》。前后五十年，当时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各自在兵荒马乱、政治风波中，走完了生命的道路。许多人已经下世，还生存着的也已是风烛残年了。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几乎有二十年，即使极熟的朋友，也彼此不知道消息，直到最近几年，才一鳞半爪地透露出来。王莹被“四人帮”残酷迫害，死于牢狱中，这消息，和老舍之死一样，使我震惊。今天，翻阅她的遗著，想到当年她来问病的友谊，觉得应该写一点东西纪念她。　　
　　在一九三○年代，王莹是上海的电影“明星”。但我认识的王莹，并不是“明星”，而是一个初试笔墨的文学青年。我在一次宴会上，凑巧和王莹坐在一起，因而认识了。　　
　　她知道我是文艺刊物的编者，就同我谈文艺，并且说，她也想写文章。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者，碰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