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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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能保证，必须由上议院任命的各部次官一定是一位有议会经验和地位的人。我不能不想到各重要部门中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我当然要注意到有没有充足的辩论能力。
兰开斯特郡公爵大臣达夫·库珀也许愿意提升，只是我还没有向他提过。
可是这两三日内我不想作出任何最后的安排。同时我为你所建议的任命，我准备暂不作决定。比如说，也许可能，将任务划分一下，由一位大臣领导上议院，另一位大臣负责殖民地事务部。
承你坦率地写信给我，十分感谢。我深知困难，并将设法解决。
过了几天之后：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既极愿意留在下议院，这又显然符合该院的愿望，因此我不能请他到上议院去帮助你了。宪法精神是完全维持下来了。但你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帮助，我可以请达夫·库珀带着他的兰开斯特郡公爵大臣的职位到上议院去。或者你可以再试几个星期，看看情况如何。
在次要的机构中也作了一些其他的调动。在这一点上我得到了不少的帮助。为了铺平艰难的道路，竟有九位主要的次官把他们的机构交给我自由处理。有些调动过了几个星期才实行；最后的改变名单如下：
1942年2月22日
殖民地事务大臣克兰伯恩勋爵，补莫因勋爵缺
飞机生产大臣卢埃林上校，补穆尔——布拉巴宗上校缺
贸易大臣多尔顿先生，补卢埃林上校缺
经济作战大臣塞尔伯恩勋爵，补多尔顿先生缺
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补马杰森上尉缺（辞职）
公共工程大臣波特尔勋爵，补里思勋爵缺（辞职）
1942年3月4日
主计大臣威廉·乔伊特爵士，补汉基勋爵缺
副检察总长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少校，补威廉·乔伊特爵士缺
上议院在战时内阁的代表问题，我是采用了前已介绍的办法来解决的，即有几位大臣虽然不是正式阁员，实际上却是“经常的列席者”。如此，月终之前我已能够恢复我们的正常工作。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7日
内阁下周工作作如下安排：
1．星期一下午五时半，地点十号。全体参加；尚有经常的列席者、三军参谋长、各自治领和印度代表等。议程：战事的一般形势，不提特殊的机密事件，例如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还有任何其他适当的论题。
2．星期二下午六时，地点十号。太平洋会议。
3．星期五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只有战时内阁和你自己参加。我们讨论特殊项目需要他人参加时，另行召集。
4．星期四中午十二时，在下议院。战时内阁。（如果有需要，星期三、四两日下午六时，再开会一次。）
5．星期五下午十时。国防委员会。由三军参谋长，海、陆、空军三大臣，如有需要，或经指定时，印度事务大臣和自治领事务大臣，我自己，副首相和外交大臣，也许加上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我们且看看这样行不行。
大体说来，新闻界和公众对改组的主要方面表示欢迎。政府机构经过这样大的变动之后，议会也觉得需要稳定下来，就这样我们得到了喘息时间，去经受正在临到我们头上的更多的灾祸。
※ ※ ※
在这个国内政治紧张而有变化、国外又遭失败的时期，我自己的地位似乎没有受到影响。我每时每刻要办的公务实在太多了，很少有工夫去考虑它。由于某几位同僚或未来的同僚的地位未定的影响，我个人的权力倒似乎加强了。我并不因为有人想解除我的职责而感到难受。我所要求的是，经过适当的讨论之后，能够符合我的愿望。不幸事故恰恰足以使我和三军参谋长靠得更紧，这种团结在政府各部门中都是觉察到的。在战时内阁中，或者在人数多得多的内阁级大臣之中，没有人暗中搞阴谋或闹对立。外面却有继续不断的压力，要我改变指导战事的方法，以便获得比现在更好的效果。“我们一致拥护首相，但是他要作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他挑的有些担子，应该解脱了。”这种看法是始终不变的，还有许多理论硬要人接受。我很高兴地接到弗雷德里克·莫里斯①爵士以下的来信：
①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于1918年任军事作战总监。他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在法国陆军的实力问题上攻击了首相劳合·乔治先生。他被免了职；下议院展开了一场重大的辩论，接着作了一次表决。自由党人当时究竟是投阿斯奎斯先生的票，还是投劳合·乔治先生的票，后来作为战后选举的测验。莫里斯将军在1932年任英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14日
我曾同某些议员谈论过，觉察到你会受到一种压力，不得不恢复劳合·乔治先生在1916年至1918年为配合政策与战略所采用的制度，取消国防大臣一职，使三军参谋长直接同一个由不管部大臣们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发生关系。
我对劳合·乔治先生的制度有过两年半的经验，我觉得你的制度，除了一个例外，在两者中是比较好的。我在帝国国防学院里，又在各军事学院里，多年来就主张这样的制度。
我觉得应有一位国防大臣，个人同三军参谋长直接进行接触，而在战争时期唯一可能担任的国防大臣的便是首相。从一般的原则谈到特殊的事实，你有莫大的长处，跟海陆空军士兵有共同的语言，这在政治家中是罕见的。要三军参谋长参加战时内阁会议的办法，免不了会大大浪费各参谋长的时间；他们在战时内阁会议中比不上他们同首相进行密切联系时，能够畅所欲言。
