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三国演义经营谋略-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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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表现随机应变的例子还很多，曹操拔刀行刺董卓，被发觉后借物随机，顺势改为献刀；曹操马惊踏农田，灵机一动来了个“割发权代首”等，无不闪烁着随机应变的智慧之光。《三国演义》还有人竟以这方面的专家自居，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庞统。当孙权问他：“公平生所学，以何为主”时，他不无得意地回答：“不必拘执，随机应变”。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高层次的管理者必须具备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因为低层次的管理者主要对上级的决策负责，而高层次的管理者却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必须学会管理变动。
应变是闪烁着才能、机智、胆略之光的高超艺术，好比曹操的“割发权代首”，人们尽可以驰骋自己的想象，但是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惟有曹操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才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两全其美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一种极富个性的艺术表演。可见，应变没有统一的模式可循，没有固定的规律可依。随机的“机”是多种多样的：有天时，有地利，有人物，有事件，有情况，有势态，……应变的“变”也是千姿百态的：可以迎难而上，可以另找新路，可以寻求支援，可以等待时机，可以顺水推舟，可以置之不理……。究竟如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里的共同点在于，都需要快速灵活的反应，都需要急中生智和临场发挥。
应变的艺术虽然妙不可言，但也不是九天上的烟云，不可企及和获得，它来自一个人广博的知识，卓越 的见识，乐观的个性，非凡的性格，尤其需要长期的实践锻炼。当刘备和刘璋翻脸时，庞统很快就指出三条可供选择的计策，这是他经验、才智在一瞬间表现出的合力。他早以才学著称于世，并且在赤壁大战和耒阳县当县令期间，得到了实际的锻炼。
7、好谋无断酿悲剧
——高层次的管理者需要具备决断能力
在“三国”人物中，袁绍是好谋无断的典型。当他刚起兵不久，他的主要谋士沮授就建议他：“今州城初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 （聚集军事力量）以讨不庭（不向邺城称臣的人），谁能御之（阻挡）！”袁绍的另外两个谋士郭图、淳于琼反对说：“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动不动就得上表请示），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这正好迎合了志大才疏的袁绍的心理，得到他的采纳。结果曹操抢先一步，把皇帝劫持到许都，使袁绍陷入政治上被动的地步。《三国演义》中还有两个情节。当曹操带领20万大军，兵分五路到徐州攻打刘备时，刘备致书袁绍向他求救，袁绍的谋土田丰提出乘虚袭击许昌的建议。袁绍却为小儿子生了疥疮而愁得“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心灰意懒地叹道：“我将死矣”，“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决意不肯发兵。气得田丰以杖击地，跺脚长叹：“遭此难遇之时，乃以婴儿之病，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第24回） 在官渡大战之前，许攸根据曹操后方力量薄弱的情况，又一次提出袭击许都的方案，同样被袁绍拒绝（第34团）。就这样，袁绍总是象出洞的老鼠一样，东张西望，犹豫不决，丧失了许多本来可以夺取战略性胜利的大好时机，让曹操从容不迫地实施自己的一个个方案，直至最后消灭自己。
与袁绍无独有偶的另一个笨伯叫何进，《三国演义》 开篇不久就描写了这位宫廷政变中的悲剧人物。当时他执掌着朝廷大权，剪除一小撮宦官本是小事一桩。但仅仅由于他妹妹何太后的阻拦，他就束手无策，下不了决心。这时袁绍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秘密召集外地将领举兵进京，逼迫何太后诛杀宦官。主薄陈琳表示反对，他建议何进当机立断，迅速行动。如果召来外兵，等于引狼入室。曹操认为问题更简单，把几个为首的宦官抓起来，交给狱吏审明罪行，依法严惩就行了，“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 对于这些意见，何进不认真分析，反而斥陈琳的意见是“懦夫之见也”，说曹操的主张是“怀私意”，唯独对袁绍的“引狼入室”的建议倍加赞赏，夸曰“此计大妙”，并星夜派人往各镇引兵，造成了不堪设想的后果。当时的凉州刺史董卓，早已对中原地区虎视耽耽，怀有吞并的野心，得诏后正中下怀，乘机率兵入关。御史郑泰又一次劝何进：“董卓乃豺狼也，引入京城，必食人矣。”何进回答：“汝多疑，不足谋大事。”卢植也反对道：“植索知董卓为人，面善心狠，一入禁庭，必生祸患。不如止之勿来，免致生乱。”对于这些正确的意见，何进仍然充耳不闻。于是郑泰、卢植弃官而去，朝廷大臣跟着去者大半，以示反对。昏庸无能的何进仍不知醒悟，竟派人到渑池迎接董卓。没过几天，何进召董卓等进京的消息果然泄漏，十常侍先下手为强，把何进赚到宫里，关起门来砍为两段。何进部将便在宫门外放起火来，袁绍、曹操带兵攻入宫中，不分青红皂白，见到宦官及其家属便杀，“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场外戚与宦官的厮杀刚刚结束，董卓便乘两败俱伤之机；轻而易举攫取了朝廷大权，并纵兵在洛阳奸淫掳掠；到处烧杀，百姓纷纷逃难，繁华的洛阳被践踏得残破凄凉。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军阀混战益演愈烈；正如曹操曾预言的：“乱天下者，必进也。”何进当断不断，断而有错，不仅自己受其乱，而且开启了数十年战乱的祸端。
历史的教训，值得现代的管理者深刻反思；他警示人们，管理者必须敢于决断，善于决断。管理者的决策总是针对着一定时空和一定条件的。这不仅要求决策方案的制定要有创造精神，而且要求决策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要讲究时效。同一个方案，早制定、快实施，可能得到巨大的效益；晚制定、慢实施，就可能减少效益；甚至适得其反，因为它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凭借。
迅速的决断不仅可以抓住最好时机，而且可以冲破传统的消极观念，教育那些暂时不理解者，极大地动员下属的热情，坚定下属实施方案，争取胜利的决心。要使别人坚定，首先得自己坚定。决策者在关键时刻模棱两可，优柔寡断，就要涣散下属的情绪，瓦解队伍的士气。
