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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

我为死囚写遗书-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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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当天晚上,录有他们行踪的影带、照片会送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展现在一位神秘的人物面前。 
  ——我们永远无从知晓那位神秘的人物到底是谁,男或女?老或少?为了叙述的方便,我给他或她取了一个代号:老板。 
  得到老板的认同后,那位拿手机的中年男人迅速地作出了安排。 
  第二天早晨——这真是一个美妙的阳光灿烂的早晨,一位年轻女人穿着一身职业套装,手持一朵红色的月季花来到一家低档旅社里。 
  一会儿,旅社老板将满脸惊疑的刘原和香梅领到她面前。 
  刘原问道:“小姐,你找我吗?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叫阿华,你以后就叫我华姐吧。”那位自我介绍叫阿华的小姐没有回答刘原的问题,她满面笑容地将月季花送给香梅,话锋一转,“走,上车,到公司再说吧。” 
  一辆微型面包车就停在旅社门口。 
  等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刘原突然想起来:这家公司不就是他昨天送花篮来的那家咨询公司吗?原来,那位打手机的中年男人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刘原后来叫他贺总。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4)   
  3 形象代表的“匪”气 
  真的是应验了时来运转那句老话。 
  有着七年牢狱生活的刘原,因为言谈举止间流露出来的若隐若现的“匪”气而在家乡到处遭人警惕,无法立足才跑到深圳,原想在这座开放的城市里,没有人会关心他无法掩饰的“匪”气。他哪里会想到,在光怪陆离的深圳,有人居然是靠经营“匪”气发财的。至于贺总的深圳某咨询公司为什么要靠“匪”气来运作他们的商业游戏,就远非刘原这个乡间小偷能理解的了。 
  最先,深圳某咨询公司关注的仅仅是刘原的“匪”气,香梅并没引起他们的注意。 
  但是,这一切都在1993年春天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发生了变化。 
  那天,深圳某咨询公司在蛇口工业区一幢闲置的厂房里搭起了摄影棚,四面布满了“漫山遍野”的红枫叶,当追光灯从不同的角度打到那些布景上时,穿着某某牌牛仔服的刘原立刻紧张起来,整个人都似乎呆了。 
  坐在暗处的贺总摆了一下手,冲到刘原面前,举手在半空中做了一个斩的动作,说道:“我需要你的酷,懂吗?酷!” 
  刘原疑惑地望着贺总,问道:“酷?什么酷?” 
  “就是匪气,懂不懂?”贺总双手叉在腰间,做出横眉怒目的样子,“我们需要你的匪气。除了匪气,其余的东西统统不要。” 
  这时候,香梅走上前,轻轻地拉住刘原的手,嘴唇凑到他耳畔低语道:“你就想象十三岁那年在璧山县城救我时的情景。” 
  同样在这时候,贺总的手机响了起来。那位神秘的老板在另一个地方,通过监视器看到了整个的过程。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老板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奇迹,抑或是红枫叶下的青年男女触动了老板的灵感,一道修改计划的指令迅速地发了出来。贺总接完电话,瞪着一双大眼睛将刘原与香梅从头至脚地端详了许久。他摇摇头,眼睛使劲闭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厉害,真是厉害,姜还是老的辣。” 
  原来,那位神秘的老板在监视器中终于发现了满身流淌着乡情风韵的香梅,与若隐若现的“匪”气人物刘原站在一起,在红枫叶的映衬下,顿时产生了惊人的抢眼效果:一个是浑身蓬勃的青春朝气中流露出如丝如缕的“匪”气,一个是满身乡情的山涧流泉溅击出珠落玉盘般的风韵。这两种人物在繁华的深圳是极其稀罕的。在物欲横流的特区,同样横流着高贵与洋气。特区是不缺白领与丽人的。 
  当追光灯打到香梅身上时,她紧张得哭了起来。 
  贺总走上前,将一枝蜡梅花递给她,慢吞吞地说:“你的表现一定要像个村姑的样子。对了,你本来就是从农村里出来的嘛,要演出那种酷的味道。” 
  酷?如同刘原一样,香梅同样不知道什么叫酷。酷与乡情风韵有什么关系? 
  “就是……就是……” 
  贺总一时语塞,找不到适当的比喻。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贺总将手机贴到耳朵上,紧接着,他一边听手机一边问香梅。事实上,贺总充当了那位神秘的老板的传声筒:“你过去卖过蜡梅花吗?卖过。你就想象你当初卖花的样子。对,卖花姑娘,寒风中的卖花姑娘。这就是酷。” 
  忽然间,刘原走过来,轻轻地抱住香梅,轻轻地吻掉她眼角的泪花。一时间,人们被他出人意料的大胆举动惊呆了,包括贴到贺总耳朵上的手机都没有任何声音。刘原望着香梅,轻轻地说道:“不要哭了,我心疼你流泪的样子。”然后,他左手紧紧地握住香梅的一只手,右手扯起衣领遮住嘴角,慢慢地融入一片红色的枫树林中。 
  于是,在1993年的暮春,一幅题名叫作《酷》的照片光芒四射地出现在特区的各类媒体上。那幅照片使人想起日本电影《追捕》中的男女主角杜丘与真优美。照片下方注明某某公司形象代表。当然,形象代表的公司是不断变换的,一忽儿代表某某牛仔服公司、一忽儿代表某某皮业公司……但是,永远不变的是男女主人公的姿势——那个姿势曾经吸引了特区多少青少年纷纷模仿:男主人公扯起衣领遮住嘴角,女主人公举起一枝蜡梅挡住下颌。许多人可以将刘原与香梅的这个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但要模仿他们的“匪”气与“乡韵”却是万万办不到的。须知,气质是模仿不来的。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5)   
  那么,不能模仿的气质,是否可以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呢? 
  就在刘原和香梅的形象光芒四射地出现在特区的各类媒体上时,深圳某咨询公司完成了经营“匪”气与“乡韵”的任务,付给他俩 六万元酬金,合作结束了。 
  按理说,他俩的生活应该回到原有的轨迹上去了。 
  这时候的刘原已经有了新的想法: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家乡立不住脚:自己若隐若现的“匪”气,让家乡人不敢接近。他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在特区很难找到工作:自己文化不高。幸运的是,机缘巧合,他与香梅做了几回形象代表,挣了六万元钱——六万元钱在特区人眼里只是一点湿湿碎(小意思),但在刘原和香梅眼里,则是一笔巨款了。经过深思熟虑后,刘原对香梅说:“我准备用这笔钱去读书。” 
  没有知识休想在特区长久地混下去,更谈不上站住脚,这个道理香梅是懂得的。 
  他俩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租了一间小屋,刘原联系到了深圳大学专为外来工开设的免试大专学习班,学制两年。香梅则当起了陪读太太。有了六万元钱,他们暂时还不为生计发愁。 
  一晃到了1994年初夏,他俩一年多前拍的形象代表照片依旧时不时地出现在特区媒体上。有时候回想起来,他俩恍如梦中,互相指着媒体上的形象调侃着对方:“这个人是你吗?怎么越看越不像?” 
  事实上,他俩真的发生了变化。 
  在特区生活了一年多,不发生变化才是怪事。 
  相形之下,刘原的变化更为显著。一年多的校园生活,虽然未能完全褪掉他身上若隐若现的“匪”气,但言谈举止中明显地多出一丝一毫的书卷气。这是读书带给他的信息标志。 
  在这个初夏的某个晚上,刘原轻轻地拥住香梅,幸福至极地说:“再有一年,我就可以拿到大专文凭了。” 
  香梅开着玩笑说道:“你不凭匪气找饭吃了吗?” 
  刘原一本正经地说:“将来,我要用学到的知识,凭真本事找饭吃。” 
  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一天,已经一年多没见面的深圳某咨询公司的贺总突然间大驾光临。 
  在一间酒楼里,贺总说明了他的来意:香港某服装公司交给他一笔大生意,并特意点明要那个“小匪小匪”的男青年做服装公司的形象代表。贺总说:“刘先生,这次虽然没有你太太参加,但我们仍然按两个人的酬金付给你,行吗?” 
  在刘原和香梅看来,这是一件大好事。 
  第二天,他们急匆匆地赶到设在深圳宝安区的摄影棚。 
  但是,效果很令贺总失望:刘原无论如何都流露不出过去那份“匪”气了,倒是细如发丝的书卷气不经意间就流露了出来。贺总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道:“刘先生,你的酷到哪儿去了?我们需要你的匪气。” 
  这次失败事件非但没扫刘原的兴,反而使他本人高兴万分。他兴高采烈地抱起香梅旋转起来,激动地说:“一年前你跟着一个‘土匪’跑出家乡,再过一年,你带着一个‘大学生’回家去。” 
  这时,贺总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一边听着那位神秘的老板的指令,一边用怪怪的眼神望着不远处的两位年轻人。最后,贺总轻声答了一句:“好的,我随后就安排。” 
  一个星期后,香梅失踪了。 
  4 最后的“匪”气 
  香梅对刘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没有香梅的日子里,刘原的整个精神世界都是灰暗的。他不明白香梅为什么失踪?她有什么理由要失踪?为了寻找香梅,他向学校请了假,不惜本钱打印了成千上万张寻人启事,专门雇人将寻人启事贴满深圳的大街小巷。不到四个月,等炎热的夏天到来时,刘原不仅花光了全部积蓄,重新囊空如洗,而且扼杀了刚刚萌芽的书卷气。当然,那股“匪”气还没有苏醒过来,目光里却多了一层因长时间苦苦地寻觅而积淀下来的“凶光”。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6)   
  生存是第一重要的。 
  在没有钱的日子里,他开始为活路而奔波。他谋的第一份职业是为一家个体书店当直销员。但是,没干几天,店老板将两百元钱塞给他,不再聘他了。 
  刘原自忖自己没做错什么,疑惑地问老板:“为什么解聘我?总得有一个理由吧?” 
  “因为……因为……”老板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却终于忍住不说,反而从腰间又掏出一百元塞到刘原手里,将他推出了书店。 
  站到大街上的刘原,仰望天上灼热的阳光,任随刺目的光芒伤害着他的双眼。 
  真是祸不单行,还没等他从“为什么解雇我”的思考中回过神,一位年轻女人突然间撞进他怀里。紧跟着,便是那位女人尖利的嚷叫声:“流氓!流氓……” 
  等他真正看清那位女人时,已经是在当地的派出所里了。刘原被警察强制坐在一把铁椅上,双手与椅背反铐在一起。那位年轻女人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她被刘原骚扰。 
  警察问道:“他抢你什么东西了吗?” 
  在刑法上,骚扰与抢劫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犯罪性质:骚扰多以治安处罚了事,抢劫则意味着坐牢甚至丢掉脑袋。 
  那年轻女人坚决地摇摇头,一口咬定刘原的意图“不在抢劫,而是骚扰”。 
  “天地良心,”刘原急红了双眼,“我根本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骚扰你?” 
  “不许胡说。”警察威严地大喝道,“难道要认识才骚扰吗?” 
  第二天,刘原被释放了。 
  那位警察说:“放你不是因为你没罪,而是我们没有找到你犯罪的证据。” 
  接二连三的变故完全打乱了刘原的生活规律。问题是,所有的变故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都是他理解不透的。他还只有二十一岁,尽管他有过七年的牢狱生活。一位乡间小偷的犯罪经验,怎么敢到繁华特区来班门弄斧呢?何况他根本不愿走回头路。 
  等他回到出租屋时,一辆白色微型面包车已经等候多时了。 
  如同浪迹天涯的游子见到了亲人一样,当刘原将这几个月莫名其妙的变故细说给贺总听后,贺总心疼地张开双臂,将刘原紧紧地搂入怀中,嘴里连连责备道:“你呀你,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我是你在特区的朋友啊!” 
  刘原又一次回到了摄影棚。 
  在重新成为形象代表前,他提了一个要求:将背景里面的红枫叶换成密密绽放的蜡梅花。 
  这段时间,刘原的表演是空前绝后的成功:当一张接一张冠名为《孤独的狼》系列形象代表的相片又一次光芒四射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时,熟悉这位男形象代表的受众们惊讶地发现,在缺少了那位流淌着满身乡情风韵的女形象代表的照片上,这只“孤独的狼”出现在一片他们完全陌生的黄灿灿的蜡梅花前,做着那个他们十分眼熟的孤傲地扯起衣领遮住嘴角的动作,板着一副冷傲的面孔。在冷气逼人的画面中,一股若隐若现的“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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