据我从局外看来，现行制度中唯一的缺点，是联合计划委员会。我的经验是，这个委员会的会员们，依据职权，对自己岗位上的任务都忙不过来，自不能专心致志从事联合计划的工作；到了碰头的时候，他们不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倒是找出困难，表示反对。我认为要作出有效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要选择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在他制订计划时予以必需的帮助，然后要他将计划送给你和三军参谋长核准。那么，计划是否合用，实施时所需要的种种条件是否具备，都是由你和三军参谋长来决定的了。
在这严重的关头，特向你表示我的同情和祝愿。
你的真诚的F．莫里斯
我向弗雷德里克爵士函复致谢时补充说（1942年2月24日）：“我正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提出一个‘任务’时，根据任务的性质，应有三军中一军的一位军官确实地置于其他人员之上。”
我下定决心将指挥战事的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只有使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一职，才能行使这样的权力。在克服反对的意见和处理分歧而冲突的观点时，比起有权作出决定的本身来说，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麻烦。最重要的是在最高职位上要有领导全局的统一思想，切实地进行协助和修正，而在完整性上不致有所分裂。如果我被免去国防大臣的职务，我当然不愿蝉联首相，即使只一个小时。这一点既为众所周知，它就驳回了所有的甚至在极不利的条件下提出的诘难；许多关于组织委员会或其他一些非个人的机构等好意的建议，也就没有意义了。我必须对所有帮助我获得成功的人表示感谢。
第六章 新加坡的沦陷
对于新加坡未曾进行调查——珀西瓦尔将军的部署——已经削弱的守备队——白厅中没有幻想——破坏工事的重要性——美、英、荷、澳战区的总政策——2月2日我致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新加坡空军力量的薄弱——2月8日日军横渡海峡——他们在岛上站稳了脚跟——2月10日我致韦维尔将军的电报——韦维尔绝望的复电——11日和12日全线激战——日军受挫——不幸的撤退队伍——新加坡市内的严重情况——韦维尔下令坚持防御——2月14日他给我的电报——帝国总参谋长和我容许韦维尔有权决定投降——他给珀西瓦尔将军最后的命令——投降——罗斯福总统的来电。
据我判断，在战事正酣的时候，派皇家委员会调查新加坡沦陷的原委，是不可能的。我们抽不出人员、时间和精力来。议会接受了这个意见；但我当然想到，为了对有关的官兵作出公正的判断，一旦战斗停止，应立即就全部的原委进行调查。只是后来的政府没有开始进行罢了。好多年已经过去了，有许多证人已去世了。也许我们始终不会有一个称职的法院，能对英国史上最惨的溃败和规模最大的投降作出正式的判断。在这些篇幅中我并不打算越俎代庖，来替代这样的法院，也不打算对于个人的行动表示意见。我限定范围，只把我所相信不疑的突出事实记录下来，并引用当时有记载的文件。读者可以从这些材料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对这里的军事方面的叙述，自己负责。我作这个叙述，受到波纳尔将军的大力协助。当华盛顿的会谈作出创建美、英、荷、澳司令部的决定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是远东总司令，司令部设在新加坡。美、英、荷、澳司令部建立后，他作了韦维尔将军的参谋长。要不是这样，他会被选去挑那副落在珀西瓦尔将军肩膀上的重担。
第三军（军长希思上将）现由主力已于1月29日到达的英国第十八师（师长贝克威思—史密斯少将）以及已经吸收第九师的残余部队的第十一英印师（师长基少将）组成。这一军负责的地区是沿着岛的北岸向长堤伸展，但长堤不在其内。从长堤开始的一线由第八澳大利亚师（师长戈登·贝内特少将）负责，第四十四印度旅归他指挥。这一旅几天以前才开到，同第四十五旅一样，是由青年和受过部分训练的军队组成。南岸由要塞部队保卫，有两个马来亚步兵旅和义勇队，全部归西蒙斯少将指挥。
守卫海岸的重炮中能向北面轰击的，弹药有限，要对付敌军正在集结的密林丛生的地区，是没有什么大用的。只有一个战斗机中队留在岛上，也只有一个飞机场尚可使用。由于伤亡和消耗，现在最后集中的守备军已由陆军部估计的十万六千人减少到八万五千人光景，其中还包括基地和后勤部门以及各种非战斗部队。这个总数之内约有七万人是武装的。
野战防御的准备和障碍物的布置，虽然投下了不少的本地人力，却同现在出现的迫切要求不相称。即将受到攻击的前线并没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军队的士气，经过长途的撤退和岛上的激战已经大大地降低了。
受到威胁的北岸和西岸，有宽度从六百码到二千码不等的柔佛海峡作为屏障；几条江河河口上栲树丛生的沼泽，也有相当的掩护作用。三十哩长的战线需要防守，敌军在对岸丛林中有什么行动，是完全看不到的。岛的内地也大都被繁茂的草木和种植园隐蔽起来，人们看不到远处。武吉智马村四周的地带设有军需品大仓库和三个供应用水的水库，极为重要。在这一切后面就是新加坡市，当时市内住着不同种族的居民约一百万人，还有一批难民。
※ ※ ※
我们在国内不再抱着长期保卫新加坡的幻想。唯一的问题是要打多久。三军参谋长早在1月21日就注意到破坏工作，曾电示珀西瓦尔将军，“万一情况极度恶化”，在新加坡千万不能疏忽。他们说，“你应该保证，任何可能对敌军有用之物，绝不可在全面焦土政策中有所遗漏”。他们也谈到破坏军火。1月31日我对这个文件作了批语道：“明显的办法是用弹药向敌人射击。撤出是绝不容许的，万不得已要撤退，这样做总要两三天。……向敌人开火，把弹药花光，这是在要塞即将陷落时早已规定的、当然的做法。应该有充分时间作好安排。如果要塞能保卫得好，到了最后我们只会感到军火的缺乏，不会有大堆弹药遗留下来。”
两天以后我又发了指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三军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2月2日
1．必办之事：第一，海军基地应全部摧毁，务使所有的码头和工厂至少在十八个月内全部不能再用；第二，要塞大炮应当全部破坏，使在同样长的时期中不能再用。这样，新加坡将对敌军失去其作为一个有效的海军基地的价值。布置上述的破坏工作，不应引起惊慌，因为它们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