“敢断”、“善断”来源于决策者的魄力和鉴别力。大事当前，如果象袁绍，何进那样，缺乏进取精神，没有独立的见解和判断力，就会畏首畏尾，逡巡不前，就会人云亦云，成为下属意见的“墙头草”，沦为别人意见的俘虏，糊里糊涂地铸成大错。
8、“非学无以广才”
——高层次的管理者要具有“T”型战略性知识结构对于一个高层次的管理者，除了具备上述几种能力之外，还应该掌握制定决策方案本身的具体本领。
一是运用先进手段和掌握决策技术的能力。决策既是一种科学，是由原理、理论、体制、程序等综合而成的系统整体；又是一门技术，需要运用科学的手段，借助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现代的决策行为。作为一个决策者，应该掌握有关的决策技术，了解决策所使用的手段和工具。
二是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能力。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决策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选择目标和行动方案的认识过程。决策的对象，不论是社会、军事，还是生产经营，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涉及多方面领域，体现种种属性和特点，尤其是具有丰富感情和心理活动的人的参与，更增加了系统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动荡性。了解决策对象的各个要素，认识系统本身，是正确决策的基础。作为认识过程，决策首先需要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刻的理解能为；其次需要准确的判断能力，深入的分析能力，横向综合把握整体的能力；还需要辩证思维、抽象研究，从而揭示客观事物规律的能力。此外，它还要求具备清晰的表达能力，包括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明快的写作能力，以便准确、高效地传递信息和动员下属。
上述种种能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实践。其中知识是决策能力的基础。决策者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才能视野开阔，才能综合分析，才能联想，才能发挥。
《三国演义》所塑造的高明决策者，在当时历史的层次上，都是好学不倦、博学多才的典型。
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他预测未来，决策定计妙不可言，真是“盖天下一人也” 。他的本领，正如他在第l09回里致曹真的信中所说的：“窃谓夫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眩耀如三光。预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期会，揣敌人之短长。”他的知识，正如他在第46回中对鲁肃所说的：“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这些虽有文学家的艺术渲染，但也是以生活的真实作为依据的。从现有的《诸葛亮集》里可以看到，诸葛亮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兵书器械、农工计算、医卜星相等，都相当精通，多有所著述。他何以如此多才多能？在《诫子集》里写道：“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可见，这是他长期专心致志、刻苦读书的结果。而且，他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学以致用，即为了“治性”、“接世”。他不仅要做辩士，而且要做豪杰；不仅要成为博学家，而且要成为实干家。他学习的方法是“独观其大略”，反对“务于精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即不主张采取拘泥一家的纵向式方法，因而做到了涉猎广，领会深，有独到见解，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为我所用，有所创新。他在《论诸子》一文中，曾以寥寥数语，精辟地褒贬了百家之学：“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秦）、张（仪）长于弛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诸葛亮集》）在这里，他所评论的，既有先秦时代的老子，商鞅、苏秦、张仪，白起等人，又有稍前于他的哀帝时以敢谏闻名的丞相王嘉，还有他同时代的那个曾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许劭（字子将），从而使他能取人之长，避人所短，成为智慧、道德的一代楷模。正是根据以上事实，《三国演义》的作者才创作了“舌战群儒”这场精彩的好戏。当严畯以挑战口气问诸葛亮“治何经典”时，诸葛亮回答：“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批驳得严畯低头丧气而不能对。当程德枢讥笑他：“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时，他痛快淋漓地斥责了那种“惟务雕虫，专于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不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小人之儒”，指出这种人“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正如毛宗岗在这里所批注：“看低天下多少文人，学土。”诸葛亮的勤学，善学，使他独步云霄，技压群芳，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子。
吕蒙是继周瑜、鲁肃之后，东吴最突出的一员将领。他曾为孙权、鲁肃屡出良谋，特别是乘关羽北上围攻樊城时，决策、指挥了偷袭荆州的战斗，为东吴夺回了长期费尽心机与刘备争夺，并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荆州，拔掉了东吴的眼中钉——关羽。孙权曾夸他：“设计定谋，立取荆州，胜子敬（即鲁肃），周郎多矣！” 但是据史书记载，这个吕蒙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高明，他的长进与读书学习有着很大关系。他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后来投靠姐夫入伍打仗，作战非常勇敢，立了不少战功。在征黄祖一战中，表现尤为突出，被孙权提拔为横野中郎将，赐钱万千。他满足于自己的作战经验，仍不注意学习，一些人不免看不起他。孙权针对这种情况，劝他读点书。孙权说：读书才能求得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进步。可吕蒙推托军队里事情太多，每天忙不过来，没有时间读书。孙权进一步开导他说�
